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地质部党组为贯彻落实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撤销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地质局(厅)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合并建立西南、西北、东北、中南、华东六个大区地质科学研究所。西南地勘单位优势资源经整合，组建成立了西南大区级地质科研机构——-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这就是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前身(以下简称"成矿所")。
祖国的大西南山川壮美，地质构造复杂，成矿作用丰富多彩，沉积岩、矿产和油气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历来是中外地学界和矿业界格外瞩目的地方。
建所之初，成矿所根据国家科委指示和西南地区的特点，在1963年至1967年期间主要承担国家亟须的研究项目，1967年至1972年的五年间多是结合西南地区在构造学、地层学、沉积学方面的地域优势，解决生产中带有关键性的地质科学技术问题，并在沉积矿产、低温热液矿产与伟晶岩有关矿产方面的研究取得相应成效。而后研究所管理体制几经异动，但其地质科研任务、方向和研究地区均无变化。
“文化大革命”十年，成都地矿所同全国其他科研单位一样历经浩劫，地质科研工作虽未完全停滞，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冲击，而同时期的国际地质学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
1978年的中国，刚刚走出阴影，百废待兴。国家高层决策者意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当年3月，时任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以及科学队伍又红又专的标准，对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讲，全国科技大会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一场向科学技术代化进军的全民运动，是中国当代科技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亦是广大知识分子打破“文革”浩劫的精神枷锁，走向重生的开端。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科学的春天因此来临。
在距离北京近两干干米的西南省会成都，各大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听到了报春花打开蓓蕾的声音，位于城北的成都地矿所在这个春天里开始了它的“第二次创业”。
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设想及国家地质总局发布的《地质部门科技长远发展规划重大项目表》，六个大区进一步细化了各自的学科发展方向，如东北所是变质岩，天津所是前寒武纪，宜昌所是地层古生物，南京所是花岗岩......成都地矿所作为地矿部设在西南大区的研究所，结合西南地区沉积岩地层发育较齐全的优势，以沉积学为主要发展方向，开展以康滇、三江和青藏高原为主的区域地质学研究。1979年，国家地质总局成立“岩相古地理研究及编图工作协作组”，下设“岩古办”挂靠成矿所，以期建成部系统的沉积地质研究中心，由此引领全国范围的沉积地质研究统一协作发展
除了国家宏观层面的方向部署调整，当时四川省石油管理部门以及石油地质类高校、科研单位也重点转向了构造、地层和沉积方向的研究，以期加快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实现四川盆地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工作的新突破。成矿所的构造和地层的研究基础较好，但因十年“文革”贻误，沉积学理论研究已经完全跟不上国际沉积学前沿发展，加之所里相关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引进国外沉积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困难重重。
1982年，老所长王其龙即将退休，找一个沉积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当所长，成为这个西南大区研究所的当务之急。
整个所里环视一圈，懂专业的岁数大了，年龄合适的业务水平不够——政治挂帅已趋式微，充分发挥科技专家的作用，让“专家当所长”，促进所里科研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当时自上而下定的总调子。彼时已是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的李廷栋，参与了举荐成矿所当家人的这段过往，“这个所长”应该有哪几把刷子，他的话很透亮∶“学术上(尤其是沉积学方面)要有一定权威性，成果能够拿得出手，能够让人信服。”
1982年2月，经陆兆恰先生的推荐，王泽九和老同学李廷栋的努力，被认为“有几把刷子”的刘宝珺，由地矿部拍板，作为一个没当过一天官的成都地质学院教书先生调入成都地矿所，成了一所之长。
为什么是刘宝珺当所长？一个成天跟岩石打交道的书生能带领三百多号人把成矿所干好吗？他在成都地质学院坐了二十多年的助教冷板凳，业务水平过得硬吗？彼时的刘宝堵执着的是什么？在放下与拿起的片刻之间，他内心经历的摇摆又是什么？
