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局(九局)，李觉任局长，负责核武器的研制和基地建设。7月，二机部成立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称九院)。实际上，九所要进行的许多研究，在原子能所都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九所刚成立的时候，有些主要的骨干如唐孝威、胡仁宇等就在原子能所的2室实习，由何泽慧指导。何泽慧认为，两个单位是一家人，不用分彼此。
起初，中国将核武器从理论到实物的掌握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拒绝提供承诺的原子弹教材和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正在开展的尖端技术项目处于困难境地，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核武器研究。在党中央“大力协同，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原子能研究所全力转入支援原子能工业的阶段，不仅输出大量人才，还承担起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
九所成立伊始，负责选材的钱三强就将原子能研究所乃至科学院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推荐到九所。对于原来何泽慧手下的人，钱三强也量材而用，推荐了朱光亚和于敏等“大将”。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无论是留学归国科学家，还是国内各高校毕业生，都义不容辞地接受任务，为中国的核事业甘愿奉献一切。
1957年，年仅33岁的朱光亚(1924 —2011)经钱三强推荐，来到原子能研究所，担任中子物理室的副主任。在中子物理室，他与年长的常务副主任何泽慧，工作关系很协调，也受到青年人的爱戴。同时，朱光亚还担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1959年，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调离前夕，这位老部长对钱三强说：“我要走了，有件事放心不下。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是一位将军，大批科学家要来工作，在将军与科学家之间，应该有一位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的人。三强同志，对于这样一位人选，请你考虑一下。”一个星期后，钱三强在党组会议上提出建议，由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谈到为什么推荐朱光亚时，钱三强列举了几条理由，其中能团结人是一个主要的优点，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因而他可以调动整个研究室的力量，支持新成立的研究机构。
1960年秋，在确定氢弹理论研究人选时，何祚庥和黄祖洽都向钱三强推荐了于敏。钱三强认为于敏人才难得，应该推到副组长(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副组长)的位置上。当时，于敏配合何泽慧工作。何泽慧需要于敏，放不放他，也是说不准的。钱三强不愿用行政命令手段调整人选，觉得要于敏调动，还得尊重何泽慧的意见。他交代何祚庥：“小何，你去何泽慧那里说说。”何祚庥去找何泽慧。结果自然是圆满的，何泽慧欣然应允。按照常理，作为原子能研究所实验中子物理的负责人，何泽慧完全有资格参与到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在推荐了王淦昌、彭桓武后，钱三强也推荐了何泽慧。令人意外的是，不但何泽慧没有去成，钱三强还引来不少非议，他被认为是试图进一步把持九所，“手伸得太长”，从而遭到多位部领导的反对。实际上，自1958年起，钱三强不少书生气的言论就得罪了二机部的不少领导，受到过三个回合的批判。就推荐何泽慧事件，彭桓武后来曾有过评论：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中国决定要自力更生，调一些专家顶替补充苏联专家，当时包括王淦昌、何泽慧都被推荐了过去。钱三强推荐何泽慧不太适合于传统的观念，好像是作为他的老婆去的，这个观念的出发点就是女科学家不如男科学家。其实钱三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推荐的全是有才干的。但最后这事就没被接受，所以她就没有算到搞“两弹一星”的那个研究所去。
彭桓武还讲，钱三强不是私心，何泽慧应该到九所，她很适合到九所。当时核武器研制基地有些在戈壁滩，环境很苦，尽管孩子小，钱三强还是推荐了她，完全是出于公心。然而不同的视角往往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说，何泽慧没有去成九所，反而让钱三强背了个大黑锅，实在冤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三天后，钱三强就被派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并接受锻炼和教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四清”期间，暂用名“徐进”。不仅如此，所谓何泽慧和钱三强的“四大金刚”，2室几个小组的组长，丁大钊、黄胜年、顾以藩、孙汉城都受到批判并被下放。钱三强和得意弟子们都下放走了，剩下了孤独的何泽慧。她虽然对有些做法也很反感，但仍然要继续为氢弹的研制贡献力量。为开展氢弹的预先研究，早在1961年初前后，原子能研究所就成立了轻核理论组和轻核反应实验组。轻核反应实验组(代号2-9)由何泽慧主持的中子物理室归口管理，专门从事轻核反应研究，组长先后由蔡敦九和丁大钊担任。
这一小组的重要性在后来的氢弹科研攻关中体现出来了。1965年1月，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的邓稼先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所记载的氘和锂反应截面的数据与美国的很不一致，该数据对选择氢弹技术路线具有重要意义，涉及于敏曾经研究过但已经被否定的一个理论模型能否“起死回生”。2月13日，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将氘和锂各种同位素反应截面的测量任务下达给原子能研究所，这项绝密紧急任务代号“35#任务”，要求通过系统测量氘和锂各种同位素的核反应截面来核对文献数据。刘西尧副部长成功心切，引用毛主席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求在第二季度先提供一部分数据。
为此，研究所把它当作最紧急的政治任务，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从1分室、2分室共抽调了业务骨干30人(后扩大到50人)，组成以副所长何泽慧为业务指导，党总支书记吕广义为政委的35#突击队。当时的困难在于丁大钊、孙汉城等科研骨干已被下放，好在工作本来有基础，下面还有些人也能挑起担子。实验工作由毛振麟、蔡敦九、徐永昌、曾乃工、洪润生等分工负责，将全所四台加速器和三台多道分析器集中管理，全力配合实验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何泽慧率领科技人员在丁大钊曾进行过的关于轻核反应的科研工作基础上，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完成了这两个轻核的入射粒子能量从20—600keV的六个反应道截面数据的系统测量工作，这是平时需要用两三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彭桓武对此评价说：
