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开春后，非典突袭神州大地及东南亚。它来势汹汹，令人猝不及防。这是中国继天花、霍乱之后，与病毒遭遇的一场正面战争。亲身经历过非典的人，都深切体会过彼时彼地的惶恐与无奈。
毛江森较早知悉了非典疫情。后来，又从多个渠道听说了广东发生大规模非典流行的消息，医学界、学术界对非典病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支原体，有人说是出现了新的病毒，有人甚至怀疑是好战分子制造的生物战。
非典，的确是个新冒出来的敌人，谁也没有遇到过、较量过。毛江森同样不清楚。但他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病毒学家，像一位闻说敌情就自动归队、一听枪声就直扑战壕的战士一般，自觉站上了第一线。
首先要弄清敌情，了解对手是谁?
毛江森习惯性地踱到书橱前，从书橱中取出上下两册的《费氏病毒学》。这本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编撰的通用教材是毛江森经常翻阅温习的参考书，书里夹满了毛江森平时看书留下的小纸条，还有数不清的圈圈点点、涂涂抹抹。
他一边翻阅着《费氏病毒学》，一边回想起去年自己的一次演讲。2002年6月，中科院在京举行院士大会，中科院领导特意让他作一个学术报告。毛江森似乎有一种预感，平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他竟欣然接受了这次安排。他将学术报告主题确定为《病毒性疾病特别是新病毒病对人类的危害及人类如何应对》。毛江森用意很清楚，希望藉此增强大家对病毒危害的意识，提高大家与病毒抗争的积极性。那是一次异常畅快的学术交流。研究病毒多年、对病毒学极为熟悉的毛江森，凭借他的理论功底、渊博知识、实践经验、开阔视野、语言能力，广征博引、设譬举例，像长江黄河奔流般，滔滔不绝、浪浪相接，把一场学术报告变成了一次病毒学历史和知识的盛宴。时间才过去半年多，当时会场上的热烈掌声仿佛还在毛江森耳畔回旋。非典就以人们一时无法辨认的面目粉墨登场、长驱直入。国乃至全球医学界，都在探讨研判非典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社会公众也都在焦急地等待。
那天，全国疾控中心一位首席病毒科学家接受央视记者采访，高调宣布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已从非典患者的肺部分离出病原体，证明非典由衣原体引发。一时，关于非典是由衣原体引起的说法成为各级领导讲话的基调，占据了各类媒体的版面和荧屏。
毛江森从电视上听到了这个衣原体的说法。但他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高度怀疑。看完电视新闻后，毛江森立刻给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打电话。直言不讳地告诉李兰娟：“你千万不要相信衣原体这个说法。我高度怀疑它是病毒病，一种新的病毒病！”并答应李兰娟，待她从温州返回后，自己会详细阐释对非典病毒的看法，用知识和事例来证实自己的感觉与推测。
想到这里，毛江森再次翻开搁在案头的《费氏病毒学》。果真，该书第36章专门阐述“冠状病毒科”，详尽介绍冠状病毒发病机理。指出冠状病毒可以让动物腹泻、让人感冒。书中还提出一个名词叫“肺炎病毒”，也就是病毒性肺炎。当然，书中论述主要针对动物。毛江森认为，大家熟知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脑炎、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脊髓灰质炎等，但很少有人提到病毒性肺炎这一病名。而从费氏描写的冠状病毒病征来看，与眼下出现的非典症状比较吻合。思虑至此，毛江森陡然增添了自信，觉得自己蛮有把握说清楚非典是怎么回事啦！
经历过非典时期的人都能回忆起来，那段时间，全社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们的疑惑、猜测和恐惧如海啸时漫灌的潮水，无孔不入。人们需要得到权威性回答，犹如野火漫山遍野燃烧时，需要宽阔的隔离带。恰巧此时，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朱立毅、何玲玲了解到毛江森是研究病毒的专家，遂登门采访。朱立毅、何玲玲亮明记者证、打开录音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毛江森也没有犹豫躲避、闪烁其词，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病！
“几乎可以肯定是病毒病，但不是人类新发现的病毒。”毛江森进一步阐释道：
科学界习惯将病毒分为科、属、种、株等，病毒的大家庭一共有23个。一般来说，经过千万年时间的衍化，大部分病毒基因是稳定的，易变的基因比较容易被淘汰，出现科或属一级新病毒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人类出现新的病毒病，但不说明是出现了新的病毒。譬如，艾滋病，人类发现它时间不长，但艾滋病毒在动物身上早已有之。只不过那种病毒过去在动物之间传播，没有侵蚀到人类而已……非典是一种新的病毒病，或者叫病毒性肺炎，但它不是一种新的病毒，很可能从动物身上传染过来。如果是衣原体的话，根本无法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注射大剂量抗菌素，患者最终还是死亡?唯一可解释的是，抗菌素只对衣原体有效，而对病毒无效。
还未等毛江森说完，朱立毅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立刻感觉到毛江森这个判断非同一般。他猛地从沙发中立起身来，惊讶地反问：您是怎么知道的?您是听说了什么?
