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同隐先生众多的学生里，我属于相对较为年轻的，与先生的相处时间不那么长、了解也没那么深，显然，我不一定是本书最佳的作序者。尤其要为自己敬仰的老师的传记写一个序，难免带有过多的情感色彩，总觉得心里有惴惴不安之感。我和于先生的时间交集是从“文革”末期开始的，对于先生最为艰苦的那段日子缺少直接的感受。因此，我的认识有天然的不完整性，姑且谈一些零星的感受与同仁们分享。
首先，觉得本书的书名取得很好。因为，在学术领域，一个系科（或者是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和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本传记不仅记录了于先生的人生，也记录了复旦高分子学科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发展。从于同隐先生的经历和复旦高分子系科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艰辛和曲折。中国的高分子科学起步并不晚，本可发展得更好，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徒添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障碍。国家的改革开放给高分子科学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也确实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们作为高分子学科的后辈，应该懂得历史的艰辛，这样才能珍惜当今、才有可能创造未来。我们这一代人还算是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享受着老一代高分子科学家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也使得我们每个人的学术都得到了各自的发展。当然，有些现象仍然令人担忧，某些思想仍然阴魂不散，时时还会出来干扰科学的正常发展。因此，如何为学术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仍然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按下宏观环境不表，从小环境来看，将一个科学上的学术带头人和一个系科（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叙述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一个系科（学科）的发展总是由人来推动的。人们或是为其学术发展把握方向，或为其学术建构添砖加瓦，或为其未来培养优秀的人才。不言而喻，其中尤以人才培养最为重要。我认为，于同隐先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培养学生的风格。沈家骢院士曾经将其誉为“于同隐模式”。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同隐模式”的内涵还没有做过认真的思考和总结。我是这个模式的受益者，自然有一点切身体会，就于先生的育人特点谈点体会。
首先，于先生对学生的个性、学术特点等，具有独特眼光。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讲，人有所长，必有所短，全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作为一位学科带头人和研究生导师，“知人善任”是极其重要的。忆及当时，于先生感到我对高分子物理有较大的兴趣，也有稍好的数学物理基础，所以他鼓励我定位于高分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并依此进行培养。这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轨迹。因此，我说于同隐先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领路人。
另一个例子也很有代表性。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复旦高分子引进了第一台X衍射仪，于先生深知胡家璁老师具有较好的数学和物理基础，适时鼓励他从事X衍射和散射研究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1979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沈明琦教授来复旦大学作高分子粘弹性的系列讲座，于先生带领胡老师等汇编了沈明琦教授的讲稿并出版《高聚物的粘弹性》一书，促进了国内高分子粘弹性分子理论的研究。客观地说，胡家璁老师对复旦高分子的结构的物理研究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作为一个导师，如何对待学生是极其重要的。于同隐先生从未把学生看作简单的劳动力，而是一贯将学生视为学术上的受教育者、合作者，乃至乐见其成为自己的未来竞争者。在我的印象中，于先生和学生总是平等的，他从来不会因为怕在学生面前失面子而不懂装懂。他在面对高分子科学的发展时，总是带领学生一起研读新的文献和书籍，亲自选择书目，制定读书计划，亲自主持读书活动。他总是将书中的相关章节分配给学生各自阅读，自己也负责阅读其中的重要章节，然后集中交流，先生再加以点评，并引导我们就书中的重要概念和关键内容开展讨论。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历历在目，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眼观当前，导师和学生一起认真读书的景象不再多见，将学生仅仅看作自己学术发展的垫脚石，以致师生关系紧张随处可见。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需要认真反思的。反思之余，如何继续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每一位学者当然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学生也有必要学习、继承和发扬导师的学术专长和研究风格。然而，毕竟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给学生自由，并鼓励其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否则学术就会退化。于先生对于学生的研究风格总是给予充分的尊重，对学生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历来支持有加，并为学生排除各种学术或非学术的障碍。记得我曾经对自由基聚合反应的分子轨道理论感兴趣，于先生给予大力支持与鼓励；当我转而又对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感兴趣时，于先生还鼓励我将其申请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前身）的项目；当我选择“高分子银纹、裂缝和剪切带的光散射理论”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时，于先生随即为我介绍了中科院化学所的徐懋研究员给我必要的启蒙，并为我介绍美国麻省大学(UMASS)R．