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芙清：国之重器，我之担当
2018年6月12日，北大理科一号楼1505室，《天下无锡人》专题组正在采访中。这一期采访对象，是一位无锡籍女科学家，她的名字叫杨芙清。这也是无锡日报继1997年、1999年、2008年之后，第四次专访杨芙清。
当采访组刚刚架好拍摄机位，杨芙清院士便如约而至。当她穿着红色上衣健步出现在记者面前时，亲切的问候、爽朗的笑声、清晰的思维，加之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健谈开朗——这哪像一位八旬老人?！
采访杨芙清院士，恰逢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召开后不久，也正是无锡全力打造全国集成电路产业高地之际。在这个节点，对杨院士的采访，也就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中国计算机软件工程发展的铺路人、亲历者，她对创新的理解，她对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解读、她对“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感悟，可谓字字珠玑。
一种情怀
鼎新革故，科技强国
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的标配。弯弯曲曲的小巷，曾是旧无锡城的经络。留芳声巷，是无锡城中一条名巷，不仅因为地名留芳，也因为这条人文底蕴深厚的小巷，曾拥有无数个辉煌的名字。
名巷出名人。这条美丽的巷子曾住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民国著名书法家张涤俗、著名音乐家杨荫浏、钱锺书夫人杨绛。
杨芙清也出生于这里。1932 年11 月6 日，无锡市留芳声巷杨家大宅院传来清脆的啼哭声，杨芙清出生了。父母希望这个有着花朵般脸庞的孩子，长大后如芙蓉花般清丽高雅、才气过人。更希望这个孩子日后成为国之栋梁。
杨芙清初中与高中就读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她的数学天赋，便是在这里得到了激发。“那时学校有一位南大毕业的数学老师，出的考卷特别难，同学们给其取了个绰号，叫‘大鸭蛋’。”正是这位“大鸭蛋”老师，有一次给杨芙清的试卷批了120分。“满分是100分。因为我用两种方式解题，所以给我加分了。”也正是这个120分，让小芙清对数学有了兴趣，加上刻苦学习，更有了自信。真的是天赋吗?杨芙清说“勤奋出天才”，这是“笨鸟先飞”的结果。
不拘泥一题一答的形式，杨芙清的创新思维崭露头角。每逢接受媒体采访时，杨芙清都会提到“大鸭蛋”老师与120分的故事，旨在强调师者要善于发现学子的潜能、提供创新的土壤。无论何时回忆起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的生活，杨芙清都会感慨万千，因为创新的种子，在那里遇到了丰沃的土壤——启智，是“双手弹钢琴”的全面发展，而非“唯有读书高”的片面解读。牢记师恩的她，在2006 年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复校后担任“名誉校长”，并为学校设立奖教奖学金，希望“为母校尽些绵薄之力”。
1951 年夏天，杨芙清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数学系。“我一心想考到北京，到毛主席身边去，成为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为国效力！”
这份朴素的愿望，贯穿杨芙清的一生。她的学术生涯，就是以“鼎新”推动“革故”的过程，“中华民族有创新的传统，创新是这个民族骨子里的优秀基因。追溯历史，有四大发明；回望当下，有大国重器。”她告诉记者，创新是对理想的坚持、是对能力的自信、是对兴趣的执着，唯有自主创新，才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从而彻底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实现科技强国。
两次赴苏
国之所需，我之所愿
杨芙清最初的梦想是成为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后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5 年，杨芙清毕业留校读研究生，刚留校便参加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的组建工作。从基础数学到计算数学，又到程序设计，距离成为一名华罗庚式的数学家，似乎越来越远了。
当个人愿望与国家需要相左时，怎么办?国之所需，我之所愿！这是杨芙清的选择。“我相信国家的选择，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而且要做好。”简单淳朴的信念，改变了杨芙清的一生。
创立初期一穷二白，杨芙清手边只有一本苏联教材和一台手摇计算器。作为该专业唯一的研究生，杨芙清每周都要向教研室的老师们汇报学习成果，这样的能力训练为她日后留苏和承担国家重要工程任务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50 年代初，国家需要发展计算机事业。于是在1957 年派出第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计算机技术和程序设计。导师徐献瑜教授为杨芙清争取到了机会。她先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学习程序设计，后来转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程序设计自动化，逐渐成长为中国第一代计算机软件专家。也正是此次留苏期间，她见到了毛主席，“1957年，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来看望留苏中国学生。当时那个激动呀，按规定不能拍照。但我一想，机会难得，借了个照相机进去拍。那张相片太珍贵了，我藏了起来，藏得太好，自己后来都找不到了。”说起往事，杨芙清笑了，笑容里透着一丝俏皮。回国后不久，1962 年，杨芙清再次被派往苏联。当时的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成立了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急需一个学习程序设计的人去工作。但杨芙清面临的情况和第一次完全不同：一方面是中苏关系恶化，另一方面，儿子刚满周岁。