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暑期，杨福愉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后来实行几十年的国家统一为大学生分配工作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选择还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用人单位可以在中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备案之后，直接到学校联系、招聘大学毕业生；学校也可以直接向各部委、各省市推荐大学毕业生；如果有个别毕业生不愿接受分配，虽然要说明理由，但也不强迫服从分配，可自找职业。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浙江大学1950年暑期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也采取了学校推荐和国家分配相结合的办法。
那一年，化学系应届毕业生的人数不多，只有十人左右。在分配工作的时候，系里决定把毕业生的成绩进行排序，杨福愉名列第二。在当时那个政局动荡、大学生们普遍精神迷茫、不知出路何在的年代，不少人对学业不甚上心，只是随便混个成绩而已。这样一来，刻苦认真的杨福愉就占据了优势。他记得，当年是助教马蕊然老师私下告知他的成绩排名的;并透露化学系主任王葆仁教授决定把他推荐到贝时璋先生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去。在他看来，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因为在当时的大学理科毕业生的心目中，中科院是一个很高级的学术机构，是全国最高等的科研单位之一，能够被推荐去中科院，很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于杨福愉毕业前夕的1950年6月，由中央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实验生物学部分以及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及动物学研究所的实验生物学部分合并而成，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实验生物学的最强研究力量。作为1948年评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浙江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的贝时璋在中科院建立前后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很多具体的筹划工作;而当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时，他又告别了曾在此辛勤工作20年的浙江大学，亲赴上海出任所长。
贝时璋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实验生物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在专业课主修的生物学课程之外学习了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课程，并经常与物理学系的师生一起开展学术交流。从这时起，在他的思想中就渐渐形成了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概念。30年代在浙大生物学系任主任期间，他确定了生物学系的主要学科发展方向是用物理学和化学方法研究生物学问题的实验生物学。到40年代，他更是预见到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必然发展趋势是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与结合。的确，在那个实验生物学革命即将到来的年代，其他学科不仅仅是为生物学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工具——比如X-射线衍射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生物大分子的研究，为后来蛋白质和DNA分子结构的解析奠定了基础；X-射线对基因的诱变也为遗传学研究开创了广阔空间；还有同位素示踪技术以出人意料而又令人拍案叫绝的方式解决了生物化学中的很多疑难问题。更重要的，物理学等学科还为生命的本质提供了新颖的洞察角度，比如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S.Schrodinger）就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在其中用物理学观点大胆解析生命，启发了一代西方学者投身生物学研究，终于促成了50—60年代激动人心的生物学革命。从此贝时璋不仅大力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生物学，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身体力行这一原则。
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按照贝时璋的规划，除了生物学系的毕业生，他还要吸收其他理科专业的毕业生加入研究所，希望可以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激发出科学创新的火花。王葆仁之所以向他推荐杨福愉，正是因为在此之前，贝时璋曾向王葆仁提出希望能够推荐一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去他那里工作的建议。就这样，原本学化学的杨福愉与生物学研究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对于杨福愉来说，在踏入国家最高科研机构的兴奋感逐渐消减之时他开始担心自己真正做起科研来是否力所能及。虽然在大学选修普通生物学和天然有机化学课时，曾了解到贝时璋正在从事米虾眼柄激素的研究知道有机化学知识在这类实验生物学研究中必有用武之地，对毕业“转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口;加之自己对新鲜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所以对于贝时璋提倡发展学科交叉研究的思想没有丝毫迟疑。但生物学毕竟是和化学不同类别的另一门科学，有着差别很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这方面自己所知甚少，将来真的开展研究的话，恐怕要碰到不少困难。
