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儒永：著名系统真菌学家
郑儒永（1931—），我国著名系统真菌学家，广东潮阳人，1931年出生于香港，1953 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历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真菌协会亚洲国家发展真菌学委员副主席等职务，现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长期研究真菌分类系统，在白粉菌目的种和种下阶元分类中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她的研究成果白粉菌属级分类系统和《中国白粉菌目志》，为国内外同行普遍承认和广泛引用;对分类难度很大的毛霉目进行形态结合分子系统学研究，并在该目开创了无性型结合有性型特征的系统分类，解决了许多有争议属科的分类归属问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和首次报道了中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及新变种。199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辗转求学，初心不改
1931年1月，一名稚嫩婴孩在香港降生。这是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日军炸毁柳条湖铁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一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这一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名婴孩就出生在那个风起云涌、潮流激荡的年代。
这名婴孩就是郑儒永。其父郑铁如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于1922年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其母谢纫瑜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出身于江苏武进的名门望族，在宋庆龄发起的“一碗饭”抗日救国运动中参与组织并倾力贡献。受父母影响，早在幼年之时，以己报国的种子就在郑儒永心中早早种下。
1941年年底，郑铁如因拒绝参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被日军软禁于香港，谢纫瑜则带着子女偷渡离港，返回内地以躲避战乱。
当时的内地也不太平。为了继续完成学业，从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完小学课程的郑儒永先后辗转桂林、贵阳、重庆等地求学，终于完成了中学课程。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时局慢慢稳定，她考入广州真光女子中学。1949年，她以优异成绩保送进入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学习，后转入同年新成立的植物病理系，成为该系的第一名学生和该学年的唯一一名学生。
求学期间，郑儒永遇见了林孔湘、范怀忠、李鹏飞等著名教授。他们丰富生动的教学内容，激发了她强烈的求知欲。学海无涯勤作舟，郑儒永在课堂上、实验室里、田间试验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培养独立思考、举一反三的思维，动手操作能力也获得充分的锻炼。
坚韧不拔，蓄势待发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与中山大学农学院昆虫学系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
1953年，郑儒永于华南农学院毕业。虽然父母早已为其准备好出国留学的费用，郑儒永也有留学求知的期望，但念及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祖国急需各类人才建设各行各业，她毅然放弃留学进修的机会，选择参加工作，并于1953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刚成立的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工作。
郑儒永在中国科学院留影
在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郑儒永师从戴芳澜教授开展科研工作。戴芳澜教授是我国著名真菌学家，是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前有在岭南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的学习积累，后有戴芳澜教授指导，加之她本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郑儒永的科研水平日益精进。那时正是这位刚结束学习参加工作的青年意气风发之际，正准备摩拳擦掌地在科研领域大展身手的她却遭了“当头一棒”。
戴芳澜教授将郑儒永安排在标本室工作，让她专门给那些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三个单位整合而来的重要标本打上标签，再重新整理。这是一份简单、重复且机械的工作，与深奥的科研截然相反，这对热爱科学研究，有着旺盛的探索欲望的青年郑儒永而言，刚开始着实有些失望。郑儒永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说明都要手写，还要自己设计标本的包装，给它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一点一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虽然一开始有较大的心理落差，但是郑儒永后来认识到戴芳澜教授交代她做的事情对于开展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她没有抱怨。这样重复而又简单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所谓最枯燥无味的工作郑儒永一干就是4年。那4年，不管是整理近万个真菌标本，还是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都让她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她将这4年形容为“心思沉静的4年”“扎实积淀的4年”。
