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花岗岩研究的“先锋官”
1962年9月的一天，已经担任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副系主任的王德滋带着年轻教师刘昌实和李应运去安徽九华山考察花岗岩。刘昌实是南京大学地质系五九届学生，毕业即留校任教，那年才二十六岁，周身充满活力。李应运比刘昌实晚一年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执教，但却比刘年长一点，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研究生毕业。三人中王德滋最大，但也只有三十五岁。这个精干的考察小分队实在是值得期待。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王德滋抵达后却发生了出师未捷、脚先崴伤的一幕。
华南花岗岩研究是由徐克勤教授统领的他们三人的任务是去考察安徽青阳岩体和九华山岩体，主要是考察青阳花岗岩和九华山花岗岩，开展两个花岗岩体的地质对比工作。一般的野外工作都要测量一个剖面，他们管这个叫“跑剖面”。他们计划从九华街开始，经过天台正顶，到九华山北坡，“跑”个大剖面。九华街是个小镇，海拔四百米左右。第一天他们在九华街附近考察花岗岩，当天就住九华街镇上，决定第二天再上山考察。
次日清晨，他们每人喝了些稀饭，吃了一个馒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的余波未了，食物难觅，商品匮乏，他也无从准备中饭，挎上地质包就出发了。他们计划先从九华街下到一个深谷，再向上攀登到海拔一千多米的九华山顶。
九华山顶是天台峰，天台峰又称天台正顶，海拔1306米，在九华山的九十九峰之中仅低于十王峰、七贤峰。他们三人十分兴奋，除去像勇士渴望战斗那样希望早一刻测量出著名的九华山花岗岩的剖面之外，即便是从游人的眼里来看也是叫人心动不已的，因为天台峰顶有天台寺、金仙洞、捧日亭，沿途寺庙多，风景好，游人和香客都尊它为“九华之首”。“不上天台，等于没来”，凡是上了九华街的人总想攀登天台峰，以偿登峰造极目尽万里的心愿。
当然，王德滋他们所走的路线是迥异于常人的。正如他们所计划的那样，在去天台正顶的途中，他们先要进入一个深谷，因为山谷中有他们必须要看的关键的地质现象：山谷的一边是青阳花岗岩，另一边是九华山花岗岩，两个花岗岩相碰了，要看谁先谁后？谁侵入谁？这是地质工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现象之一，即两类花岗岩的接触关系。他们一起下沟，沟里都是卵石，一颗一颗圆圆的石头，很滑，有些还长满了青苔。王德滋脚踩到了滚石上，一个踉跄，脚崴了。脚崴了就不能走路，怎么办啊？刘李两人心想“这次野外考察肯定泡汤了，干不成了”，就对王德滋说：“王老师，我俩扶您回去。”王德滋却语气坚地说：“不能回去，我好不容易才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出这趟野外，要坚持到底！”王德滋是刘昌实的老师又是副系主任，两人拗不过他，只得服从。眼见王德滋崴了的那只脚都不敢落到实地上，挪动都十分吃力，刘昌实想洗漱用品啥的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老师拿了。于是，身高腿长、体格强健的刘昌实大步流星地赶回九华街买了两个箩筐和一根扁担，把所有的东都放进两只筐里挑了起来，当起了“沙和尚”。他是福建人，走山路如履平地，挑担子毫不费力。王德滋脚崴了，两个年轻人就给他一根竹竿当拐杖，一边拐着一边走。三个人继续爬山，远远望去，倒真有几分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的味道呐。他们一边爬山一边采标本。每到一个岩性有变化的地方，例如颗粒由粗变细了，或者是地形地貌有明显变化的地方，王德滋这位“师傅”就停下来说要采标本了。王德滋拄着拐杖讲解；李应运按照讲解的内容进行“定点”，并详细记录标本集采点以及编号，同时还要把周围的地形地貌描绘出来；刘昌实则负责打下拳头大小的花岗岩标本，并给每块标本贴上胶布，编上号。跑剖面，主要就是采集标本，他们叫“打标本”。越是往后，采集到的标本就越多，怎么能背得动呢？这时候扁箩筐便发挥大作用了。尽管知道负担过重，他们还是坚持规范取样，在定点间距、标本大小上绝不打一点折扣。就这样一个点、一个点地做下去，标本越来越多，扁担越来越弯，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他们才到达天台正顶。需要说明的是，在野外采集标本通常是不舍得把标本藏匿在返回的路上的，唯恐丢失；有时也无法存放在走过来的路上，因为常常不是原路回。登上山顶以后，他们才感觉到已经饿得实在吃不消了。
