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绍兴科普网上看到一则短短的消息：冬至，绍兴大禹陵旁的天福园公墓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神情肃穆手捧鲜花覆盖的骨灰盒，在一块造型简洁的墓牌前举行祭奠仪式——从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维善长眠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了。院士的长子说，把骨灰安葬在老家是父亲的遗愿。

寥寥数语，顿时似一石子激起我内心的涟漪，我的记忆折返十二年前第一次在上海见到他的那个夏日，那个“慈眉善目”的科学老爷爷又复活了。原来，我的内心里一直藏着对周先生的深深怀念。

第一次在周先生简朴的家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给美国芝加哥大学回信，应该校的邀请，推荐有机所的一位博士生去做博士后。他面前堆满资料、信函，但一切井井有条。一个年已77岁的老人，一天仍持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一旁的周师母告诉我们，仅仅三年前，他还坚持每天去图书馆借资料，拿回家晚上阅读研究。

面对夫人的嗔怪，周先生风趣地对答：“我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全部兴趣都在科学上。不过我是不会得老年痴呆症的，因为白天黑夜都在想问题。”

在周先生一生的科技成就中，闪亮的一笔是他主持了青蒿素的结构测定及其全合成。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新的一类抗疟药物，每年挽救了数以万计生命垂危的病人。青蒿素的结构特别奇特，含有一个罕见的过氧基团和7个手性中心（理论上有128个光学异构体），不仅测定结构比较困难而且亦给合成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十余年的心血花下去了，有人失去了信心，而当时已经60多岁的老头下了决心：“青蒿素做不出来，我不退休。”实验成功了，这也是老人与时间、毅力比赛的胜利。

如果说屠呦呦是在数万种中草药中发掘出青蒿素的抗疟疾效力，周先生则是从科学上解构了青蒿素的结构，使其高效人工合成和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尽管后来获得国际褒奖的只有屠呦呦一人，但熟知内情的人都称周先生是“青蒿素的幕后功臣”。

采访中，还发生了这么一段小插曲：采访前，有人告诉过我，周先生是中国的“避孕药之父”。当我向他提起这称谓，没想到一直笑眯眯的他突然收敛了笑容：“不能这样说！严格地说，我只是参与研制了半合成、短效的1号2号甾体口服避孕药；主持研制了全合成的、高效的光学活性甾体口服避孕药D—18甲基炔诺酮。这些成果还有很多人的劳动。”

周先生讲了一段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小朋友，我为什么反感别人给我封什么号，因为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集体的工作，绝对不能讲是一个人的贡献。我带过那么多的博士和硕士，他们感谢我，但我更感激他们，没有他们，我的一些想法不能贯彻，可能会一事无成，是学生们不断推动科研往前跑。院士是国家和人民给予的荣誉称号，但并不标志着你的学术水平、对国家的贡献一定就超过别人了；有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被选上院士，但他的水平不一定比院士差。身为院士，要多一点责任感；院士是没有退休的，学到老，工作到老；少一点优越感，院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12年过去了，周先生说过的话历久弥新。我没有资格当他的学生，但他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新闻工作的认识。

周维善（1923年7月14日-2012年8月10日），生于浙江绍兴，中国著名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中国最早从事昆虫性信息素化学研究的有机化学家。组织领导并参与合成了光学活性高效口服避孕药，并投入工业生产。主持和参加测定抗疟新药青蒿素结构并完成其全合成。先后兼任兰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等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