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的一部分，处于中国东南部森林区与西北荒漠区之间，呈带状从东北往西南延伸。北部从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起，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直达青藏高原的南缘，绵延4500多公里。
——李博：中国温带草原及其开发
1998年5月21日，匈牙利德布勒森。正在这里举行的第17届欧洲草地管理学术会议已进入会期的最后一天。
对于生态学家李博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忙碌的日子。在他的记事本上写着这一天的工作安排：“上午：继续开会，Poster,Workshop。下午：闭幕式，3点后闭幕。开始会后考察。”李博曾在临行前说过，去过东欧匈牙利这一片草原后，世界的草原他就走遍了。然而没有人会想到，这天下午，就在位于匈牙利和捷克交界的一个小镇上进行野外考察时，专注工作的李博没有留意到疾驰而来的列车，最终倒在这片他为之魂牵梦系了一生的草原上。在匈牙利，在他一直潜心研究的温带草原的另一端，他以这种方式永远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事业。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李博因公殉职的消息：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内蒙古大学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内蒙古科协名誉主席李博同志于5月21日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不幸逝世，享年70岁。
李博是著名生态学家，山东夏津县人，中共党员。50年代他从北京大学支边来内蒙古大学工作，为我国草原生态学科的创建和内蒙古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经历与学术贡献
李博（1929—1998)，草原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华北大学农学院（后合并改名为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后转农学系，1953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教研室。1954年起任李继侗教授的研究助教。
1959年3月，李博随李继侗教授赴内蒙古支边，而他与草原的不解之缘则开始得更早。1955年，李博跟随李继侗先生率领的考察队一同赴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考察，第一次踏上草原的经历让他开始对草原着迷，而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他所有的事业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的同事评价说：“他几乎到过内蒙古的每一个地方，走过许多没有人烟的地带，他是用双脚丈量过内蒙古土地的人。”他的妻子说他“从不管家务，但却亲自熬奶茶泡炒米让我们品尝，见我们吃得很香，他开怀地笑了。他言谈举止表明他的心灵深处早已对草原一见钟情。”而在儿女们眼中，他永远都是一个忙碌的人。
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是，每年夏季父亲总是在野外考察，一到秋季母亲和奶奶总是想尽办法贮存夏末购买的西瓜，那是父亲最爱吃的水果，盼望着他早日回家”“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总是很忙，母亲和奶奶总是尽量节省他的时间。只要父亲在家中，我们临睡前看见的都是他在伏案工作，醒来后看见他又已坐在写字台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0世纪50—60年代，李博先后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主持的水土保持、草原、土地资源、治沙等多种考察，研究了我国温带草原区与沙漠地区的植被类型和分布规律，进行了植被与草地资源评价，并且对草原植被生产力与蒸腾、降水的关系做了充分阐述。同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内蒙古草原的大面积调查及植被图绘制，填补了内蒙古草原研究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在参加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土地资源综合考察期间，李博主持植被组工作，以植被为指标评价土地资源与环境，并进行了生态分区。70年代后期，以植被作指标，通过对植被在不同草原典型区受外界环境、人为干扰的分析、研究，评价环境质量，成功地把植被研究成果引入环境科学，为环境评价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在这一时期，李博作为编写组副组长及主要执笔人之一，参与编写由吴征镒教授主持的《中国植被》一书，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植被分类系统，并首次概括了中国草原植被类型与分布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已为教学、科研、生产广泛引用。
20世纪80年代，李博将卫星遥感技术手段率先引入草原植被生态学领域，率先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干旱、半干旱区大范围草原调查、制图与资源评价等研究，从而完成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千米区域内的草场资源系列地图的编制，建立了内蒙古草场资源空间数据库，使中国草地资源调查、评价与制图方法、精度及学术水平迈入了一个新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李博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科学技术，成功地进行了草地估产、草畜平衡预报、草地灾害评估及草地资源动态监测研究，建立了我国北方草地资源动态信息系统，使中国草地资源信息管理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不仅推动了草原生态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为国土资源科学评价、服务于草原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李博为中国的草地生态事业奋斗了45年。在这几十年的征程中，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马不停蹄地工作，为中国草原生态学乃至中国生态学的发展进步不懈地努力着。他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生态系统管理思想，即尽可能地利用开发草原资源，以利于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建设，而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草原生态。因此，对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与学术思想加以追溯与研究，在学术与实际应用上具有双重意义。