他们到了山顶，走进了九华山海拔最高的寺院天台寺，庙很大他们几经问询才找到了寺庙的住持。他们拿出全国粮票和钱给住持，希望他随便给顿饭吃。住持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困难时期，无米无炊，给我全国粮票也是没用的，善哉，善哉。”三人饿得没有办法，反复相求，住持再三拒绝，低声细语中透着决绝与无奈。困难时期，处处饥荒，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他们当时真是饿慌了，简直是前心贴后背呀，尤其是刘昌实还挑了几十斤重的担子，还要继续做剖面，因为王德滋坚持一定要把这条剖面做完。下午四点钟，三人来到九华北坡，又碰到一个小庙，看得出，王德滋也极度疲劳了。刘昌实就说：“王老师，到庙里休息下吧，再求求和尚，看能不能找点东西给我们吃。”王德滋同意了。他们就在庙里面找了一个和尚，起先这个和尚也表示很为难，因为困难时期，能吃的东西都很珍贵呀，到后来，他们跟他讲，他们三个是南京大学的老师，早上在九华街吃的稀饭，到现在都没吃饭。其实，即便他们不说，和尚也能看得出三人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这个和尚很同情他们，就在后院里采了一个自己种的南瓜，比碗口稍大些，切成一片片的放进锅里煮，叫三个人分吃了。这个南瓜，估计也是这个和尚的口粮，可能是他一两天的口粮！他们给他钱，他也不肯收。王德滋等觉得这个和尚的心地太善良啦，心里充满了温暖！而且这种温暖一直伴随着他们，直至今日。吃完南瓜，他们慢慢地恢复了体力，遂又继续测量剖面，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回到住宿地。三人自己动手做饭，饱饱地吃了一顿，然倒头大睡。五十多年以后，刘昌实教授动情地回忆说，“这是我跟王老师进行野外工作最艰苦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就像西游记一样，我挑着担，他拄着拐”，当然，还有一个李应运，他拿的是一支小小“金箍棒”，那就是一支细细的绘图铅笔。
华南花岗岩研究的“先锋官”
1962年9月的一天，已经担任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副系主任的王德滋带着年轻教师刘昌实和李应运去安徽九华山考察花岗岩。刘昌实是南京大学地质系五九届学生，毕业即留校任教，那年才二十六岁，周身充满活力。李应运比刘昌实晚一年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执教，但却比刘年长一点，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研究生毕业。三人中王德滋最大，但也只有三十五岁。这个精干的考察小分队实在是值得期待。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王德滋抵达后却发生了出师未捷、脚先崴伤的一幕。
华南花岗岩研究是由徐克勤教授统领的他们三人的任务是去考察安徽青阳岩体和九华山岩体，主要是考察青阳花岗岩和九华山花岗岩，开展两个花岗岩体的地质对比工作。一般的野外工作都要测量一个剖面，他们管这个叫“跑剖面”。他们计划从九华街开始，经过天台正顶，到九华山北坡，“跑”个大剖面。九华街是个小镇，海拔四百米左右。第一天他们在九华街附近考察花岗岩，当天就住九华街镇上，决定第二天再上山考察。
次日清晨，他们每人喝了些稀饭，吃了一个馒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的余波未了，食物难觅，商品匮乏，他也无从准备中饭，挎上地质包就出发了。他们计划先从九华街下到一个深谷，再向上攀登到海拔一千多米的九华山顶。
九华山顶是天台峰，天台峰又称天台正顶，海拔1306米，在九华山的九十九峰之中仅低于十王峰、七贤峰。他们三人十分兴奋，除去像勇士渴望战斗那样希望早一刻测量出著名的九华山花岗岩的剖面之外，即便是从游人的眼里来看也是叫人心动不已的，因为天台峰顶有天台寺、金仙洞、捧日亭，沿途寺庙多，风景好，游人和香客都尊它为“九华之首”。“不上天台，等于没来”，凡是上了九华街的人总想攀登天台峰，以偿登峰造极目尽万里的心愿。
