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有6000余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用诗意般的语言宣告：科学的春天到了！随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改变。
毛江森回到浙江，并得以进入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今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被安排在病毒室。所谓的病毒室也就两人：毛江森，加上一个刚从宁波卫校毕业的女生陈念良。一间房子，两张旧办公桌，房子中间放一张实验台作为“无菌室”。这就是病毒室开张时的全部家当。对于办公条件，毛江森基本上熟视无睹。康县那么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还会在乎这些?
做什么，不做什么?再次成为摆在毛江森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与过去不同的是，眼下的毛江森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过去走来的毛江森深深懂得，科研人员争取到这份权利不容易，他必须加倍珍惜，好好抉择。
实验院微生物所的强项是乙肝病毒研究。一些同事知道毛江森在北京时研究病毒，就邀请新来的毛江森加盟，进行乙肝病毒的攻关;也有一些人建议研究肿瘤，因为研究肿瘤名气大、红得很，容易出成果;有人则劝毛江森继续主攻干扰素毕竟他研究干扰素在国内外已有点小名气，多次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研究干扰素的论文，轻车熟路。对此，毛江森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他的专业和强项是病毒学，这个大范畴肯定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但病毒学是一门大学科，专业太多了。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做什么、不做什么不仅仅是个专业选择问题，还隐含着他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
眼下的他恰值年富力强，正可为国家效力、为百姓做事。他不为名、不图钱，只希望所做之事是老百姓之急需，为社会所认可。那么，浙江老百姓最需要他研究是什么?他又能为浙江老百姓做什么?脑袋中揣着这样的思考与疑问，毛江森与年轻助手陈念良，开始长时间的社会调研。毛江森和陈念良由当地防疫部门人员带路，挎着军用背包，戴着半新旧草帽，拿着一本笔记本走村入户，访医问药。杭州、宁波、绍兴、湖州，一个个地区、一家家医院、一户户家庭。盛夏季节，杭嘉湖及宁绍平原晴晴雨雨、郁郁葱葱、坑坑洼洼。毛江森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几个月走下来，一个突出问题——甲型肝炎开始引起毛江森的高度关注。恰在此时，妻子张淑雅从自己工作所在单位浙江医院给毛江森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浙江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亲口告诉她，浙江眼下最严重的流行病是甲肝。毛江森准备抓住甲肝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
转眼季节过了立秋，但“秋老虎”仍在发威，杭州还像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炉”。一天傍晚，毛江森和陈念良刚从乡下返回病毒室，正在整理调研笔记。只见杭州望江山医院院长经文采匆匆推门而入。经文采是毛江森的江山老乡，彼此熟稔。那时办公室还没有电扇，-见经文采汗流浃背，毛江森连忙从自己办公室抽屉里摸出一把油纸扇递给经文采。经文采根本顾不得接纸扇，只是用袖口随意擦了一下即将流下面颊的热汗。着急地对毛江森说：“老毛，最近一段时间，杭州近郊袁浦公社发生黄疸肝炎大面积流行。肝炎病人多呀，快把我这家小医院给挤破啦。你这个病毒专家，赶快去看看吧！”