从学术史意义而言，李博学术成长与学术思想之形成与发展发生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也成为草原生态研究这一领域本身发展历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生态学研究的亲历者，李博学术生涯中每一次重要的转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生态学乃至生态学思想史的演变：从早期的基础科学研究（如植物区分、生理生态、草地生产力等）转向综合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并与草原资源管理、利用相结合，以达到草场资源持续利用的最终目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即从传统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如植物区系、植被制图）扩展到数量分析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如卫星遥感、GIS的引入）。对于资源、环境领域的青年学者来说，无论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学术思想转变还是科学方法的扩充，都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社会史意义而言，无论是作为1949年以后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还是20世纪50年代赴边远地区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李博的学术成长经历尽管有其个人特色，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使得李博学术成长研究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形成的追溯，而更成为观察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角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李博学术成长经历也是特殊年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之关系的写照。正如李博之子李炜民在追忆父亲时所说：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优秀代表之一，无论是抱病赴边创建内蒙古大学的李继侗先生，还是响应号召跟随李继侗先生一同支边来到内蒙古的李博及其同事们，恰恰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对整个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或者说边远地区的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他们把很多领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张白纸，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学术地位和水平……这比国家资助多少经费，或者是援建一些这样那样的项目，贡献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从更为实用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实际问题之一。从领导者到普通市民，都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如何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是决策者与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博便已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作为学者出于学术角度的思考，更是对现实的极大关注。正如李博的学生兼助手王利民所说：
老百姓要吃饭，社会也要发展。作为政府管理来讲，需要从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来了解生态承载力到底有多大，到底对草原生态系统利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于使草原生态退化，也不至于让这个地区的发展停滞，同时又能让老百姓吃上饭，政府又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这种生态系统管理的思路对于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的一部分，处于中国东南部森林区与西北荒漠区之间，呈带状从东北往西南延伸。北部从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起，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直达青藏高原的南缘，绵延4500多公里。
——李博：中国温带草原及其开发
1998年5月21日，匈牙利德布勒森。正在这里举行的第17届欧洲草地管理学术会议已进入会期的最后一天。
对于生态学家李博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忙碌的日子。在他的记事本上写着这一天的工作安排：“上午：继续开会，Poster,Workshop。下午：闭幕式，3点后闭幕。开始会后考察。”李博曾在临行前说过，去过东欧匈牙利这一片草原后，世界的草原他就走遍了。然而没有人会想到，这天下午，就在位于匈牙利和捷克交界的一个小镇上进行野外考察时，专注工作的李博没有留意到疾驰而来的列车，最终倒在这片他为之魂牵梦系了一生的草原上。在匈牙利，在他一直潜心研究的温带草原的另一端，他以这种方式永远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事业。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李博因公殉职的消息：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内蒙古大学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内蒙古科协名誉主席李博同志于5月21日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不幸逝世，享年70岁。
李博是著名生态学家，山东夏津县人，中共党员。50年代他从北京大学支边来内蒙古大学工作，为我国草原生态学科的创建和内蒙古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经历与学术贡献
李博（1929—1998)，草原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华北大学农学院（后合并改名为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后转农学系，1953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教研室。1954年起任李继侗教授的研究助教。
1959年3月，李博随李继侗教授赴内蒙古支边，而他与草原的不解之缘则开始得更早。1955年，李博跟随李继侗先生率领的考察队一同赴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考察，第一次踏上草原的经历让他开始对草原着迷，而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他所有的事业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的同事评价说：“他几乎到过内蒙古的每一个地方，走过许多没有人烟的地带，他是用双脚丈量过内蒙古土地的人。”他的妻子说他“从不管家务，但却亲自熬奶茶泡炒米让我们品尝，见我们吃得很香，他开怀地笑了。他言谈举止表明他的心灵深处早已对草原一见钟情。”而在儿女们眼中，他永远都是一个忙碌的人。