毛江森口气笃定地回答说，他从来不东打听西打听，看的也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既没有小道消息，也没有什么高级“内参”。他只是一个学者，只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分析作出判断，他对自己作出的判断坚信不疑。
说到这里，毛江森情绪似乎有点激动起来。哈佛大学医学院教科书《费氏病毒学》在这里，人家在第36章《冠状病毒科》中已明确提出来了！这本《费氏病毒学》不止我一个人有。那些研究机构、图书馆，包括中国疾控中心，都应该有的。所谓知识，包括了前人曾经的经验。看看艾滋病、黄热病等等，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几乎都是先在动物间流行，然后传染给人类，再在人群间流行起来。
还有，从医学原理上讲，你提出一个医学观点或判断，总得解释清主要的医学表象和症状。如果解释不了，那就不能成立。人们凭什么相信你?所以，钟南山医生和整个广东医学界都不同意支原体的说法。
毛江森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应从非典疫情的蔓延和治理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有些人不重视已有知识，不重视规律和逻辑，故而造成认识上的盲区和判断上的失误。
毛江森对非典疫情的分析判断，迅速通过新华社内参分几次送到中央领导的办公案头，成为高层领导决策和指导全国抗击非典工作的重要参考。同时，毛江森提出的生态预防、隔离预防的观点。
2003年4月25日，新华社以《病毒学家提醒：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距离》为题，发布新闻稿，报道了毛江森关于非典很有可能来自野生动物的分析。
在全国非典肆虐的高峰期，在病原未确定之时，毛江森提出SARS很可能是新的病毒性疾病、病原体有可能来自野生动物的研判，提出SARS的生态性预防与控制理念。这一研判犹如给高热中的人们打了一针镇静剂、清醒剂，全国捕捉、食用野生动物的狂热骤然降温。
几天后，浙江电视台在《院士谈健康》系列节目中播出了《毛江森院士谈病毒与非典》。接着，《两院院士谈健康》一书编辑邀请毛江森再谈病毒与非典。在两次访谈中，毛江森一口气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18个问题。譬如，引起非典的是什么病毒?为什么动物携带病毒可以安然无恙而人类却不行?目前我们对非典病毒了解到什么程度?人体感染非典后为什么会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患者血液有没有可能成为非典病毒的传播途径?当前遏止非典蔓延的最有效措施是什么?眼前有没有必要采取大剂量大面积的消毒?普通市民家里需不需要进行消毒?研制非典疫苗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人类与非典斗争最终结果会怎样?对上述问题。毛江森尽自己所知，一一作答，解疑释惑，澄清了人们的认识误区、感觉误区。
非典成为社会的焦点和难点，不少科研机构和医疗部门闻风而动、组织攻关，还有一些机构提出要研制非典疫苗。这些机构和单位各自为战，搜集各种非典患者的器官标本、非典病毒；有些根本不具备研究非典条件的机构，竟然把一些标本和病毒放在普通冰箱里。毛江森看到这些现象，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非典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那些放在普通冰箱里的非典病毒一旦泄漏，将造成极其严重后果。一种病毒学专家的责任感驱使着毛江森。得想办法让上面领导知道，出面制止这类事情。于是，他又想到了新华社浙江记者站的朱立毅，通过几次采访，他感觉到新华社内参是一条很好渠道。朱立毅认真听取了毛江森的意见和建议，立即形成内参稿，报送上层。
