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玉梅：以身试毒，查明红眼病病因
原标题：在上海的那场重大疫情中，她以身试毒，查明了病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十分低下，“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是当时农村地区人民对于治病的常态。缺医少药和多种疾病的流行，造成建国初期，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1967年夏，上海第一医学院十余名青年医务人员自发组织了“指点江山”医疗队，到贵州山区展开医疗卫生工作。为了支援这支小分队，上海第一医学院在1969年又派出了一支“教育改革队”，35岁的闻玉梅主动请缨，加入其中，远赴贵州送医送药，并承担起培训“赤脚医生”的重任。
主动请缨 参与“六二六”医疗队
闻玉梅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闻亦传是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母亲桂质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受家庭熏陶，闻玉梅从小便对医学事业充满了兴趣。
闻玉梅（右）与母亲桂质良合影
1957年，闻玉梅回到了母校上海第一医学院担任助教工，逐渐开始从事基础医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1956级内科团支部毕业照
（第二排左六为闻玉梅）
1969年，闻玉梅跟随“教育改革队”来到贵州。这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医疗水平更是十分落后。但以闻玉梅为代表的“六二六”医疗队成员们，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为农村地区的群众服务。
1970年闻玉梅与妇产科教授等医疗队同事在贵州黔东南山区合影
（右一：闻玉梅）
贵州落后的医疗条件逼得闻玉梅所在的教改队不得不因地制宜。当时，贵州当地有很多人患“内翻倒睫”，即沙眼后睫毛刺激眼球，轻则视力下降，重则有失明风险，需要开刀把睫毛翻出来。长期呆在实验室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闻玉梅等人从未学过动手术，为了治病救人，他们知难而上，把野狗抓来麻醉，通过给狗的眼睛开刀来积累手术经验。
有一次，闻玉梅和妇产科的学生一起去帮人接生。她们发现当地人接生并不消毒，也不用脐带剪，很容易造成母婴感染。闻玉梅急中生智，没有脐带剪，她就用碘酒擦拭后的小剪刀替代；没有扎脐带的线，她便把产妇破被子里的棉线放到锅里煮过消毒，拿来扎脐带。这件事情，让闻玉梅深刻认识了农村的缺医少药的现状，这对她今后的科研工作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到上海后，为了解决偏远地区的医疗困难，她接收过不少这些地区的进修生。
以身试毒 我国首次红眼病大流行
1971年夏天，一场规模空前的“红眼病”大流行突然在上海等地爆发，并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这是红眼病第一次在我国大规模流行，各项防控措施的开展根本赶不上红眼病的传播的速度。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时间人心惶惶。
闻玉梅对这场疫情格外关注，她发现各界对这场红眼病流行的病原体究竟是细菌还是病毒存在争议，如不及早查明确切的致病原因，除了会严重影响疫情的控制，还会造成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
受限于当时有限的研究条件，为尽快查明病因，闻玉梅决定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开展红眼病病原体的实验研究。她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师王悦时一起决定将搜集到的红眼病患者的眼泪经过除菌过滤后，滴入自己的眼睛里。
闻玉梅以身试毒的想法非常大胆，却着实是个可以快速判断病原体类型的办法。实验开始前，闻玉梅与眼科医生约定好，如果红眼病的病原体是病毒，感染发病后马上隔离，不要传染给其他人。两天后，闻玉梅染上了红眼病，证明了引起这场红眼病大流行的病原体是病毒，而非细菌。
病毒引起的红眼病只需要生理盐水进行洗眼就能治疗，闻玉梅以身试毒明确了红眼病的病原体后，治疗红眼病病人也就明确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之前全国各地大量使用抗生素治疗红眼病，不仅让本就十分珍贵的抗生素供不应求，还造成了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如今明确病原体后，省下了抗生素，群众也更愿意配合简单的盐水冲洗治疗了。
再度回首 重审“六二六”岁月
1971年红眼病大流行导致的大量误工和医药损耗，对我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医疗经费的透支也给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作为“六二六”医疗队的一员，下乡行医的经历让闻玉梅早就深刻认识到了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困难。
作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见证者之一，闻玉梅深知农村医疗经费的拮据。红眼病的流行和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必然会加重合作医疗站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成为农村合作医疗发展路上的绊脚石。早一些明确这次流行的红眼病病原体是病毒，就可以早些停止抗生素的使用，既是保护群众，也是为了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减少医疗经费的负担。这一点，闻玉梅考虑得很是全面。
面对 1971 年的这场疫情，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交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以闻玉梅为代表的一批医学家的出色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如今，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更新、迭代，早已进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时代，以更完善的医疗体制和更高的医疗水平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从红眼病到如今的新冠肺炎、从闻玉梅到现在数不清的新冠“战士”，有一种精神一直传承不变，那是他们的家国情怀，更是他们的医者仁心。
1971 年 10 月，中国加入联合国，苏美两大阵营对于我国的科技封锁逐渐解除，最艰苦的岁月结束了。在此之后，闻玉梅重新开启了病毒的基础研究工作。应当说，“六二六”的岁月是异常艰辛的，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她帮助闻玉梅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基层缺医少药的状况，也帮助闻玉梅更加坚定地确立了为广大人民解决健康问题的决心。更加让人敬佩的是，在科研条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一样在尽己所能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贡献，这样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可谓当代学人的楷模。
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