毛江森清楚，老乡经文采所说的黄疸肝炎是江浙沪民间的通俗叫法，其实就是甲型肝炎。来不及多思考。毛江森马上让陈念良联系好当地防疫站，请他们配合一道赶到袁浦公社调研取样。
袁浦公社位于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三江交汇处，三面环水，地理环境优越，当地出产的“袁浦年糕”闻名遐迩。黄疸肝炎病情最重的是袁浦公社卫星大队。毛江森一行来到卫星大队所在河边。当地老百姓介绍说，卫星大队共有3个自然村，分成9个生产小队。全村面河而居、汲水而饮，全部农用灌溉和生活用水都取之这条河流。沿河两岸分布着一个个石埠头，供村民洗衣淘米。长期以来，由于村民缺乏医学意识和卫生习惯，吃喝拉撒游玩全在一条河里。这次，就是因为河道上游一户人家得了黄疸肝炎，开始没人知道，全村人照用不误。结果，从上游到下游，全村都被感染了。
毛江森和陈念良一共调查了99家。调查结果显示，卫星大队甲肝患者占比42%，也就是说，卫星大队近一半人得了甲肝。这个情况，连多年研究病毒的毛江森也深感震惊。多年与病毒打交道的毛江森熟知人类的病毒史。国际病毒学界公认，一个国家在欠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过渡时期，甲肝病流行往往最严重。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也必然如此。其原因，就是个人卫生环境不好。
就在那天，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遥望着汩汩流淌的钱塘江水，面对着一副副蜡黄而痛苦的脸孔，毛江森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下半辈子就研究甲肝、制造甲肝疫苗、消灭世界上所有的甲肝！
初心孕育，决策已定，毛江森反而觉得一身轻松。他抓紧与当地防疫站医生和大队干部商量，对患者家庭和周边环境进行消毒处理。当然，当时条件有限，所谓消毒，也就是在家里家外喷洒几遍漂白粉而已。
毛江森自然知道，甲肝是一种以粪—口途径传播的病毒病。甲肝病毒HAV从口腔进入体内后，经肠道进入血液，引起病毒血症。经过约一周后，抵达甲肝病毒侵害的主要靶向器官肝脏，随后通过胆汁流入肠道，最终出现在粪便中。如果有条件，将进入又一轮循环传染。甲肝病毒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一般情况下，日常生活接触性传播是散发性发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因此，人群集聚的单位，甲肝发病率往往极高。水和食物的传染，是甲肝爆发流行的主要途径。此次袁浦公社卫星大队甲肝大流行，就是因沿河村民饮用不洁水源而引发的。
毛江森立刻意识到，自己寻觅到了研究甲肝的良好机遇。那就是，甲肝患者带有甲肝病毒的粪便，尤其是尚处在潜伏期、将发未发的甲肝病毒携带者的粪便。病毒学常识告诉人们，这些尚未发病者携带着的病毒是毒性最强、最有研究价值的原料。获取甲肝患者的粪便，这是今后研究的基础，毛江森提醒自己，同时也布置给陈念良，要特别注意收集患者家庭中尚未发病者的粪便。
此后，整整3个月时间，毛江森和陈念良往返于杭城与袁浦之间。一家一家分发塑料袋，告诉病人怎么把粪便装进袋子，扎好袋口。过几天，他俩再去把这些装有患者粪便的塑料袋收齐带回院里、放进冰箱中，像保护贵重物品一样地贮存起来。清晨出发，傍晚回来。好在路途不算太遥远，好在午餐可在大队赤脚医生家里搭伙。偶尔会有研究院的车子接送，但多数情况下，他俩来回坐公交车。
坐公交车也蛮好的，大车比吉普车宽敞。毛江森这样宽慰着陈念良，同时也安慰着自己。其实，坐公交车真的不好，速度慢是其一，温度高是其二，其三是车况差，隔三差五地出状况。有一次在返回途中，公交车一个轮子滑进坑里。公交车发动机轰隆轰隆地吼了半天，还是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趴窝抛锚了。驾驶员只好央求乘客下车帮忙推车。毛江森交待陈念良管好那些宝贝疙瘩，自己也与大家一起推车。好不容易把车子推出坑洼处，只见毛江森的衬衣后背已被汗水洇湿。