成矿所自行培养一个沉积学业务骨干当所长，显然时间等不起；而同城的成都地质学院的沉积学研究在全国地质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会集了以岩石教研室曾允早、代东林、刘宝珺、夏文傑为代表的一批沉积学教学料研骨干，因此从东郊的成都地质学院引进学术带头人成为地矿所当时的最优方案。按照中央关于干部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精神，地矿部经多方推荐和再三权衡，最终“相中”了在国内沉积学界崭露头角，科研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相对均衡的刘宝珺。
去耶?留耶?当时已是成都地质学院岩石教研室副主任的刘宝珺进退维谷，内心挣扎。他对地院有感情，而且学校希望他不要走，开出的条件是“马上给你提地质系主任”，当时的地质系很大、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学院规模，这对于摘掉“白专”帽子不过两三年光景，“大器晚成”的教授刘宝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多年的思想包被卸下了、业务能力被组织认可了，自己也算是扬眉吐气。他有点动心。
爱人李艳阳个性直白，她倒是建议刘宝珺换个新的环境。我们在采访中听她谈及丈夫在成“”地院不受重视。心情压抑的往事时，隐约又剥开了一层刘宝珺最终选择离去的原因——“他不大说的，比较内向，总之是不大愉快…”
人过五十渐知天命，时年五十一岁的刘宝珺却与他人不同。就像一个皮球被按下去会弹得更高、他在多数入随流的年代，靠独立思考和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科研方向、他的胸腔里还揣着志向，还希望在沉积学施展更多抱负，把那些被耽误的像金子一样的时间重新给回来。比起当系主任、他更看重平台给自己带来的加持的力量。
1982年的大年初五、年味尚浓，人们还沉浸在爆竹辞岁的喜庆之中，“新科所长”刘宝珺就从东郊转几趟公交，到城北的成都地矿所正式报到了——成矿所是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他此后总结从事地质工作六十周年以来“个人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在成矿所直至退休的近十五年里，刘宝珺在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带领团队进一步拓展了科学研究范围，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成就了自身作为我国沉积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学术地位。
“大河改道不是它的任性，而是寻求全新的经历与壮观”，这句话对于一次次突破狭小逼仄的自我空间，试图越过山丘的刘宝珺来说，恰如其分。
1962年，地质部党组为贯彻落实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撤销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地质局(厅)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合并建立西南、西北、东北、中南、华东六个大区地质科学研究所。西南地勘单位优势资源经整合，组建成立了西南大区级地质科研机构——-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这就是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前身(以下简称"成矿所")。
祖国的大西南山川壮美，地质构造复杂，成矿作用丰富多彩，沉积岩、矿产和油气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历来是中外地学界和矿业界格外瞩目的地方。
建所之初，成矿所根据国家科委指示和西南地区的特点，在1963年至1967年期间主要承担国家亟须的研究项目，1967年至1972年的五年间多是结合西南地区在构造学、地层学、沉积学方面的地域优势，解决生产中带有关键性的地质科学技术问题，并在沉积矿产、低温热液矿产与伟晶岩有关矿产方面的研究取得相应成效。而后研究所管理体制几经异动，但其地质科研任务、方向和研究地区均无变化。
“文化大革命”十年，成都地矿所同全国其他科研单位一样历经浩劫，地质科研工作虽未完全停滞，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冲击，而同时期的国际地质学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
1978年的中国，刚刚走出阴影，百废待兴。国家高层决策者意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当年3月，时任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以及科学队伍又红又专的标准，对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讲，全国科技大会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一场向科学技术代化进军的全民运动，是中国当代科技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亦是广大知识分子打破“文革”浩劫的精神枷锁，走向重生的开端。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科学的春天因此来临。
在距离北京近两干干米的西南省会成都，各大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听到了报春花打开蓓蕾的声音，位于城北的成都地矿所在这个春天里开始了它的“第二次创业”。