那段时间，防范非典、战胜非典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当然，与此相伴的既有热血沸腾的人群，也有头脑发热的机构。头脑发热的表现之一，就是研究非典疫苗。
北京有位中专毕业、在某家生物制品公司工作的年轻人找上门来。言谈交流中，那位年轻人说有领导同志指示他搞非典疫苗，他想与毛江森院士“共同研制”，毛江森对此予以明确反对。那位年轻人颇为想不通，语气激烈地质问毛江森。毛江森则以深邃的思考、丰富的经验告诉他不赞成此事有三个理由。第一，他积极提倡“生态预防”。如果证明非典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而这类野生动物容易被控制，那么，最好的思路和办法应当是去控制这类野生动物。第二，几乎所有病毒都有特定宿主和靶器官。现在已证明人类不是这种病毒的终生宿主，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反复传染。第三，开展大量的非典病毒培养非常危险。非典可经口鼻飞沫传染，病死率那么高。一旦有人故意破坏或者出现严重事故，将会毁掉一座城市。
那位年轻人灰溜溜地离开，去向不明。但能够佐证毛江森预判的是：世人至今尚未看到任何非典疫苗之类的产品问世；有关研制非典疫苗的动向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送走那位年轻人之后，毛江森开始思考：该怎样把自己对非典预防的理念告诉世人呢?他觉得应该就此写篇论文。后来，毛江森与曾光教授联袂撰写了这篇论文，以《传染病的生态预防》为题，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上。
2003年开春后，非典突袭神州大地及东南亚。它来势汹汹，令人猝不及防。这是中国继天花、霍乱之后，与病毒遭遇的一场正面战争。亲身经历过非典的人，都深切体会过彼时彼地的惶恐与无奈。
毛江森较早知悉了非典疫情。后来，又从多个渠道听说了广东发生大规模非典流行的消息，医学界、学术界对非典病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支原体，有人说是出现了新的病毒，有人甚至怀疑是好战分子制造的生物战。
非典，的确是个新冒出来的敌人，谁也没有遇到过、较量过。毛江森同样不清楚。但他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病毒学家，像一位闻说敌情就自动归队、一听枪声就直扑战壕的战士一般，自觉站上了第一线。
首先要弄清敌情，了解对手是谁?
毛江森习惯性地踱到书橱前，从书橱中取出上下两册的《费氏病毒学》。这本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编撰的通用教材是毛江森经常翻阅温习的参考书，书里夹满了毛江森平时看书留下的小纸条，还有数不清的圈圈点点、涂涂抹抹。
他一边翻阅着《费氏病毒学》，一边回想起去年自己的一次演讲。2002年6月，中科院在京举行院士大会，中科院领导特意让他作一个学术报告。毛江森似乎有一种预感，平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他竟欣然接受了这次安排。他将学术报告主题确定为《病毒性疾病特别是新病毒病对人类的危害及人类如何应对》。毛江森用意很清楚，希望藉此增强大家对病毒危害的意识，提高大家与病毒抗争的积极性。那是一次异常畅快的学术交流。研究病毒多年、对病毒学极为熟悉的毛江森，凭借他的理论功底、渊博知识、实践经验、开阔视野、语言能力，广征博引、设譬举例，像长江黄河奔流般，滔滔不绝、浪浪相接，把一场学术报告变成了一次病毒学历史和知识的盛宴。时间才过去半年多，当时会场上的热烈掌声仿佛还在毛江森耳畔回旋。非典就以人们一时无法辨认的面目粉墨登场、长驱直入。国乃至全球医学界，都在探讨研判非典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社会公众也都在焦急地等待。