贝时璋十分看好他的科研素质，不仅巧妙地在有限的实验楼二楼过道专门为他分隔出一小间半封闭的实验室，而且也只给他一些方向性的探索引领，并不要求他像别的研究人员一样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定期汇报工作进展。这对于一个刚进入科研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来说，能够拥有如此的自由探索空间，可谓是幸运之至。在这样好的环之下，杨福愉再次拿出了大学时代锲而不舍的劲头儿，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开始，研究所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贝时璋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远见。有的研究员甚至包括朱洗、庄孝僡等享誉一时的学者也都建议下还是努力发展生物学本身，多拿出一些成果才是最重要的;多学科交叉的目标在当时来说似乎有点遥远，有点空泛。和杨福愉一同进入贝时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对此不理解，向贝时璋提出我们是搞生物学的、为何要学化学的人等问题，而贝时璋带着微笑讲了为什么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并说:“我将来还要学物理的，还要学数学的呢”。当回顾贝老的这些当时的论断，我们现在的确体会和理解到他对生物学研究发展的那种预见性和深刻意义。
贝时璋的研究组隶属于实验生物所下的发生生理研究室。当时，发生生理研究室下设四个课题组，分别由主任朱洗教授、贝时璋教授、庄孝德教授和姚錱教授担任组长。
四位研究组组长的留学背景不尽相同，但因为共同从事实验动物学研究，彼此齐心协力，在所里营造了非常浓郁的学术氛围。比如，为了培养刚进实验室的年轻科技人员、活跃学术气氛，四位组长定期、轮流举行讲座，各自讲授自己擅长的题目—贝时璋主要介绍“轮虫的发育和再生”及“米虾的眼柄激素”研究;朱洗向大家介绍两栖动物“卵球成熟与单性生殖”研究及“家蚕节食祛病”的课题;庄孝僡主讲“神经胚胎的诱导与决定”和“青蛙单倍体胚胎与双倍体胚胎嫁接在发育中的相互影响”;姚鑫则向大家透露他们即将进行的课题“果蝇胚胎发育和变态的磷酸酯酶与其他酯酶的生化研究”。这些讲座内容丰富，蕴含了老一辈学者多年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的经验之谈。不仅如此，贝时璋还延续他在浙江大学生物学系的做法，定期组织举行书报讨论会，开展学术报告和交流活动，倡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治学风尚。这样的学术交流气氛对新来的科技人员了解整个研究室的科研工作及今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对杨福愉这样的“跨专业”研究者来说更是受益匪浅。
当然，杨福愉自己在业务学习上也常刻苦。他将刚出版不久的英国生物化学家恩斯特·鲍德温（Ernest H.F. Baldwin）的《生物化学的动态》第二版作为教材，自学了生物化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勤向姚錱等各位老师请教。不仅如此，杨福愉还去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旁听那里的高级训练班课程，努力实现从化学系毕业生到生物学研究者的转型。杨福愉后来在生物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基础就是在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打下的。
1950年暑期，杨福愉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后来实行几十年的国家统一为大学生分配工作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选择还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用人单位可以在中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备案之后，直接到学校联系、招聘大学毕业生；学校也可以直接向各部委、各省市推荐大学毕业生；如果有个别毕业生不愿接受分配，虽然要说明理由，但也不强迫服从分配，可自找职业。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浙江大学1950年暑期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也采取了学校推荐和国家分配相结合的办法。
那一年，化学系应届毕业生的人数不多，只有十人左右。在分配工作的时候，系里决定把毕业生的成绩进行排序，杨福愉名列第二。在当时那个政局动荡、大学生们普遍精神迷茫、不知出路何在的年代，不少人对学业不甚上心，只是随便混个成绩而已。这样一来，刻苦认真的杨福愉就占据了优势。他记得，当年是助教马蕊然老师私下告知他的成绩排名的;并透露化学系主任王葆仁教授决定把他推荐到贝时璋先生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去。在他看来，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因为在当时的大学理科毕业生的心目中，中科院是一个很高级的学术机构，是全国最高等的科研单位之一，能够被推荐去中科院，很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于杨福愉毕业前夕的1950年6月，由中央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实验生物学部分以及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及动物学研究所的实验生物学部分合并而成，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实验生物学的最强研究力量。作为1948年评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浙江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的贝时璋在中科院建立前后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很多具体的筹划工作;而当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时，他又告别了曾在此辛勤工作20年的浙江大学，亲赴上海出任所长。