戴芳澜教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在工作中如有遇到问题向其求教，他的回答必定是——“自己动脑筋！”因此，郑儒永在戴芳澜教授的熏陶下，养成了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和凡事高标准、高要求的工作习惯。
在实际工作中，郑儒永经常要到偏远的山村和林区去采集真菌标本，所有的行李都是自己挑，经常在雨后的田间小路上滑倒摔伤。在野外，也经常风餐露宿，吃过野菜，采过蘑菇，郑儒永总是和大家一起奔波劳苦，从不落后。她说：“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就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这位银行家的女儿，生活优渥，从小被父亲捧在手心里呵护着成长，却能在科研工作中静下心，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忍受在外考察的劳碌奔波，且一直坚持，“冷板凳”一坐就是4年。这背后支持她的，是她一直惯有的不服输、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倔强。正是这种倔强精神，让郑儒永院士日后做出了多项令人叹服的科学成就。
郑儒永向老师请教疑问
1956年，郑儒永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实习员兼真菌研究室业务秘书，多年整理标本的工作使她积累了许多经验，很快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郑儒永调任为该所的科研人员。此后，她便一直在那里工作，六十年如一日。
努力与汗水最终使郑儒永得到戴芳澜教授的认可，支持她自己选题做真菌学研究，最终，她选择了毛霉目作为研究选题。毛霉目真菌的变异性大，交叉性状多，不少属种遗留有大量难以解决的分类学问题，国际上尚未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分类系统。虽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但其研究难度之大业内众所周知。面对毛霉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菌种，郑儒永从不畏阻畏难。她曾对戴芳澜教授说：“容易的工作平淡无味，要做就做最难的、别人没做过或没做好的。我一定给你争气。”
1959—1961年，郑儒永完成了《中国毛霉目的分类》和《中国小煤真菌科的分类》的部分编写工作，同时将英文版《中国的真菌》全部翻译成中文。
郑儒永对待发表文章慎之又慎，她牢记老师戴芳澜教授的告诫：写意义不大的文章是浪费纸张，工作不深入或甚至有错的文章是害人，文章不在多而在质量，而且文章绝对不应草率投稿，必须再三修改。1964年，已过而立之年的郑儒永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淀，一发不可收地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毛霉目的研究论文。
“文化大革命”时期，郑儒永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面对生活与精神的双重打击，郑儒永依然坚持每天阅读文献，没有放松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她编写了《真菌名词与名称》半数以上的名词条目并审订了全部名词条目，为我国真菌分类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3年，戴芳澜教授、郑铁如先生先后病逝。郑儒永没有被悲痛击倒，她重整心绪，毅然担起整理戴芳澜教授遗著的重任。她认真梳理毛霉目的相关资料，严格核查，将中国毛霉目已知种类总结到戴芳澜所写的英文版《中国真菌总汇》中。
郑永儒深知要想成为这世间真理的探索者，决不能绕过挡道的荆棘，也不能回避风雨的冲刷。于是，她选择迎难而上，为科学和真理而投身奋斗，最终成为一名在学科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家。
攻克难关，繁星满天
此后郑儒永一直致力于真菌系统的合理化与完善，研究小煤炱目（Meliolales）、白粉菌目（Erysiphales）和毛霉目（Mucorales）等真菌多年。对我国白粉菌目的有关属种及全世界范围内白粉菌目的所有属的全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在白粉菌各个属的分类研究中，从种的界限的确定、命名法规的处理及有关订正研究中，郑儒永均起到重要作用。
1977年，郑儒永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接连发表多篇关于白粉菌属（Erysiphe）的重量级研究论文。1978年，郑儒永更是被委以“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组长的重任，前往阿尔及利亚讲学和帮助阿尔及利亚建立微生物实验室。
1985年，她发表了一个较为合理和接近自然的白粉菌属级分类系统，受到国际公认和好评。多年来，国际上虽有不少重要的关于白粉菌著作发表，但是子囊菌分类系统的重要刊物Systema Ascomycetum始终采用郑儒永的系统不变。
1987年，郑儒永主编了我国第一本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更是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除此之外，她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和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其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誉。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儒永在实验室