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让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就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当时组织了包括何泽慧专门组织一些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做，几个月做出来了。原来的数据不对。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于敏对结果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热核武器技术途径的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35#任务的完成，使我国有了自己可靠的实验数据，澄清了当时数据的混乱，为我国早期的氢弹技术途径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数据。
然而，可能因不满于上级的一些部门调整方案，以及得力干将们的靠边站，在任务总结报告时，据说何泽慧“拂袖而去”。她也没有再负责后续的35#-2任务，而是由杨桢等人组织。有人感慨：“自从政治运动开始以后，业务上、技术上的东西常常变成随着政治潮流而动的东西。”
此外，何泽慧还领导、组织了其他核数据测量任务以及解决核武器研制与现场测试中的一些重要技术课题。在核潜艇研制中，2室人员也为核潜艇的中子屏蔽做了大量实验。
1965年6月，钱三强完成在河南的“四清”回到北京，所里早已实行党委负责制，“两弹”也没有了他的任务。不久，何泽慧也“积极要求”，被派往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运动。一次晚上差点煤气中毒，是老乡们把她救出来。回来后不久，她的2室主任被免去，仍保留了副所长职务。当时，钱三强屡次挨整，萌生了离开二机部回到科学院的想法。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党组改组为中国科学院院党委，钱三强被任命为院党委委员，但暂时仍保留二机部的工作。
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并宣布自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在最后一次核爆炸实验前夕，何泽慧、杨承宗、陈佳洱、汪德熙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了罗布泊。北京派专机把这些为祖国原子能事业和核武器研制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前辈请到这里，让他们亲眼看一看核试验场的壮观景象，为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里，何泽慧说：“我觉得，三强也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了。
(本文摘自《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刘晓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8年1月，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局(九局)，李觉任局长，负责核武器的研制和基地建设。7月，二机部成立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称九院)。实际上，九所要进行的许多研究，在原子能所都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九所刚成立的时候，有些主要的骨干如唐孝威、胡仁宇等就在原子能所的2室实习，由何泽慧指导。何泽慧认为，两个单位是一家人，不用分彼此。
起初，中国将核武器从理论到实物的掌握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拒绝提供承诺的原子弹教材和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正在开展的尖端技术项目处于困难境地，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核武器研究。在党中央“大力协同，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原子能研究所全力转入支援原子能工业的阶段，不仅输出大量人才，还承担起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
九所成立伊始，负责选材的钱三强就将原子能研究所乃至科学院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推荐到九所。对于原来何泽慧手下的人，钱三强也量材而用，推荐了朱光亚和于敏等“大将”。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无论是留学归国科学家，还是国内各高校毕业生，都义不容辞地接受任务，为中国的核事业甘愿奉献一切。
1957年，年仅33岁的朱光亚(1924 —2011)经钱三强推荐，来到原子能研究所，担任中子物理室的副主任。在中子物理室，他与年长的常务副主任何泽慧，工作关系很协调，也受到青年人的爱戴。同时，朱光亚还担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1959年，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调离前夕，这位老部长对钱三强说：“我要走了，有件事放心不下。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是一位将军，大批科学家要来工作，在将军与科学家之间，应该有一位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的人。三强同志，对于这样一位人选，请你考虑一下。”一个星期后，钱三强在党组会议上提出建议，由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谈到为什么推荐朱光亚时，钱三强列举了几条理由，其中能团结人是一个主要的优点，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因而他可以调动整个研究室的力量，支持新成立的研究机构。