“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还是凭着这样的信念，杨芙清第二次赴苏。结合两次留苏经历，杨芙清对今年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感悟更深：“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以创新驱动发展，计算机软件研发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国门打开后，‘拿来主义’占了上风。但国外都有了，直接拿来用，就会被人‘卡脖子’。”杨院士认为，科技工作者要将国家需要与个人理想紧紧融合在一起，牢牢抓住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重要契机，“科技创新、世界有我”，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主赛场，参与规则制定，为世界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三次攻坚
国之重器，我之担当
20 世纪60 年代，我国能源行业急需装备先进的计算机来处理大量的地质勘探数据，面对国际上的严密封锁，北京大学接到了研制每秒100 万次的大型计算机150 机的任务，用于石油勘探计算。杨芙清负责研制150 机的多道运行操作系统。
“当时，我们团队很多人对百万次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都没有见过。”凭着报效国家的激情，杨芙清带着团队硬是一步步闯了过来。“搞科研，要从生活中汲取养分”，科技创新同样需要接地气：什么叫多道运行——如我们正在讨论，电话铃响了，我请你们暂等去接电话，处理另一件事，通话完毕，挂断电话。我们接着再讨论。这不就是多道运行吗?电话铃声就是中断信号，这是实现多道运行所必需的信号。又如存储器管理——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招待所只有一部电话，有人打电话找住客，接待员先从入住登记本上查找客人信息再通知客人来接电话。这里客人就是信息，房间就是存储单元，这不就是存储管理吗?同理，图书馆管理图书有书目查找，不也是存储管理吗?找到原理与路径，那就能找到解决方案。
杨芙清用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向记者阐述当年攻坚150机的一幕幕，通俗易懂。正是这种源于生活需要、又归于生活之中的“脑洞大开”式的创新，1973 年的一个清晨，150 机传出了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国第一台百万次数字计算机和第一个多道运行操作系统软件研制成功。
上世纪70 年代，全球计算机开始向系列化发展。杨芙清又接到了一项高难度项目——负责DJS200 系列机中240 机的操作系统设计。然而，已取得初步成果的240 机操作系统因种种原因下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芙清重组240 机操作系统团队。但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原来的设计方案已经“有点落伍”。带着“要做就不能落后”的想法，杨芙清果断决定清零，采用新的方法重新设计。由她带队研制完成的240 机操作系统，是我国第一个全部用高级语言书写的大型操作系统，“在国际上也无先例”。
“硬件是载体，软件是灵魂”，将厚厚的康熙字典压缩进一张小小的芯片，靠的就是软件技术；一张芯片中如果拥有所需的软件支撑，那芯片就有了价值。凭着对软件发展动向的敏锐观察，杨芙清又开始研究软件工程核心支撑环境，这就是从“六五”到“九五”、跨越4 个国家五年计划的“青鸟工程”的起步，这一工程标志着我国软件开发由手工作坊式向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变革。
青鸟在她手中腾飞，软件在她怀中成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说的正是杨芙清这样的科学家。
四条金句
创新之道，重在得人
世界最快超算中心“太湖·神威之光”落户无锡，华虹、中环、海力士二期等重要集成电路产业项目纷纷落子无锡，致力于打造创新型城市的家乡，让杨芙清有话要说。她说，我给家乡的发展提点建议吧：创新之道，重在得人。有政策、有高校、有高端信息化人才、有清晰发展定位，才是创新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道。
“无锡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都不错，但不能满足于此；无锡要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一环，需要拥有培育高端人才的土壤。”杨院士表示，江南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属于国内一流，但一座城市的高等教育，仅仅拥有一个强势专业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一个信息化社会，更需要一流的信息技术人才。”以深圳为例，2001年，杨芙清应邀去深圳参与筹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工程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开放的深圳与北大、清华、哈工大合作成立了研究生院，结合当地需求，快速发展信息产业。现如今，深圳拥有华为、腾讯等一系列信息产业的独角兽企业，这与当地大力培养信息技术高端人才是密不可分的。
杨院士建议，无锡应该抓住大力发展高新产业的机遇，根据自身优势，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又缺什么；置身于提倡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要明确自己的站位，根据国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格局大、视野宽、定位准，才有大发展。
在结束采访时发现：杨芙清为了此次采访，提前做了功课——根据记者邮件发过去的提纲，认真准备了几张纸；而在采访结束后，她的秘书又来电话：杨院士为家乡建言时，对自己当场的题写格式不满意，特意要了地址，重新题写后寄到无锡。严谨、细致、认真、一丝不苟，这是杨芙清的态度，也呼应了她那句话：“世上哪有什么学霸，都是笨鸟先飞！”有志者，事竟成。就是带着这股子劲，他们活成了中国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