贝时璋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实验生物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在专业课主修的生物学课程之外学习了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课程，并经常与物理学系的师生一起开展学术交流。从这时起，在他的思想中就渐渐形成了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概念。30年代在浙大生物学系任主任期间，他确定了生物学系的主要学科发展方向是用物理学和化学方法研究生物学问题的实验生物学。到40年代，他更是预见到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必然发展趋势是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与结合。的确，在那个实验生物学革命即将到来的年代，其他学科不仅仅是为生物学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工具——比如X-射线衍射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生物大分子的研究，为后来蛋白质和DNA分子结构的解析奠定了基础；X-射线对基因的诱变也为遗传学研究开创了广阔空间；还有同位素示踪技术以出人意料而又令人拍案叫绝的方式解决了生物化学中的很多疑难问题。更重要的，物理学等学科还为生命的本质提供了新颖的洞察角度，比如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S.Schrodinger）就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在其中用物理学观点大胆解析生命，启发了一代西方学者投身生物学研究，终于促成了50—60年代激动人心的生物学革命。从此贝时璋不仅大力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生物学，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身体力行这一原则。
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按照贝时璋的规划，除了生物学系的毕业生，他还要吸收其他理科专业的毕业生加入研究所，希望可以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激发出科学创新的火花。王葆仁之所以向他推荐杨福愉，正是因为在此之前，贝时璋曾向王葆仁提出希望能够推荐一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去他那里工作的建议。就这样，原本学化学的杨福愉与生物学研究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对于杨福愉来说，在踏入国家最高科研机构的兴奋感逐渐消减之时他开始担心自己真正做起科研来是否力所能及。虽然在大学选修普通生物学和天然有机化学课时，曾了解到贝时璋正在从事米虾眼柄激素的研究知道有机化学知识在这类实验生物学研究中必有用武之地，对毕业“转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口;加之自己对新鲜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所以对于贝时璋提倡发展学科交叉研究的思想没有丝毫迟疑。但生物学毕竟是和化学不同类别的另一门科学，有着差别很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这方面自己所知甚少，将来真的开展研究的话，恐怕要碰到不少困难。
贝时璋十分看好他的科研素质，不仅巧妙地在有限的实验楼二楼过道专门为他分隔出一小间半封闭的实验室，而且也只给他一些方向性的探索引领，并不要求他像别的研究人员一样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定期汇报工作进展。这对于一个刚进入科研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来说，能够拥有如此的自由探索空间，可谓是幸运之至。在这样好的环之下，杨福愉再次拿出了大学时代锲而不舍的劲头儿，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开始，研究所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贝时璋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远见。有的研究员甚至包括朱洗、庄孝僡等享誉一时的学者也都建议下还是努力发展生物学本身，多拿出一些成果才是最重要的;多学科交叉的目标在当时来说似乎有点遥远，有点空泛。和杨福愉一同进入贝时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对此不理解，向贝时璋提出我们是搞生物学的、为何要学化学的人等问题，而贝时璋带着微笑讲了为什么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并说:“我将来还要学物理的，还要学数学的呢”。当回顾贝老的这些当时的论断，我们现在的确体会和理解到他对生物学研究发展的那种预见性和深刻意义。
贝时璋的研究组隶属于实验生物所下的发生生理研究室。当时，发生生理研究室下设四个课题组，分别由主任朱洗教授、贝时璋教授、庄孝德教授和姚錱教授担任组长。
四位研究组组长的留学背景不尽相同，但因为共同从事实验动物学研究，彼此齐心协力，在所里营造了非常浓郁的学术氛围。比如，为了培养刚进实验室的年轻科技人员、活跃学术气氛，四位组长定期、轮流举行讲座，各自讲授自己擅长的题目—贝时璋主要介绍“轮虫的发育和再生”及“米虾的眼柄激素”研究;朱洗向大家介绍两栖动物“卵球成熟与单性生殖”研究及“家蚕节食祛病”的课题;庄孝僡主讲“神经胚胎的诱导与决定”和“青蛙单倍体胚胎与双倍体胚胎嫁接在发育中的相互影响”;姚鑫则向大家透露他们即将进行的课题“果蝇胚胎发育和变态的磷酸酯酶与其他酯酶的生化研究”。这些讲座内容丰富，蕴含了老一辈学者多年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的经验之谈。不仅如此，贝时璋还延续他在浙江大学生物学系的做法，定期组织举行书报讨论会，开展学术报告和交流活动，倡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治学风尚。这样的学术交流气氛对新来的科技人员了解整个研究室的科研工作及今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对杨福愉这样的“跨专业”研究者来说更是受益匪浅。
当然，杨福愉自己在业务学习上也常刻苦。他将刚出版不久的英国生物化学家恩斯特·鲍德温（Ernest H.F. Baldwin）的《生物化学的动态》第二版作为教材，自学了生物化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勤向姚錱等各位老师请教。不仅如此，杨福愉还去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旁听那里的高级训练班课程，努力实现从化学系毕业生到生物学研究者的转型。杨福愉后来在生物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基础就是在上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