郑儒永发表研究论文数量众多，研究著作多达10部（主作4部），编著5部（主作1部）。更作为第一获奖人于1984年、1987年、1989年分别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另在1987年作为参加者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集体项目）。她参与创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重要真菌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及刊物;参加了各种相关的工具书、教科书、大百科全书等的编著工作，积极推动中国真菌学事业发展。
1983—1991年，郑儒永当选为国际真菌协会亚洲国家发展真菌学委员会委员，并于1988年起兼任副主席，以及在1987—1990年当选为国际植物分类协会真菌地衣委员会委员，其间她积极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此外，她与二十几个国家的近二百位真菌学工作者有过书信往来切磋问题，联系并促成我国与国际的真菌学术刊物的交换，以及真菌菌种、标本的交换等国际学术交流工作。
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郑儒永说道：“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每个人不能只挑拣简单的工作去做，所谓简单的工作，大都是别人或者前面的研究者比较成熟的工作结果，再去做就没有价值。作为祖国培养的科研工作者，在科研工作面前不能挑挑拣拣，要知难而上，面对艰苦的工作要迎头挑起重担，要选择有一定困难的相对不那么容易的工作来做，这样不仅会锻炼自己，也会做出一定的成绩，不辜负国家的培养。”
郑儒永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与她数十年如一日面对科研难题总是迎头而上，从不退缩、坚持攻关克难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因为常年高强度的科研工作，郑儒永被医生检查出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2004年的时候，郑儒永的脊柱“钉上”了两根钢柱和9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1个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这时已是73岁高龄的郑儒永院士并没有被病痛击倒，她加高了办公桌和实验台，此后不管是查找资料，撰写论文还是做实验，她都是站着完成的，这一站就是15年。
同事对郑儒永院士评价最多的是：作为一个出身大家族的名门闺秀，她身上没有丝毫富家小姐的娇弱之气，面对科研，她不怕困难，坚忍不拔，敢于挑战。正如郑儒永所言：“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兼济天下，无私奉献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奉行的社会使命。在自己力所能及之时回报社会，不以自身得失利益为重，所思所想皆是自己能为社会做什么，而非自己能得到什么，这就是中国之仁人。2004年，郑儒永院士在北京人民医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期间，结识了几位免费给西部贫困地区腰椎间盘疾病患者做手术的医生。他们的职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郑儒永。了解情况后，没有任何地方兼职的郑儒永，一次性捐款10万元。哪怕是现在，这对于一名只领工资的研究人员，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数还是拿得起。”
“郑儒永黄河奖学金”设立时夫妻二人合影
2012—2018年，为了帮助患病儿童，郑儒永与丈夫黄河先后向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三次捐款共计30万元，用于贫病脊柱疾病患儿的手术救治。
2019年4月2日，郑儒永院士和黄河研究员这对科学伉俪，将夫妻二人的积蓄共150万元捐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了永久性“郑儒永黄河奖学金”，用于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学子在科学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勇于攻坚。这不仅仅是一笔捐款、一项奖学金的设立，更是象征着郑儒永和黄河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对国家的无私奉献和对未来学子的期盼。
郑儒永院士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白逢彦教授说“非常荣幸能成为郑老师的学生”，短短十三字的语句表达的却是一名学生对老师谆谆教导的满怀感激和敬佩之心，这是对郑儒永院士的谆谆教导最质朴的赞扬。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微生物所研究员刘钢回忆说：“每次路过郑先生实验室门口，都能看到她在认真看标本，做记录。”
郑儒永时常为研究所内外有需要的青年同行提供帮助，讲授有关课程、审改文章、解答问题、提供资料等，并推荐了多名研究生赴国外深造。她培养的多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均已以优异成绩取得学位并在科研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活中，郑儒永非常简朴，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工作中，在保证做好科研的前提下，绝不多花国家一分钱。身为院士，“功成名就”的郑儒永从未在任何地方兼职，从不拿工资以外的报酬。“遇到不能推脱的请求时，我会帮助他们，不过这些都是白干的，不会收任何报酬”，郑儒永淡淡地说。她被称作“纯粹的科学家”，可谓名副其实，令人肃然起敬。
郑儒永院士不仅感恩国家多年的培养教育，而且也感恩从小受到家庭良好的家风熏陶。郑儒永院士不无欣然地说道：“我父亲廉洁得不得了，也‘迂腐’得不得了。我可能遗传了他的这些特点吧。”
郑儒永，这一位从华南农业大学走出来的院士，她为国家奉献一生，为科学贡献全部力量而不求任何回报，在耄耋之年，心里想的仍然是如何再为国家贡献一点余热，如何把自己化作一片春泥，哺育春禾满园。她坚持真理、简朴清廉、淡泊名利的高尚风骨将激励后辈继续前行在求知求真的征途中，奋勇向前……
原文来自《璀璨华农•人物传（第1辑》
本文部分根据纪海丽等提供的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