这都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问题出在另外方面。这问题，不是疲劳，也不是用车，而是味道，还有人们的冷嘲热讽。矛盾爆发点还是在那一路公交车上。那一日，天气似乎特别热，公交车像只大蒸笼，车内人挤人，前胸贴着后背，宛若络麻田里一根根笔直的麻杆。陈念良照例拿着收集来的粪便上车。她一手抓住车上扶手，一手悬空提着粪便袋子。尽管陈念良已十分注意，但在摇摇晃晃的车子上，粪便特有的那股臭味还是一丝一丝弥漫出来。车上不知谁先闻到，竟喊出声来：”这车上怎么那么臭呀?好像有大便?“人们本来就觉得有异味，这一提醒，大家的嗅觉与视线一下子集中到异味发出的方位。
“怎么这么不要脸！看上去年纪轻轻、漂漂亮亮的，提着一袋子大便坐车！”
陈念良是个刚跨出卫校大门的黄毛丫头，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恨不得有个车缝钻下去！毛江森赶紧站出来解释说这些是原料，是科学研究的标本。一路上，人们仍议论纷纷，陈念良一言不发、如坐针毡。等车子一到站，她第一个冲下车去，满满的一眶泪水同时奔涌而出。陈念良当时真想甩手不干了。哪有一个姑娘家干这个的?但毛江森以入情入理的分析，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她。陈念良最终坚持了下来。
就像撒网捕鱼一样，一张张网撒下去，不能期望网网有鱼。能够偶尔有一两条鱼，甚至是些小鱼小虾，他俩就满足了。也许，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毛江森和陈念良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在卫星大队第9小队，他俩盯上了一位葛姓少女患者及其弟弟。少女14岁，是名初中生。10月7日发病，3天后确诊。其弟12岁，当时尚未发病，谓之病毒潜伏期。10月7日、10月9日、10月12日、10月25日，毛江森和陈念良连续几次有效地收集到了这对姐弟的粪便样品。那位少儿在其姐姐确诊甲肝7天后，如期发病，其粪便成了潜伏期病毒样品。潜伏期病毒是最厉害的，毛江森如获至宝。这个粪便样品，日后成为甲肝毒株的来源，成为甲肝H2减毒活疫苗的病毒株，为毛江森团队的甲肝科研项目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江森和陈念良用3个月时间，收集了100余位患者的多次粪便，足够装满两大冰箱，为后来的攻坚战贮备了足够多的“粮草”和“弹药”。
1978年3月，有6000余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用诗意般的语言宣告：科学的春天到了！随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改变。
毛江森回到浙江，并得以进入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今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被安排在病毒室。所谓的病毒室也就两人：毛江森，加上一个刚从宁波卫校毕业的女生陈念良。一间房子，两张旧办公桌，房子中间放一张实验台作为“无菌室”。这就是病毒室开张时的全部家当。对于办公条件，毛江森基本上熟视无睹。康县那么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还会在乎这些?
做什么，不做什么?再次成为摆在毛江森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与过去不同的是，眼下的毛江森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过去走来的毛江森深深懂得，科研人员争取到这份权利不容易，他必须加倍珍惜，好好抉择。
实验院微生物所的强项是乙肝病毒研究。一些同事知道毛江森在北京时研究病毒，就邀请新来的毛江森加盟，进行乙肝病毒的攻关;也有一些人建议研究肿瘤，因为研究肿瘤名气大、红得很，容易出成果;有人则劝毛江森继续主攻干扰素毕竟他研究干扰素在国内外已有点小名气，多次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研究干扰素的论文，轻车熟路。对此，毛江森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他的专业和强项是病毒学，这个大范畴肯定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但病毒学是一门大学科，专业太多了。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做什么、不做什么不仅仅是个专业选择问题，还隐含着他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