Stein教授；当我选择“高分子链构象和粘弹性的图形理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时，于先生每周都关注我的研究进展，并鼓励和支持我开展相应的实验验证工作。总之，我是一个不守常规的学生，不管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多么“任性”和“离谱”，于先生总是在认真思考后给予积极鼓励和实在的支持。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导师所难以企及的。我们衷心感谢于先生的精心栽培，可他总是真诚而谦虚地说：“这是你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才是一种伟大的师德！
说起“于同隐模式”，使我想到，复旦高分子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于同隐先生在复旦的一批学生。这似乎和流行的看法有点相悖，即所谓“近亲繁殖”就难以发展学科。然而，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纵观科学史，学术界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派均是由一个导师和他的一批学生的共同奋斗而形成的。导师自己并不是万能的，他必须对一个学科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结构有清晰的认识，并容纳必要的、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来参与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必须能在传承导师优良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向的同时，创立自己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风格。导师若能充分尊重学生的学术自由，支持和鼓励学生的自主探索，支持并为其排除各种学术或非学术的障碍，那么学科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尤其在当代，各类国际学术交流变得非常便捷和频繁，学生在跟着导师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在国内外其他学者那里从事一段时间研究工作，习得对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风格，已经非常普遍。在此情况之下，倘若仍然简单地固守“导师不能选留自己曾经的学生”的陈规，并不一定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凡事都得视具体情况来定。
或许，以上这些构成了“于同隐模式”的几个要素。
于先生就是以一位长者的慈祥，呵护着我们；以一位智者的智慧，启迪着我们；以一位仁者的榜样，激励着我们。我曾经说过：“中国高分子学术界最需要的不是所谓的‘权威’，而更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于同隐先生那样的贤者、仁者。”只有这样，后人，包括我们的后人定能创造出超越我们的大业绩来！
似为序，是为序。
在于同隐先生众多的学生里，我属于相对较为年轻的，与先生的相处时间不那么长、了解也没那么深，显然，我不一定是本书最佳的作序者。尤其要为自己敬仰的老师的传记写一个序，难免带有过多的情感色彩，总觉得心里有惴惴不安之感。我和于先生的时间交集是从“文革”末期开始的，对于先生最为艰苦的那段日子缺少直接的感受。因此，我的认识有天然的不完整性，姑且谈一些零星的感受与同仁们分享。
首先，觉得本书的书名取得很好。因为，在学术领域，一个系科（或者是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和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本传记不仅记录了于先生的人生，也记录了复旦高分子学科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发展。从于同隐先生的经历和复旦高分子系科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艰辛和曲折。中国的高分子科学起步并不晚，本可发展得更好，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徒添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障碍。国家的改革开放给高分子科学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也确实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们作为高分子学科的后辈，应该懂得历史的艰辛，这样才能珍惜当今、才有可能创造未来。我们这一代人还算是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享受着老一代高分子科学家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也使得我们每个人的学术都得到了各自的发展。当然，有些现象仍然令人担忧，某些思想仍然阴魂不散，时时还会出来干扰科学的正常发展。因此，如何为学术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仍然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按下宏观环境不表，从小环境来看，将一个科学上的学术带头人和一个系科（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叙述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一个系科（学科）的发展总是由人来推动的。人们或是为其学术发展把握方向，或为其学术建构添砖加瓦，或为其未来培养优秀的人才。不言而喻，其中尤以人才培养最为重要。我认为，于同隐先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培养学生的风格。沈家骢院士曾经将其誉为“于同隐模式”。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同隐模式”的内涵还没有做过认真的思考和总结。我是这个模式的受益者，自然有一点切身体会，就于先生的育人特点谈点体会。
