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迁移至浙江丽水地区，以云和县治为中心，分驻全区各地，时间长达8年多。丽水地区一度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成为当时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38年，抗日战争第二年，沿海不少城市沦陷，著名高校合并、西迁。考虑到抗战的长期性，若境内没有一所大学，每年毕业的高中生就没有升学的机会。虽然可以到大后方去读书，但战时交通困难，汇兑不便，费用浩大，没有多少人能去，进而可能影响浙江人才的培养。于是，浙江省政府决定在丽水创办一所大学。1938年11月筹备“省立浙江战时大学”1939年2月，抗日的烽火燃烧到了大半个中国，战时大学正式开办。后因考虑“战时大学”是个临时性名字，创办虽在战时，办理却不应以战时为限。同年5月，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为国殉难，浙江战时大学改名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籍示尊崇先烈，以永久纪念”。当时英大校徽的图案就取样于陈英士的铜像。1940年夏，袁文伯来到浙东丽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内反共、欺压人民，对外一味献媚退让，节节败退，粤汉线以东的大中小城市和大片国土都沦陷了，只留下了一些偏僻山区。英士大学作为一所省立大学，刚刚创办一年，加之又地处东南抗战前缘，教师非常缺乏，生活条件也异常艰苦。袁文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来到英大任教的。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处于初创阶段的英士大学，师资缺乏，办学条件简陋。英大的工学院设在丽水的三岩寺,设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应用化学3个系；当时的土木工程系刚刚招生，只有一年级的学生。因师资奇缺，刚去英士的袁文伯虽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助教，但不久就独立讲课了。最初土木系的教师只有袁文伯一人，后来又找到一位40多岁的老师教测量，袁文伯和这位老师一起创办了英大的测量系。与此同时，另一位教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教师，让袁文伯帮忙一起上课。于是，第二年，袁文伯又有了新课——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这两门课程对于土木工程专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核心课程，除此之外，袁文伯又讲了结构理论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等一系列力学和结构方面的课程。抗战流亡时期，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教室是茅棚，宿舍租用的是农房，一日三餐很是清苦。袁文伯为了上好这些课程在青油灯下撰写讲义。先后在1943年在北洋工学院编写了“木结构设计”讲义，1945年在英士大学编写了“结构学问题”讲义。二稿后来都未经整理。两部讲义的编写，花费了袁文伯很多的心血，也奠定了其在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学科方面坚实的基础。从此以后，结构力学成为其一生研究的最主要的方向。由于袁文伯个人的积极努力，过了五六年之后，袁文伯就成了英士大学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主要教师了。
抗战期间，英士大学作为一所流亡大学，校址一迁再迁。1942年5月，校址播迁云和。1942年夏，浙江丽水沦陷。12月29日行政院第606次会议决定。东南联合大学归并英士大学，而将英士大学改为国立。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1943年3月，英大师生在当时的校长杜佐周的带领下，转迁至浙南非常偏僻的山区泰顺司前，师生多达800余人。司前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度恶劣，袁文伯依然坚持在黯淡的青油灯下备课、写讲义。袁文伯的“木结构设计”讲义就是在这一极其艰难的岁月编写的。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生活极度贫困。
袁文伯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失去了信心，颠沛流离的生活不知何时方了，因而处于极度苦闷之中。
英士大学原有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三个学院。1943年6月2日，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7月底所有移交工作全部结束。这样英士大学又增设了法学院，袁文伯的弟弟袁祥基(后改名为袁基)1945年毕业于英士大学法学院，后留在英大法学院当助教。独立出来英士大学的工学院，即后来的北洋工学院，搬到离司前约十公里一个名叫百丈口的小镇上，袁文伯随迁至此。在百丈口北洋工学院的工作条件和司前差不多，教室是茅棚，宿舍是租农民的房子，只是生活上越来越艰苦了。