那天，全国疾控中心一位首席病毒科学家接受央视记者采访，高调宣布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已从非典患者的肺部分离出病原体，证明非典由衣原体引发。一时，关于非典是由衣原体引起的说法成为各级领导讲话的基调，占据了各类媒体的版面和荧屏。
毛江森从电视上听到了这个衣原体的说法。但他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高度怀疑。看完电视新闻后，毛江森立刻给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打电话。直言不讳地告诉李兰娟：“你千万不要相信衣原体这个说法。我高度怀疑它是病毒病，一种新的病毒病！”并答应李兰娟，待她从温州返回后，自己会详细阐释对非典病毒的看法，用知识和事例来证实自己的感觉与推测。
想到这里，毛江森再次翻开搁在案头的《费氏病毒学》。果真，该书第36章专门阐述“冠状病毒科”，详尽介绍冠状病毒发病机理。指出冠状病毒可以让动物腹泻、让人感冒。书中还提出一个名词叫“肺炎病毒”，也就是病毒性肺炎。当然，书中论述主要针对动物。毛江森认为，大家熟知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脑炎、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脊髓灰质炎等，但很少有人提到病毒性肺炎这一病名。而从费氏描写的冠状病毒病征来看，与眼下出现的非典症状比较吻合。思虑至此，毛江森陡然增添了自信，觉得自己蛮有把握说清楚非典是怎么回事啦！
经历过非典时期的人都能回忆起来，那段时间，全社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们的疑惑、猜测和恐惧如海啸时漫灌的潮水，无孔不入。人们需要得到权威性回答，犹如野火漫山遍野燃烧时，需要宽阔的隔离带。恰巧此时，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朱立毅、何玲玲了解到毛江森是研究病毒的专家，遂登门采访。朱立毅、何玲玲亮明记者证、打开录音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毛江森也没有犹豫躲避、闪烁其词，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病！
“几乎可以肯定是病毒病，但不是人类新发现的病毒。”毛江森进一步阐释道：
科学界习惯将病毒分为科、属、种、株等，病毒的大家庭一共有23个。一般来说，经过千万年时间的衍化，大部分病毒基因是稳定的，易变的基因比较容易被淘汰，出现科或属一级新病毒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人类出现新的病毒病，但不说明是出现了新的病毒。譬如，艾滋病，人类发现它时间不长，但艾滋病毒在动物身上早已有之。只不过那种病毒过去在动物之间传播，没有侵蚀到人类而已……非典是一种新的病毒病，或者叫病毒性肺炎，但它不是一种新的病毒，很可能从动物身上传染过来。如果是衣原体的话，根本无法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注射大剂量抗菌素，患者最终还是死亡?唯一可解释的是，抗菌素只对衣原体有效，而对病毒无效。
还未等毛江森说完，朱立毅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立刻感觉到毛江森这个判断非同一般。他猛地从沙发中立起身来，惊讶地反问：您是怎么知道的?您是听说了什么?