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设想及国家地质总局发布的《地质部门科技长远发展规划重大项目表》，六个大区进一步细化了各自的学科发展方向，如东北所是变质岩，天津所是前寒武纪，宜昌所是地层古生物，南京所是花岗岩......成都地矿所作为地矿部设在西南大区的研究所，结合西南地区沉积岩地层发育较齐全的优势，以沉积学为主要发展方向，开展以康滇、三江和青藏高原为主的区域地质学研究。1979年，国家地质总局成立“岩相古地理研究及编图工作协作组”，下设“岩古办”挂靠成矿所，以期建成部系统的沉积地质研究中心，由此引领全国范围的沉积地质研究统一协作发展
除了国家宏观层面的方向部署调整，当时四川省石油管理部门以及石油地质类高校、科研单位也重点转向了构造、地层和沉积方向的研究，以期加快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实现四川盆地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工作的新突破。成矿所的构造和地层的研究基础较好，但因十年“文革”贻误，沉积学理论研究已经完全跟不上国际沉积学前沿发展，加之所里相关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引进国外沉积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困难重重。
1982年，老所长王其龙即将退休，找一个沉积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当所长，成为这个西南大区研究所的当务之急。
整个所里环视一圈，懂专业的岁数大了，年龄合适的业务水平不够——政治挂帅已趋式微，充分发挥科技专家的作用，让“专家当所长”，促进所里科研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当时自上而下定的总调子。彼时已是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的李廷栋，参与了举荐成矿所当家人的这段过往，“这个所长”应该有哪几把刷子，他的话很透亮∶“学术上(尤其是沉积学方面)要有一定权威性，成果能够拿得出手，能够让人信服。”
1982年2月，经陆兆恰先生的推荐，王泽九和老同学李廷栋的努力，被认为“有几把刷子”的刘宝珺，由地矿部拍板，作为一个没当过一天官的成都地质学院教书先生调入成都地矿所，成了一所之长。
为什么是刘宝珺当所长？一个成天跟岩石打交道的书生能带领三百多号人把成矿所干好吗？他在成都地质学院坐了二十多年的助教冷板凳，业务水平过得硬吗？彼时的刘宝堵执着的是什么？在放下与拿起的片刻之间，他内心经历的摇摆又是什么？
成矿所自行培养一个沉积学业务骨干当所长，显然时间等不起；而同城的成都地质学院的沉积学研究在全国地质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会集了以岩石教研室曾允早、代东林、刘宝珺、夏文傑为代表的一批沉积学教学料研骨干，因此从东郊的成都地质学院引进学术带头人成为地矿所当时的最优方案。按照中央关于干部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精神，地矿部经多方推荐和再三权衡，最终“相中”了在国内沉积学界崭露头角，科研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相对均衡的刘宝珺。
去耶?留耶?当时已是成都地质学院岩石教研室副主任的刘宝珺进退维谷，内心挣扎。他对地院有感情，而且学校希望他不要走，开出的条件是“马上给你提地质系主任”，当时的地质系很大、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学院规模，这对于摘掉“白专”帽子不过两三年光景，“大器晚成”的教授刘宝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多年的思想包被卸下了、业务能力被组织认可了，自己也算是扬眉吐气。他有点动心。
爱人李艳阳个性直白，她倒是建议刘宝珺换个新的环境。我们在采访中听她谈及丈夫在成“”地院不受重视。心情压抑的往事时，隐约又剥开了一层刘宝珺最终选择离去的原因——“他不大说的，比较内向，总之是不大愉快…”
人过五十渐知天命，时年五十一岁的刘宝珺却与他人不同。就像一个皮球被按下去会弹得更高、他在多数入随流的年代，靠独立思考和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科研方向、他的胸腔里还揣着志向，还希望在沉积学施展更多抱负，把那些被耽误的像金子一样的时间重新给回来。比起当系主任、他更看重平台给自己带来的加持的力量。
1982年的大年初五、年味尚浓，人们还沉浸在爆竹辞岁的喜庆之中，“新科所长”刘宝珺就从东郊转几趟公交，到城北的成都地矿所正式报到了——成矿所是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他此后总结从事地质工作六十周年以来“个人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在成矿所直至退休的近十五年里，刘宝珺在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带领团队进一步拓展了科学研究范围，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成就了自身作为我国沉积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学术地位。
“大河改道不是它的任性，而是寻求全新的经历与壮观”，这句话对于一次次突破狭小逼仄的自我空间，试图越过山丘的刘宝珺来说，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