抗战时期大学教师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华罗庚传》中曾记载过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反映出当时大学教授的困窘。笑话说的是一位教授走在前面，一个要饭的跟在后面，大概跟了一条街，前面的那位教授实在没办法了，回头对乞丐说：“我是教授!”说完，那个乞丐就跑掉了!因为连要饭的都知道教授很穷。尽管可能有些调侃，但这则笑话以反讽的方式说明了当时大学教授的困境。
1944年夏，袁文伯从百丈口的北洋工学院回天台老家渡暑假。因当时校址地属偏僻，交通不便，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得靠步行。从泰顺到天台，要绕道敌人后方山区，重重叠叠的山路，中间没有人家，按每日平路走120华里，山路走80华里计算，单程也要走10天才能到。回家后不久，温州沦陷，从天台回百丈口要经过温州。交通阻断了，回百丈口有困难了。于是，袁文伯就又在从宁波迁到宁海的鄞县联合中学教书，暂渡难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袁文伯又回到英士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副教授，此时北洋工学院园又并入了英士大学，迁到温州，次年迁址金华。终于盼到抗战胜利，袁文伯满以为这下有了太平日子，可以好好地安心做点学问。可是国民党蒋介石抢占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全面发动反共内战，使人民再一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初夏，金华解放了，英士大学被接管。同年8月25日，由于校名是纪念陈英士，囿于极左势力的影响，英士大学被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根据初步的大学院校调整计划，英士大学遭裁撤废校，部分科系并入复旦大学，其余英士大学师生大部分转入浙江大学，对于当时浙大并不十分缺乏师资的专业的教师并没有完全接纳。当时的浙大因结构力学方面有钱令希先生在那里任教，所以并不缺少相关方面的师资，袁文伯就没有随之并入浙大。英大解散后，英大的一些老师去向不明，袁文伯也开始了短暂的失业，这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短暂的失业阶段。于是，袁文伯带着家人来到杭州寻找出路，最初住在一位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秦姓工程师家中。这位秦姓工程师系之江大学校友，在他的介绍下，袁文伯来到了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教会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迁移至浙江丽水地区，以云和县治为中心，分驻全区各地，时间长达8年多。丽水地区一度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成为当时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38年，抗日战争第二年，沿海不少城市沦陷，著名高校合并、西迁。考虑到抗战的长期性，若境内没有一所大学，每年毕业的高中生就没有升学的机会。虽然可以到大后方去读书，但战时交通困难，汇兑不便，费用浩大，没有多少人能去，进而可能影响浙江人才的培养。于是，浙江省政府决定在丽水创办一所大学。1938年11月筹备“省立浙江战时大学”1939年2月，抗日的烽火燃烧到了大半个中国，战时大学正式开办。后因考虑“战时大学”是个临时性名字，创办虽在战时，办理却不应以战时为限。同年5月，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为国殉难，浙江战时大学改名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籍示尊崇先烈，以永久纪念”。当时英大校徽的图案就取样于陈英士的铜像。1940年夏，袁文伯来到浙东丽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内反共、欺压人民，对外一味献媚退让，节节败退，粤汉线以东的大中小城市和大片国土都沦陷了，只留下了一些偏僻山区。英士大学作为一所省立大学，刚刚创办一年，加之又地处东南抗战前缘，教师非常缺乏，生活条件也异常艰苦。袁文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来到英大任教的。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处于初创阶段的英士大学，师资缺乏，办学条件简陋。英大的工学院设在丽水的三岩寺,设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应用化学3个系；当时的土木工程系刚刚招生，只有一年级的学生。因师资奇缺，刚去英士的袁文伯虽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助教，但不久就独立讲课了。最初土木系的教师只有袁文伯一人，后来又找到一位40多岁的老师教测量，袁文伯和这位老师一起创办了英大的测量系。与此同时，另一位教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教师，让袁文伯帮忙一起上课。于是，第二年，袁文伯又有了新课——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这两门课程对于土木工程专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核心课程，除此之外，袁文伯又讲了结构理论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等一系列力学和结构方面的课程。