眼下的他恰值年富力强，正可为国家效力、为百姓做事。他不为名、不图钱，只希望所做之事是老百姓之急需，为社会所认可。那么，浙江老百姓最需要他研究是什么?他又能为浙江老百姓做什么?脑袋中揣着这样的思考与疑问，毛江森与年轻助手陈念良，开始长时间的社会调研。毛江森和陈念良由当地防疫部门人员带路，挎着军用背包，戴着半新旧草帽，拿着一本笔记本走村入户，访医问药。杭州、宁波、绍兴、湖州，一个个地区、一家家医院、一户户家庭。盛夏季节，杭嘉湖及宁绍平原晴晴雨雨、郁郁葱葱、坑坑洼洼。毛江森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几个月走下来，一个突出问题——甲型肝炎开始引起毛江森的高度关注。恰在此时，妻子张淑雅从自己工作所在单位浙江医院给毛江森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浙江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亲口告诉她，浙江眼下最严重的流行病是甲肝。毛江森准备抓住甲肝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
转眼季节过了立秋，但“秋老虎”仍在发威，杭州还像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炉”。一天傍晚，毛江森和陈念良刚从乡下返回病毒室，正在整理调研笔记。只见杭州望江山医院院长经文采匆匆推门而入。经文采是毛江森的江山老乡，彼此熟稔。那时办公室还没有电扇，-见经文采汗流浃背，毛江森连忙从自己办公室抽屉里摸出一把油纸扇递给经文采。经文采根本顾不得接纸扇，只是用袖口随意擦了一下即将流下面颊的热汗。着急地对毛江森说：“老毛，最近一段时间，杭州近郊袁浦公社发生黄疸肝炎大面积流行。肝炎病人多呀，快把我这家小医院给挤破啦。你这个病毒专家，赶快去看看吧！”
毛江森清楚，老乡经文采所说的黄疸肝炎是江浙沪民间的通俗叫法，其实就是甲型肝炎。来不及多思考。毛江森马上让陈念良联系好当地防疫站，请他们配合一道赶到袁浦公社调研取样。
袁浦公社位于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三江交汇处，三面环水，地理环境优越，当地出产的“袁浦年糕”闻名遐迩。黄疸肝炎病情最重的是袁浦公社卫星大队。毛江森一行来到卫星大队所在河边。当地老百姓介绍说，卫星大队共有3个自然村，分成9个生产小队。全村面河而居、汲水而饮，全部农用灌溉和生活用水都取之这条河流。沿河两岸分布着一个个石埠头，供村民洗衣淘米。长期以来，由于村民缺乏医学意识和卫生习惯，吃喝拉撒游玩全在一条河里。这次，就是因为河道上游一户人家得了黄疸肝炎，开始没人知道，全村人照用不误。结果，从上游到下游，全村都被感染了。
毛江森和陈念良一共调查了99家。调查结果显示，卫星大队甲肝患者占比42%，也就是说，卫星大队近一半人得了甲肝。这个情况，连多年研究病毒的毛江森也深感震惊。多年与病毒打交道的毛江森熟知人类的病毒史。国际病毒学界公认，一个国家在欠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过渡时期，甲肝病流行往往最严重。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也必然如此。其原因，就是个人卫生环境不好。
就在那天，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遥望着汩汩流淌的钱塘江水，面对着一副副蜡黄而痛苦的脸孔，毛江森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下半辈子就研究甲肝、制造甲肝疫苗、消灭世界上所有的甲肝！
初心孕育，决策已定，毛江森反而觉得一身轻松。他抓紧与当地防疫站医生和大队干部商量，对患者家庭和周边环境进行消毒处理。当然，当时条件有限，所谓消毒，也就是在家里家外喷洒几遍漂白粉而已。