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是，每年夏季父亲总是在野外考察，一到秋季母亲和奶奶总是想尽办法贮存夏末购买的西瓜，那是父亲最爱吃的水果，盼望着他早日回家”“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总是很忙，母亲和奶奶总是尽量节省他的时间。只要父亲在家中，我们临睡前看见的都是他在伏案工作，醒来后看见他又已坐在写字台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0世纪50—60年代，李博先后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主持的水土保持、草原、土地资源、治沙等多种考察，研究了我国温带草原区与沙漠地区的植被类型和分布规律，进行了植被与草地资源评价，并且对草原植被生产力与蒸腾、降水的关系做了充分阐述。同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内蒙古草原的大面积调查及植被图绘制，填补了内蒙古草原研究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在参加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土地资源综合考察期间，李博主持植被组工作，以植被为指标评价土地资源与环境，并进行了生态分区。70年代后期，以植被作指标，通过对植被在不同草原典型区受外界环境、人为干扰的分析、研究，评价环境质量，成功地把植被研究成果引入环境科学，为环境评价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在这一时期，李博作为编写组副组长及主要执笔人之一，参与编写由吴征镒教授主持的《中国植被》一书，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植被分类系统，并首次概括了中国草原植被类型与分布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已为教学、科研、生产广泛引用。
20世纪80年代，李博将卫星遥感技术手段率先引入草原植被生态学领域，率先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干旱、半干旱区大范围草原调查、制图与资源评价等研究，从而完成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千米区域内的草场资源系列地图的编制，建立了内蒙古草场资源空间数据库，使中国草地资源调查、评价与制图方法、精度及学术水平迈入了一个新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李博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科学技术，成功地进行了草地估产、草畜平衡预报、草地灾害评估及草地资源动态监测研究，建立了我国北方草地资源动态信息系统，使中国草地资源信息管理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不仅推动了草原生态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为国土资源科学评价、服务于草原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李博为中国的草地生态事业奋斗了45年。在这几十年的征程中，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马不停蹄地工作，为中国草原生态学乃至中国生态学的发展进步不懈地努力着。他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生态系统管理思想，即尽可能地利用开发草原资源，以利于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建设，而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草原生态。因此，对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与学术思想加以追溯与研究，在学术与实际应用上具有双重意义。
从学术史意义而言，李博学术成长与学术思想之形成与发展发生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李博学术成长轨迹也成为草原生态研究这一领域本身发展历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生态学研究的亲历者，李博学术生涯中每一次重要的转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生态学乃至生态学思想史的演变：从早期的基础科学研究（如植物区分、生理生态、草地生产力等）转向综合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并与草原资源管理、利用相结合，以达到草场资源持续利用的最终目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即从传统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如植物区系、植被制图）扩展到数量分析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如卫星遥感、GIS的引入）。对于资源、环境领域的青年学者来说，无论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学术思想转变还是科学方法的扩充，都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社会史意义而言，无论是作为1949年以后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还是20世纪50年代赴边远地区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李博的学术成长经历尽管有其个人特色，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使得李博学术成长研究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形成的追溯，而更成为观察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角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李博学术成长经历也是特殊年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之关系的写照。正如李博之子李炜民在追忆父亲时所说：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优秀代表之一，无论是抱病赴边创建内蒙古大学的李继侗先生，还是响应号召跟随李继侗先生一同支边来到内蒙古的李博及其同事们，恰恰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对整个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或者说边远地区的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他们把很多领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张白纸，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学术地位和水平……这比国家资助多少经费，或者是援建一些这样那样的项目，贡献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从更为实用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实际问题之一。从领导者到普通市民，都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如何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是决策者与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博便已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作为学者出于学术角度的思考，更是对现实的极大关注。正如李博的学生兼助手王利民所说：
老百姓要吃饭，社会也要发展。作为政府管理来讲，需要从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来了解生态承载力到底有多大，到底对草原生态系统利用到什么程度而不至于使草原生态退化，也不至于让这个地区的发展停滞，同时又能让老百姓吃上饭，政府又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这种生态系统管理的思路对于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