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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大管家”

作者:张晶晶 来源:中国科学报  日期:2017-12-22

为真实全面展现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收集保存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宝贵资料,特邀请您向采集工程捐献实物资料,具体包括传记资料、证书类资、信件类资、手稿类资、著作类资料及其他与学术成长过程相关的各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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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大管家”

作者:张晶晶 来源:中国科学报 日期:2017-12-22

张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首席专家。

作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的首席专家,张藜对于“采集工程”的感情尤其特殊。从2009年底参与以来,“采集工程”已经成为她工作和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

第一次的遗憾

追溯起张藜与口述史的渊源,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口述史的工作,在科技史界起步比较晚,如果说比较大规模的开展,可能还是在90年代以后。从我自己来说,当初开始对口述史感兴趣,是因为硕士论文研究美国20世纪中期无机化学史,那时很难获得原始资料,只能够通过阅读已发表的化学史论文。”

当现有资料无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学术研究需要之后,张藜开始找到老科学家获得一手资料。“第一次尝试是我读完研究生、留在科学史所后,那时候我的导师柳大纲先生还健在,三四十年代他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1987年的夏天我去三里河请教他时,就想请他讲讲在中央研究院的那段经历。其实有不少文献保存下来,但是我总觉得他能讲出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那时候我不懂如何做口述史,所以那次访谈是很失败的——不是一种有准备的访谈,再加上那个时候柳先生已经80多岁了,而我才20岁出头,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所以只是很忐忑地提了几个问题,根本不懂如何深入挖掘,而且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不够,根本就问不出来。现在想起仍会觉得很遗憾,而且觉得自己真是无知者无畏。”

这是张藜进行的第一份口述史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下意识的,只是为了单纯地了解去做访谈。”

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口述史的研究者,是在2000年以后。张藜回忆说,那时自己的研究方向已从民国化学史转到了当代科学史。此时对于口述史,她开始有了一些理论性的思考,开始研读口述史的方法论。

挑战自我的“采集工程”

最初受科协之邀参与“采集工程”时,张藜并没有想到这项工作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也没想到会持续规模那么大。”

张藜最初接受的只是采集工作流程等基础文件的起草工作,没想到最终却成为整个“采集工程”的负责人之一。“第一年51个小组的筹建和管理全部是由我和罗兴波来负责的,与每一位科学家沟通、征求意见,物色和组建采集小组,要做大量工作。让我的硕士生给老先生打电话,他们怎么打?!只能是我自己一位位联系。”

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看,她甚至觉得能有效启动10个小组就不错了;但作为一个管理者,10个显然达不到规模,无法形成影响力。

“当时我的上限是20位,没想到后来要求的是50位。因此大量的工作,其实是花在了日常的业务指导和沟通、组织管理上。”

当带领第一批采集小组正在摸索中、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张藜的母亲被医院误诊。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夜里在医院陪床,白天要联络和沟通分散在全国多地的采集小组。第一批采集小组的中期评估,就是在这段日子里进行的。中评完成之后,张藜和她仅有的两位团队成员心里有了底。

2011年10月,第一批采集小组结题之时,评委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时候,蒋锡夔先生的儿子把一套完整的手稿捐赠给了“采集工程”,其中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记,极其珍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科学家年轻时是怎么来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怎么样来理解科学与个人前途以及国家、民族的关系。第一批采集小组能够获得这种成绩,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宽慰。”

在结题会议上,张藜潸然泪下,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在第一批采集小组成员中流传。 “那一年过得高度紧张,如果没有经历过是无法想象的。”

意外之收获

尝到了规模化的甜头,“采集工程”开始挑战每年100组,这意味着转过年来要同时管理200组。“还有第一年做得不好的、没能结题的。但是好在慢慢摸索了一些经验和方法,工作机制也越来越完善,特别是中国科协动员了系统内的力量,逐步增加了北京市科协、上海市科协等省市科协作为管理方,我们就不需要直接面对100个小组了,而是起一个核心的指导作用。”

随着不断的磨合、调整,“采集工程”稳步推进。总结经验,张藜感慨说,如果不是这些年在“采集工程”领导小组的支持和信任下保持对学术规范的高要求,可能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果。

关于宣传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张藜表示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就‘采集工程’的初心而言是保存共和国科技发展的珍贵史料,但这个工作既然做了,就需要让它传播给更多的人。所以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想要做一个阶段性的采集成果展。”

事实证明这些珍贵的资料对大众具有很高的吸引力。“最初我们只是想以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那一代科学家资料做一个小型的展览,来展示“采集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后来越做越大,最后扩展为完整的百年来中国科学家群体从无到有发展历程的一个大型展览。在那次展览之前,我的研究都是给少数同行看的,但那次展览将我自己的、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展示给了大众,这是科学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口。而且也可以弥补很多现有制度内教育内容的不足,比如我现在给本科生上课时会讲这方面的内容。”

这对于张藜来说是“采集工程”的另外一个收获,“现在对于年轻学生来说,知识的获取已经不是问题了,如果能够再拥有人文情怀,拥有历史的视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生活、看待社会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无论是对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对未来发展的追求,都将是有益的。”

《中国科学报》 (2017-12-22 第6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