抗战流亡时期，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教室是茅棚，宿舍租用的是农房，一日三餐很是清苦。袁文伯为了上好这些课程在青油灯下撰写讲义。先后在1943年在北洋工学院编写了“木结构设计”讲义，1945年在英士大学编写了“结构学问题”讲义。二稿后来都未经整理。两部讲义的编写，花费了袁文伯很多的心血，也奠定了其在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学科方面坚实的基础。从此以后，结构力学成为其一生研究的最主要的方向。由于袁文伯个人的积极努力，过了五六年之后，袁文伯就成了英士大学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主要教师了。
抗战期间，英士大学作为一所流亡大学，校址一迁再迁。1942年5月，校址播迁云和。1942年夏，浙江丽水沦陷。12月29日行政院第606次会议决定。东南联合大学归并英士大学，而将英士大学改为国立。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1943年3月，英大师生在当时的校长杜佐周的带领下，转迁至浙南非常偏僻的山区泰顺司前，师生多达800余人。司前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度恶劣，袁文伯依然坚持在黯淡的青油灯下备课、写讲义。袁文伯的“木结构设计”讲义就是在这一极其艰难的岁月编写的。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生活极度贫困。
袁文伯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失去了信心，颠沛流离的生活不知何时方了，因而处于极度苦闷之中。
英士大学原有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三个学院。1943年6月2日，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7月底所有移交工作全部结束。这样英士大学又增设了法学院，袁文伯的弟弟袁祥基(后改名为袁基)1945年毕业于英士大学法学院，后留在英大法学院当助教。独立出来英士大学的工学院，即后来的北洋工学院，搬到离司前约十公里一个名叫百丈口的小镇上，袁文伯随迁至此。在百丈口北洋工学院的工作条件和司前差不多，教室是茅棚，宿舍是租农民的房子，只是生活上越来越艰苦了。
抗战时期大学教师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华罗庚传》中曾记载过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反映出当时大学教授的困窘。笑话说的是一位教授走在前面，一个要饭的跟在后面，大概跟了一条街，前面的那位教授实在没办法了，回头对乞丐说：“我是教授!”说完，那个乞丐就跑掉了!因为连要饭的都知道教授很穷。尽管可能有些调侃，但这则笑话以反讽的方式说明了当时大学教授的困境。
1944年夏，袁文伯从百丈口的北洋工学院回天台老家渡暑假。因当时校址地属偏僻，交通不便，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得靠步行。从泰顺到天台，要绕道敌人后方山区，重重叠叠的山路，中间没有人家，按每日平路走120华里，山路走80华里计算，单程也要走10天才能到。回家后不久，温州沦陷，从天台回百丈口要经过温州。交通阻断了，回百丈口有困难了。于是，袁文伯就又在从宁波迁到宁海的鄞县联合中学教书，暂渡难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袁文伯又回到英士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副教授，此时北洋工学院园又并入了英士大学，迁到温州，次年迁址金华。终于盼到抗战胜利，袁文伯满以为这下有了太平日子，可以好好地安心做点学问。可是国民党蒋介石抢占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全面发动反共内战，使人民再一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初夏，金华解放了，英士大学被接管。同年8月25日，由于校名是纪念陈英士，囿于极左势力的影响，英士大学被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根据初步的大学院校调整计划，英士大学遭裁撤废校，部分科系并入复旦大学，其余英士大学师生大部分转入浙江大学，对于当时浙大并不十分缺乏师资的专业的教师并没有完全接纳。当时的浙大因结构力学方面有钱令希先生在那里任教，所以并不缺少相关方面的师资，袁文伯就没有随之并入浙大。英大解散后，英大的一些老师去向不明，袁文伯也开始了短暂的失业，这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短暂的失业阶段。于是，袁文伯带着家人来到杭州寻找出路，最初住在一位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秦姓工程师家中。这位秦姓工程师系之江大学校友，在他的介绍下，袁文伯来到了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教会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