当然，王德滋他们所走的路线是迥异于常人的。正如他们所计划的那样，在去天台正顶的途中，他们先要进入一个深谷，因为山谷中有他们必须要看的关键的地质现象：山谷的一边是青阳花岗岩，另一边是九华山花岗岩，两个花岗岩相碰了，要看谁先谁后？谁侵入谁？这是地质工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现象之一，即两类花岗岩的接触关系。他们一起下沟，沟里都是卵石，一颗一颗圆圆的石头，很滑，有些还长满了青苔。王德滋脚踩到了滚石上，一个踉跄，脚崴了。脚崴了就不能走路，怎么办啊？刘李两人心想“这次野外考察肯定泡汤了，干不成了”，就对王德滋说：“王老师，我俩扶您回去。”王德滋却语气坚地说：“不能回去，我好不容易才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出这趟野外，要坚持到底！”王德滋是刘昌实的老师又是副系主任，两人拗不过他，只得服从。眼见王德滋崴了的那只脚都不敢落到实地上，挪动都十分吃力，刘昌实想洗漱用品啥的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老师拿了。于是，身高腿长、体格强健的刘昌实大步流星地赶回九华街买了两个箩筐和一根扁担，把所有的东都放进两只筐里挑了起来，当起了“沙和尚”。他是福建人，走山路如履平地，挑担子毫不费力。王德滋脚崴了，两个年轻人就给他一根竹竿当拐杖，一边拐着一边走。三个人继续爬山，远远望去，倒真有几分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的味道呐。他们一边爬山一边采标本。每到一个岩性有变化的地方，例如颗粒由粗变细了，或者是地形地貌有明显变化的地方，王德滋这位“师傅”就停下来说要采标本了。王德滋拄着拐杖讲解；李应运按照讲解的内容进行“定点”，并详细记录标本集采点以及编号，同时还要把周围的地形地貌描绘出来；刘昌实则负责打下拳头大小的花岗岩标本，并给每块标本贴上胶布，编上号。跑剖面，主要就是采集标本，他们叫“打标本”。越是往后，采集到的标本就越多，怎么能背得动呢？这时候扁箩筐便发挥大作用了。尽管知道负担过重，他们还是坚持规范取样，在定点间距、标本大小上绝不打一点折扣。就这样一个点、一个点地做下去，标本越来越多，扁担越来越弯，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他们才到达天台正顶。需要说明的是，在野外采集标本通常是不舍得把标本藏匿在返回的路上的，唯恐丢失；有时也无法存放在走过来的路上，因为常常不是原路回。登上山顶以后，他们才感觉到已经饿得实在吃不消了。
他们到了山顶，走进了九华山海拔最高的寺院天台寺，庙很大他们几经问询才找到了寺庙的住持。他们拿出全国粮票和钱给住持，希望他随便给顿饭吃。住持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困难时期，无米无炊，给我全国粮票也是没用的，善哉，善哉。”三人饿得没有办法，反复相求，住持再三拒绝，低声细语中透着决绝与无奈。困难时期，处处饥荒，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他们当时真是饿慌了，简直是前心贴后背呀，尤其是刘昌实还挑了几十斤重的担子，还要继续做剖面，因为王德滋坚持一定要把这条剖面做完。下午四点钟，三人来到九华北坡，又碰到一个小庙，看得出，王德滋也极度疲劳了。刘昌实就说：“王老师，到庙里休息下吧，再求求和尚，看能不能找点东西给我们吃。”王德滋同意了。他们就在庙里面找了一个和尚，起先这个和尚也表示很为难，因为困难时期，能吃的东西都很珍贵呀，到后来，他们跟他讲，他们三个是南京大学的老师，早上在九华街吃的稀饭，到现在都没吃饭。其实，即便他们不说，和尚也能看得出三人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这个和尚很同情他们，就在后院里采了一个自己种的南瓜，比碗口稍大些，切成一片片的放进锅里煮，叫三个人分吃了。这个南瓜，估计也是这个和尚的口粮，可能是他一两天的口粮！他们给他钱，他也不肯收。王德滋等觉得这个和尚的心地太善良啦，心里充满了温暖！而且这种温暖一直伴随着他们，直至今日。吃完南瓜，他们慢慢地恢复了体力，遂又继续测量剖面，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回到住宿地。三人自己动手做饭，饱饱地吃了一顿，然倒头大睡。五十多年以后，刘昌实教授动情地回忆说，“这是我跟王老师进行野外工作最艰苦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就像西游记一样，我挑着担，他拄着拐”，当然，还有一个李应运，他拿的是一支小小“金箍棒”，那就是一支细细的绘图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