首先，于先生对学生的个性、学术特点等，具有独特眼光。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讲，人有所长，必有所短，全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作为一位学科带头人和研究生导师，“知人善任”是极其重要的。忆及当时，于先生感到我对高分子物理有较大的兴趣，也有稍好的数学物理基础，所以他鼓励我定位于高分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并依此进行培养。这决定了我一生的学术轨迹。因此，我说于同隐先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领路人。
另一个例子也很有代表性。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复旦高分子引进了第一台X衍射仪，于先生深知胡家璁老师具有较好的数学和物理基础，适时鼓励他从事X衍射和散射研究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1979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沈明琦教授来复旦大学作高分子粘弹性的系列讲座，于先生带领胡老师等汇编了沈明琦教授的讲稿并出版《高聚物的粘弹性》一书，促进了国内高分子粘弹性分子理论的研究。客观地说，胡家璁老师对复旦高分子的结构的物理研究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作为一个导师，如何对待学生是极其重要的。于同隐先生从未把学生看作简单的劳动力，而是一贯将学生视为学术上的受教育者、合作者，乃至乐见其成为自己的未来竞争者。在我的印象中，于先生和学生总是平等的，他从来不会因为怕在学生面前失面子而不懂装懂。他在面对高分子科学的发展时，总是带领学生一起研读新的文献和书籍，亲自选择书目，制定读书计划，亲自主持读书活动。他总是将书中的相关章节分配给学生各自阅读，自己也负责阅读其中的重要章节，然后集中交流，先生再加以点评，并引导我们就书中的重要概念和关键内容开展讨论。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历历在目，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眼观当前，导师和学生一起认真读书的景象不再多见，将学生仅仅看作自己学术发展的垫脚石，以致师生关系紧张随处可见。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需要认真反思的。反思之余，如何继续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每一位学者当然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学生也有必要学习、继承和发扬导师的学术专长和研究风格。然而，毕竟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给学生自由，并鼓励其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否则学术就会退化。于先生对于学生的研究风格总是给予充分的尊重，对学生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历来支持有加，并为学生排除各种学术或非学术的障碍。记得我曾经对自由基聚合反应的分子轨道理论感兴趣，于先生给予大力支持与鼓励；当我转而又对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感兴趣时，于先生还鼓励我将其申请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前身）的项目；当我选择“高分子银纹、裂缝和剪切带的光散射理论”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时，于先生随即为我介绍了中科院化学所的徐懋研究员给我必要的启蒙，并为我介绍美国麻省大学(UMASS)R．Stein教授；当我选择“高分子链构象和粘弹性的图形理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时，于先生每周都关注我的研究进展，并鼓励和支持我开展相应的实验验证工作。总之，我是一个不守常规的学生，不管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多么“任性”和“离谱”，于先生总是在认真思考后给予积极鼓励和实在的支持。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导师所难以企及的。我们衷心感谢于先生的精心栽培，可他总是真诚而谦虚地说：“这是你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才是一种伟大的师德！
说起“于同隐模式”，使我想到，复旦高分子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于同隐先生在复旦的一批学生。这似乎和流行的看法有点相悖，即所谓“近亲繁殖”就难以发展学科。然而，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纵观科学史，学术界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派均是由一个导师和他的一批学生的共同奋斗而形成的。导师自己并不是万能的，他必须对一个学科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结构有清晰的认识，并容纳必要的、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来参与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必须能在传承导师优良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向的同时，创立自己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风格。导师若能充分尊重学生的学术自由，支持和鼓励学生的自主探索，支持并为其排除各种学术或非学术的障碍，那么学科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尤其在当代，各类国际学术交流变得非常便捷和频繁，学生在跟着导师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在国内外其他学者那里从事一段时间研究工作，习得对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风格，已经非常普遍。在此情况之下，倘若仍然简单地固守“导师不能选留自己曾经的学生”的陈规，并不一定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凡事都得视具体情况来定。
或许，以上这些构成了“于同隐模式”的几个要素。
于先生就是以一位长者的慈祥，呵护着我们；以一位智者的智慧，启迪着我们；以一位仁者的榜样，激励着我们。我曾经说过：“中国高分子学术界最需要的不是所谓的‘权威’，而更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于同隐先生那样的贤者、仁者。”只有这样，后人，包括我们的后人定能创造出超越我们的大业绩来！
似为序，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