毛江森口气笃定地回答说，他从来不东打听西打听，看的也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既没有小道消息，也没有什么高级“内参”。他只是一个学者，只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分析作出判断，他对自己作出的判断坚信不疑。
说到这里，毛江森情绪似乎有点激动起来。哈佛大学医学院教科书《费氏病毒学》在这里，人家在第36章《冠状病毒科》中已明确提出来了！这本《费氏病毒学》不止我一个人有。那些研究机构、图书馆，包括中国疾控中心，都应该有的。所谓知识，包括了前人曾经的经验。看看艾滋病、黄热病等等，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几乎都是先在动物间流行，然后传染给人类，再在人群间流行起来。
还有，从医学原理上讲，你提出一个医学观点或判断，总得解释清主要的医学表象和症状。如果解释不了，那就不能成立。人们凭什么相信你?所以，钟南山医生和整个广东医学界都不同意支原体的说法。
毛江森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应从非典疫情的蔓延和治理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有些人不重视已有知识，不重视规律和逻辑，故而造成认识上的盲区和判断上的失误。
毛江森对非典疫情的分析判断，迅速通过新华社内参分几次送到中央领导的办公案头，成为高层领导决策和指导全国抗击非典工作的重要参考。同时，毛江森提出的生态预防、隔离预防的观点。
2003年4月25日，新华社以《病毒学家提醒：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距离》为题，发布新闻稿，报道了毛江森关于非典很有可能来自野生动物的分析。
在全国非典肆虐的高峰期，在病原未确定之时，毛江森提出SARS很可能是新的病毒性疾病、病原体有可能来自野生动物的研判，提出SARS的生态性预防与控制理念。这一研判犹如给高热中的人们打了一针镇静剂、清醒剂，全国捕捉、食用野生动物的狂热骤然降温。
几天后，浙江电视台在《院士谈健康》系列节目中播出了《毛江森院士谈病毒与非典》。接着，《两院院士谈健康》一书编辑邀请毛江森再谈病毒与非典。在两次访谈中，毛江森一口气回答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18个问题。譬如，引起非典的是什么病毒?为什么动物携带病毒可以安然无恙而人类却不行?目前我们对非典病毒了解到什么程度?人体感染非典后为什么会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患者血液有没有可能成为非典病毒的传播途径?当前遏止非典蔓延的最有效措施是什么?眼前有没有必要采取大剂量大面积的消毒?普通市民家里需不需要进行消毒?研制非典疫苗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人类与非典斗争最终结果会怎样?对上述问题。毛江森尽自己所知，一一作答，解疑释惑，澄清了人们的认识误区、感觉误区。
非典成为社会的焦点和难点，不少科研机构和医疗部门闻风而动、组织攻关，还有一些机构提出要研制非典疫苗。这些机构和单位各自为战，搜集各种非典患者的器官标本、非典病毒；有些根本不具备研究非典条件的机构，竟然把一些标本和病毒放在普通冰箱里。毛江森看到这些现象，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非典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那些放在普通冰箱里的非典病毒一旦泄漏，将造成极其严重后果。一种病毒学专家的责任感驱使着毛江森。得想办法让上面领导知道，出面制止这类事情。于是，他又想到了新华社浙江记者站的朱立毅，通过几次采访，他感觉到新华社内参是一条很好渠道。朱立毅认真听取了毛江森的意见和建议，立即形成内参稿，报送上层。
那段时间，防范非典、战胜非典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当然，与此相伴的既有热血沸腾的人群，也有头脑发热的机构。头脑发热的表现之一，就是研究非典疫苗。
北京有位中专毕业、在某家生物制品公司工作的年轻人找上门来。言谈交流中，那位年轻人说有领导同志指示他搞非典疫苗，他想与毛江森院士“共同研制”，毛江森对此予以明确反对。那位年轻人颇为想不通，语气激烈地质问毛江森。毛江森则以深邃的思考、丰富的经验告诉他不赞成此事有三个理由。第一，他积极提倡“生态预防”。如果证明非典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而这类野生动物容易被控制，那么，最好的思路和办法应当是去控制这类野生动物。第二，几乎所有病毒都有特定宿主和靶器官。现在已证明人类不是这种病毒的终生宿主，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反复传染。第三，开展大量的非典病毒培养非常危险。非典可经口鼻飞沫传染，病死率那么高。一旦有人故意破坏或者出现严重事故，将会毁掉一座城市。
那位年轻人灰溜溜地离开，去向不明。但能够佐证毛江森预判的是：世人至今尚未看到任何非典疫苗之类的产品问世；有关研制非典疫苗的动向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送走那位年轻人之后，毛江森开始思考：该怎样把自己对非典预防的理念告诉世人呢?他觉得应该就此写篇论文。后来，毛江森与曾光教授联袂撰写了这篇论文，以《传染病的生态预防》为题，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