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意外滞留还有另外一个插曲，使韩济生的研究与在美华裔针灸师们的命运有了一个交集。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出现针灸热时，针灸诊所大量出现，很多华裔迅速转行学习针灸，针灸师队伍良莠不齐，为后来针灸在美国的坎坷道路埋下了伏笔。1972年，组约第一个“针灸中心”在曼哈顿挂牌开业，不到一周，就接到了八千多个预约电话。当时一般的西医诊所每天只能看十几个病人，这么多人预约扎针灸引发了美国医学界和医疗管理部门的担忧。面对突如其来的“针灸危机”，纽约医学会连日开会讨论对策，决定对组约医疗管理和执法机构施压，修改法规条例，将“针灸”纳入“医学治疗”。这样一来，针灸的消费者就成了“患者”，没有医疗专业执照的人扎针就成了“非法行医”。接着，组约就出现了执法人员大批逮捕针灸师、查封中医诊所的事件。期间，加州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在此背景下，韩济生的到来给当地的针灸医生们带来了希望。

“谢伯了解到我是从事针刺原理研究的，喜出望外，问我是否能给旧金山（大埠）地区的针灸医师做一次学术演讲。我心想这有何难，欣然允诺。殊不知语言问题引发了困难。该地区针灸医师都讲粤语不讲普通话，也不熟英语。而我恰好相反，能讲普通话和英语，不懂粤语。情急之下，谢伯找了一位懂英语和粤语（不懂普通话）的华侨，把我讲的英语译成粤语。大家听完报告后热情高涨，说“请把你的论文留下，我们要把你的论文精装保存，以后如果还有人说针灸不科学，我们就用你的论文给以反击”。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一次次温暖热情的握手，点燃了我内心的自豪感。我真想立即用这切身感受告诉在北京的同事和学生们：我们的努力和辛苦没有白费！

谢伯为了表示对我演讲的谢意给了我八十美元。我用一美元在家“garage sale”（在自已的车库把家里不用的物品半送半卖）买回一个水晶果盆作为此行的纪念品，把余下的七十九美元放在谢伯家卧室的台灯座下。过了机场安检门，我叮嘱谢伯回家检查一下台灯。我一回到北京，就接到谢伯的越洋电话:“你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大陆学者，体会真深啊！”

走出国门，是韩济生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一步。在波士顿的演讲，让他受到了鼓舞，只要能做出科学可靠的针灸研究，就能说服国际同行。在金山，华裔针灸师们的热泪，更加让他感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基础研究对针灸在海外的推广是有帮助的。总之，要得到国际上的尊重，只有凭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