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中国科协通知我,我入选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将要把我的科研工作资料和其他有关工作资料收集并存档。对此,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愧。喜的是我几十年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原始材料,如果把它们处理掉,总觉得有点可惜和不舍,现在有了妥善和理想的归宿;采集的除科研原始材料以外,还有其他有关的经历材料,也可以保存起来。所以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又感到很惭愧,我的贡献很小,居然获得条件优越的安排;既感幸运,又感愧疚。
接到中国科协通知以后,我们成立了由贾东梅、肖林、刘天玉和我本人的4人采集工程小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研究报告本来是请肖林副教授编写的,他非常认真地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花了很大力气做这项工作,并已为此工作了半年以上,写了差不多按他原计划一半以上的内容,近5万字初稿。但是,到2014年2月,肖林联系好去英国作学术进修、深造的申请,已经被批准,他应该尽快去英国。我就主动地跟肖林讲,请他把研究报告的写作停下来;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其他学术活动的关系,我熟悉了我的浙江大学熊家钰校友,我向熊先生提出邀请,并且把肖林的半部样稿也送他参阅,希望由他来写作这份研究报告,他高兴地答应了。
熊先生和我讨论了研究报告的大体框架和章、节名称,提出用“究脑穷源探细胞”这样7个字作为研究报告的书名,我欣然同意了。我感觉这7个字比较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我的科研工作特点。“究脑”是因为我年轻时就对神经系统和脑有兴趣,以后在前辈的指导下进入了这个领域,主要是张香桐、朱鹤年、冯德培和卢振东诸位先生,我自己也动脑筋考虑脑活动机制方面的问题;后来又进入到甾体激素对神经元作用机制的研究,这就是“穷源”了,这方面,我的老伴徐仁宝教授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甾体激素作用的知识;由于机制研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神经细胞接受激素的过程,这样也必然牵涉到一些细胞生物学问题,进入该领域,这就是“探细胞”了。我虽然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细胞生物学门外汉,但既然进去了,也就对它发生了兴趣,所以,以后扩展到提出来想做单分子研究,也做了一点点;再晚一些,又提了科学设想,认为应该做大分子的定位、定量问题,后来提出“精确细胞生物学”的设想。我想,这7个字的描写,比较适合我的情况。
我经常设身处地为熊先生着想,他一定为写书花费了大量精力。纵然肖林所写的半部样稿和我对他的工作介绍,使他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脑科学和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科学内容,但总体上说来,他是重起炉灶。熊先生是一位学工科的人,他能够清晰地描写出脑科学和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科学问题,是很不容易的,我向他致谢。
采集工程从2012年6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我自己尽了力量,做了原始资料的分类,讨论工作框架等工作。特别是,我们小组的其他3位:贾东梅、肖林、刘天玉,他们为采集工程费了很大力气,贾东梅和刘天玉两人还为此出差到杭州、北京,进行采访;这其中,贾东梅所付出的精力更多。我对她(他)们表示深切感谢。还有为数更多的朋友、同事、同学,他(她)们为采集工程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采集工程也麻烦了其他许多工作人员,他们为采集工程做录像,把视频材料变成文字材料,提工作建议,等等。对于他们所作的努力,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2年3月,中国科协通知我,我入选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将要把我的科研工作资料和其他有关工作资料收集并存档。对此,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愧。喜的是我几十年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原始材料,如果把它们处理掉,总觉得有点可惜和不舍,现在有了妥善和理想的归宿;采集的除科研原始材料以外,还有其他有关的经历材料,也可以保存起来。所以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又感到很惭愧,我的贡献很小,居然获得条件优越的安排;既感幸运,又感愧疚。
接到中国科协通知以后,我们成立了由贾东梅、肖林、刘天玉和我本人的4人采集工程小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研究报告本来是请肖林副教授编写的,他非常认真地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花了很大力气做这项工作,并已为此工作了半年以上,写了差不多按他原计划一半以上的内容,近5万字初稿。但是,到2014年2月,肖林联系好去英国作学术进修、深造的申请,已经被批准,他应该尽快去英国。我就主动地跟肖林讲,请他把研究报告的写作停下来;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其他学术活动的关系,我熟悉了我的浙江大学熊家钰校友,我向熊先生提出邀请,并且把肖林的半部样稿也送他参阅,希望由他来写作这份研究报告,他高兴地答应了。
熊先生和我讨论了研究报告的大体框架和章、节名称,提出用“究脑穷源探细胞”这样7个字作为研究报告的书名,我欣然同意了。我感觉这7个字比较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我的科研工作特点。“究脑”是因为我年轻时就对神经系统和脑有兴趣,以后在前辈的指导下进入了这个领域,主要是张香桐、朱鹤年、冯德培和卢振东诸位先生,我自己也动脑筋考虑脑活动机制方面的问题;后来又进入到甾体激素对神经元作用机制的研究,这就是“穷源”了,这方面,我的老伴徐仁宝教授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甾体激素作用的知识;由于机制研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神经细胞接受激素的过程,这样也必然牵涉到一些细胞生物学问题,进入该领域,这就是“探细胞”了。我虽然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细胞生物学门外汉,但既然进去了,也就对它发生了兴趣,所以,以后扩展到提出来想做单分子研究,也做了一点点;再晚一些,又提了科学设想,认为应该做大分子的定位、定量问题,后来提出“精确细胞生物学”的设想。我想,这7个字的描写,比较适合我的情况。
我经常设身处地为熊先生着想,他一定为写书花费了大量精力。纵然肖林所写的半部样稿和我对他的工作介绍,使他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脑科学和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科学内容,但总体上说来,他是重起炉灶。熊先生是一位学工科的人,他能够清晰地描写出脑科学和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科学问题,是很不容易的,我向他致谢。
采集工程从2012年6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我自己尽了力量,做了原始资料的分类,讨论工作框架等工作。特别是,我们小组的其他3位:贾东梅、肖林、刘天玉,他们为采集工程费了很大力气,贾东梅和刘天玉两人还为此出差到杭州、北京,进行采访;这其中,贾东梅所付出的精力更多。我对她(他)们表示深切感谢。还有为数更多的朋友、同事、同学,他(她)们为采集工程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采集工程也麻烦了其他许多工作人员,他们为采集工程做录像,把视频材料变成文字材料,提工作建议,等等。对于他们所作的努力,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