毛江森自然知道，甲肝是一种以粪—口途径传播的病毒病。甲肝病毒HAV从口腔进入体内后，经肠道进入血液，引起病毒血症。经过约一周后，抵达甲肝病毒侵害的主要靶向器官肝脏，随后通过胆汁流入肠道，最终出现在粪便中。如果有条件，将进入又一轮循环传染。甲肝病毒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一般情况下，日常生活接触性传播是散发性发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因此，人群集聚的单位，甲肝发病率往往极高。水和食物的传染，是甲肝爆发流行的主要途径。此次袁浦公社卫星大队甲肝大流行，就是因沿河村民饮用不洁水源而引发的。
毛江森立刻意识到，自己寻觅到了研究甲肝的良好机遇。那就是，甲肝患者带有甲肝病毒的粪便，尤其是尚处在潜伏期、将发未发的甲肝病毒携带者的粪便。病毒学常识告诉人们，这些尚未发病者携带着的病毒是毒性最强、最有研究价值的原料。获取甲肝患者的粪便，这是今后研究的基础，毛江森提醒自己，同时也布置给陈念良，要特别注意收集患者家庭中尚未发病者的粪便。
此后，整整3个月时间，毛江森和陈念良往返于杭城与袁浦之间。一家一家分发塑料袋，告诉病人怎么把粪便装进袋子，扎好袋口。过几天，他俩再去把这些装有患者粪便的塑料袋收齐带回院里、放进冰箱中，像保护贵重物品一样地贮存起来。清晨出发，傍晚回来。好在路途不算太遥远，好在午餐可在大队赤脚医生家里搭伙。偶尔会有研究院的车子接送，但多数情况下，他俩来回坐公交车。
坐公交车也蛮好的，大车比吉普车宽敞。毛江森这样宽慰着陈念良，同时也安慰着自己。其实，坐公交车真的不好，速度慢是其一，温度高是其二，其三是车况差，隔三差五地出状况。有一次在返回途中，公交车一个轮子滑进坑里。公交车发动机轰隆轰隆地吼了半天，还是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趴窝抛锚了。驾驶员只好央求乘客下车帮忙推车。毛江森交待陈念良管好那些宝贝疙瘩，自己也与大家一起推车。好不容易把车子推出坑洼处，只见毛江森的衬衣后背已被汗水洇湿。
这都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问题出在另外方面。这问题，不是疲劳，也不是用车，而是味道，还有人们的冷嘲热讽。矛盾爆发点还是在那一路公交车上。那一日，天气似乎特别热，公交车像只大蒸笼，车内人挤人，前胸贴着后背，宛若络麻田里一根根笔直的麻杆。陈念良照例拿着收集来的粪便上车。她一手抓住车上扶手，一手悬空提着粪便袋子。尽管陈念良已十分注意，但在摇摇晃晃的车子上，粪便特有的那股臭味还是一丝一丝弥漫出来。车上不知谁先闻到，竟喊出声来：”这车上怎么那么臭呀?好像有大便?“人们本来就觉得有异味，这一提醒，大家的嗅觉与视线一下子集中到异味发出的方位。
“怎么这么不要脸！看上去年纪轻轻、漂漂亮亮的，提着一袋子大便坐车！”
陈念良是个刚跨出卫校大门的黄毛丫头，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恨不得有个车缝钻下去！毛江森赶紧站出来解释说这些是原料，是科学研究的标本。一路上，人们仍议论纷纷，陈念良一言不发、如坐针毡。等车子一到站，她第一个冲下车去，满满的一眶泪水同时奔涌而出。陈念良当时真想甩手不干了。哪有一个姑娘家干这个的?但毛江森以入情入理的分析，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她。陈念良最终坚持了下来。
就像撒网捕鱼一样，一张张网撒下去，不能期望网网有鱼。能够偶尔有一两条鱼，甚至是些小鱼小虾，他俩就满足了。也许，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毛江森和陈念良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在卫星大队第9小队，他俩盯上了一位葛姓少女患者及其弟弟。少女14岁，是名初中生。10月7日发病，3天后确诊。其弟12岁，当时尚未发病，谓之病毒潜伏期。10月7日、10月9日、10月12日、10月25日，毛江森和陈念良连续几次有效地收集到了这对姐弟的粪便样品。那位少儿在其姐姐确诊甲肝7天后，如期发病，其粪便成了潜伏期病毒样品。潜伏期病毒是最厉害的，毛江森如获至宝。这个粪便样品，日后成为甲肝毒株的来源，成为甲肝H2减毒活疫苗的病毒株，为毛江森团队的甲肝科研项目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江森和陈念良用3个月时间，收集了100余位患者的多次粪便，足够装满两大冰箱，为后来的攻坚战贮备了足够多的“粮草”和“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