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工业大师，他也是文化大使

在笔者访问含章先生的时候，恰逢他携夫人——中国著名营养学权威索颖女士从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国际酒文化推广活动归来。虽然年届百岁，但含章先生行走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过。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马来西亚之行，还送给笔者一本今年刚刚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诗集《食文化小品集》。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红酒还是白酒，酿酒从来都是与文化结合最紧密的工业之一。从诗集中，我们也能看到在工业大师、技术权威之外的另一个含章先生，一个学识高深的老人。

中国名酒文化典故在含章先生那里可谓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他也乐于在任何场合中宣讲传播。关于周总理对茅台的偏好很多人都知道，但在含章先生那里笔者才真正知道了这种偏好的原委。含章先生和邓颖超邓大姐是同一届（第三届）人大代表，因为都是河南省选出来的，所以五年里开人民代表大会都在同一个小组，彼此熟悉。含章先生特地询问过邓大姐这件事情，邓大姐告诉他，其实总理对茅台的喜爱不像别人说的那样，长征时路过茅台闻香下马，除了喜欢茅台的口感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年长征时伤病员很多，药品稀缺。路过茅台镇时老百姓手捧美酒夹道欢迎，馥郁的酱香的确吸引了总理，而当总理得知茅台有65度时，他当即决定用茅台酒代替红药水、紫药水，为伤员杀菌疗伤，使部队能够顺利上路。含章先生对笔者说：“这是邓大姐亲口告诉我的，所以总理对茅台的偏爱，源头也许在这里。”又说：“你们做媒体的，应该多把这些有历史意义的，真正的酒文化传播出去。”

近20年间，含章先生以耄耋高龄的身体，仍然多次出席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为推广中国酒文化，促进中国酒界与国际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04年在日本举办的第五届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他的出席获得了全体与会者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这是对他个人的致敬，也是对他所奉献一生的中国酿酒事业的致敬。

索颖女士告诉笔者，含章先生现在正在撰写一本新书，用诗辞的方式表达他这一百年来对中国酿酒事业发展的深刻感受，为此，他“左手执20倍的放大镜，右手执笔”，经常要工作至后半夜，正如他在1984年北京欧美留学生联欢会上即兴所赋中言：

白发联欢老，

青春独自耕。

残华红烛皓，

一烬放光明。

就在访问含章先生两天后，笔者在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酿酒大师”评选表彰活动中，再次遇到他。在热烈喧哗的氛围中，含章先生精神饱满而安静，就像北京夜晚灿若星河的路灯中最高处的那盏，充满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索颖：他是我不能停下的追随

由于含章先生听力有些困难，访问的大多数内容是由索颖女士转述的。索颖女士是秦含章先生的夫人，同时也是中国营养保健界的权威人士。今年也已届84岁高龄，有了她的存在，含章先生的生活在简朴中处处闪现着细节的精致。登门拜访的那天，正值北京骤然降温，大街上寒风萧杀，但阳光似乎特别眷顾这间斗室，从洁净明亮的窗口毫不吝啬地洒进来，笼罩着她洋溢着幸福的面容，温馨中，她娓娓道来。

媒体：是什么促使您和含章先生相遇相知，相濡以沫？

索颖：我和含章先生在1975年初结合。动乱的年代和相同的遭遇促成了我们对生活的共鸣，而对事业执迷不悔的追求是我们走到一起，并终身厮守的根源。30多年以来，他对中国酿酒工业近乎单纯的迷恋始终吸引着我，我在生活上照料着他，竭尽我所知所能保障着他的健康平安，但在精神上，我是他的孩子。

媒体：我们知道您也是我国营养保健领域的权威，这种追随对您自己的事业有影响吗？您后悔吗？

索颖：开始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放下自己的事业。因为我想，一个营养师能够为这样一个人专心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营养了一个业界，这难道还不够伟大吗？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放弃，我们的事业很奇妙的水乳交融了。在这30多年中，我还是编写了很多与酒有关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参与了一些重要理论著作的创作与编纂工作，在很多时候，是含章先生的研究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跨越出单纯的酿造领域，开始关注整个饮食健康课题，研究健康与酒的关系并把成果应用到实践中，你看他的诗集中，有许多篇章就是在写酒以外的饮食文化。

媒体：可以说，你们在相知相随的生活中汲取着共同的营养。

索颖：是的。说到追随，其实不仅仅在精神层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意思地体现出来，几乎每件事情都是他先行一步，然后我立即就跟上。比如，文革前我们俩都是民主党派，文革后他先入共产党，一年后我也入了共产党。他先当选了人大代表，然后接着我就当选了北京市政协委员。1991年他成为国家认定的特殊贡献专家，1993年我也受到了相同的表彰……事业上似乎总是他先一步，我后一步。但是我永远是他的一名学生和保护神。（笑）

媒体：我们看到秦老现在很喜欢以诗写酒，我想只有内心充满幸福感的人才有写诗的情怀。

索颖：是的。我们的幸福是完整的，是丰富的，不在物质上，在心灵上。虽然我们俩加起来快两百岁了，但总是觉得有好多事情还没有做，在等着我们去做。此外，我们的家庭也美满和谐，虽然七个儿女大都不在身边，还有几个在国外从事教育工作，但彼此之间都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时时问候。虽然来路坎坷，但我们真的知足，真的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传记部分作者/秦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