1960年秋，在确定氢弹理论研究人选时，何祚庥和黄祖洽都向钱三强推荐了于敏。钱三强认为于敏人才难得，应该推到副组长(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副组长)的位置上。当时，于敏配合何泽慧工作。何泽慧需要于敏，放不放他，也是说不准的。钱三强不愿用行政命令手段调整人选，觉得要于敏调动，还得尊重何泽慧的意见。他交代何祚庥：“小何，你去何泽慧那里说说。”何祚庥去找何泽慧。结果自然是圆满的，何泽慧欣然应允。按照常理，作为原子能研究所实验中子物理的负责人，何泽慧完全有资格参与到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在推荐了王淦昌、彭桓武后，钱三强也推荐了何泽慧。令人意外的是，不但何泽慧没有去成，钱三强还引来不少非议，他被认为是试图进一步把持九所，“手伸得太长”，从而遭到多位部领导的反对。实际上，自1958年起，钱三强不少书生气的言论就得罪了二机部的不少领导，受到过三个回合的批判。就推荐何泽慧事件，彭桓武后来曾有过评论：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中国决定要自力更生，调一些专家顶替补充苏联专家，当时包括王淦昌、何泽慧都被推荐了过去。钱三强推荐何泽慧不太适合于传统的观念，好像是作为他的老婆去的，这个观念的出发点就是女科学家不如男科学家。其实钱三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推荐的全是有才干的。但最后这事就没被接受，所以她就没有算到搞“两弹一星”的那个研究所去。
彭桓武还讲，钱三强不是私心，何泽慧应该到九所，她很适合到九所。当时核武器研制基地有些在戈壁滩，环境很苦，尽管孩子小，钱三强还是推荐了她，完全是出于公心。然而不同的视角往往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说，何泽慧没有去成九所，反而让钱三强背了个大黑锅，实在冤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三天后，钱三强就被派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并接受锻炼和教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四清”期间，暂用名“徐进”。不仅如此，所谓何泽慧和钱三强的“四大金刚”，2室几个小组的组长，丁大钊、黄胜年、顾以藩、孙汉城都受到批判并被下放。钱三强和得意弟子们都下放走了，剩下了孤独的何泽慧。她虽然对有些做法也很反感，但仍然要继续为氢弹的研制贡献力量。为开展氢弹的预先研究，早在1961年初前后，原子能研究所就成立了轻核理论组和轻核反应实验组。轻核反应实验组(代号2-9)由何泽慧主持的中子物理室归口管理，专门从事轻核反应研究，组长先后由蔡敦九和丁大钊担任。
这一小组的重要性在后来的氢弹科研攻关中体现出来了。1965年1月，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的邓稼先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所记载的氘和锂反应截面的数据与美国的很不一致，该数据对选择氢弹技术路线具有重要意义，涉及于敏曾经研究过但已经被否定的一个理论模型能否“起死回生”。2月13日，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将氘和锂各种同位素反应截面的测量任务下达给原子能研究所，这项绝密紧急任务代号“35#任务”，要求通过系统测量氘和锂各种同位素的核反应截面来核对文献数据。刘西尧副部长成功心切，引用毛主席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求在第二季度先提供一部分数据。
为此，研究所把它当作最紧急的政治任务，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从1分室、2分室共抽调了业务骨干30人(后扩大到50人)，组成以副所长何泽慧为业务指导，党总支书记吕广义为政委的35#突击队。当时的困难在于丁大钊、孙汉城等科研骨干已被下放，好在工作本来有基础，下面还有些人也能挑起担子。实验工作由毛振麟、蔡敦九、徐永昌、曾乃工、洪润生等分工负责，将全所四台加速器和三台多道分析器集中管理，全力配合实验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何泽慧率领科技人员在丁大钊曾进行过的关于轻核反应的科研工作基础上，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完成了这两个轻核的入射粒子能量从20—600keV的六个反应道截面数据的系统测量工作，这是平时需要用两三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彭桓武对此评价说：
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让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就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当时组织了包括何泽慧专门组织一些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做，几个月做出来了。原来的数据不对。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于敏对结果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热核武器技术途径的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35#任务的完成，使我国有了自己可靠的实验数据，澄清了当时数据的混乱，为我国早期的氢弹技术途径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数据。
然而，可能因不满于上级的一些部门调整方案，以及得力干将们的靠边站，在任务总结报告时，据说何泽慧“拂袖而去”。她也没有再负责后续的35#-2任务，而是由杨桢等人组织。有人感慨：“自从政治运动开始以后，业务上、技术上的东西常常变成随着政治潮流而动的东西。”
此外，何泽慧还领导、组织了其他核数据测量任务以及解决核武器研制与现场测试中的一些重要技术课题。在核潜艇研制中，2室人员也为核潜艇的中子屏蔽做了大量实验。
1965年6月，钱三强完成在河南的“四清”回到北京，所里早已实行党委负责制，“两弹”也没有了他的任务。不久，何泽慧也“积极要求”，被派往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运动。一次晚上差点煤气中毒，是老乡们把她救出来。回来后不久，她的2室主任被免去，仍保留了副所长职务。当时，钱三强屡次挨整，萌生了离开二机部回到科学院的想法。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党组改组为中国科学院院党委，钱三强被任命为院党委委员，但暂时仍保留二机部的工作。
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并宣布自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在最后一次核爆炸实验前夕，何泽慧、杨承宗、陈佳洱、汪德熙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了罗布泊。北京派专机把这些为祖国原子能事业和核武器研制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前辈请到这里，让他们亲眼看一看核试验场的壮观景象，为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里，何泽慧说：“我觉得，三强也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了。
(本文摘自《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刘晓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