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佩里任团长率雷达和微波代表团一行10人来中国参观访问，第一个参观单位就是南京电子研究所，并特别要求见一位叫张直中的人。

面前的这位老人，言谈和蔼可亲，笑容慈祥宽厚，与一般老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作为中国雷达事业的“掌门人”，他的名字却和中国的诸多第一相连：中国第一部中程警戒雷达、中国第一部单脉冲跟踪雷达都在他的手下诞生.他就是美国军事代表团希望一见的中国雷达之父张直中。

1917年，张直中出生在海宁县盐官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上海颇有声望的律师。张直中6岁前在家乡度过，7岁随父母到上海。在他读小学和中学期间，随家人住过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受洋人欺凌的情景。

张直中：那时候上海有许多租界，租界里边有的公园还贴了牌子‘华人与狗不得进入’。‘华人与狗不得进入’非常刺激我，虽然那时我只有七八岁，年纪很轻，但是当然心里非常气愤。这件事情实际上种下了我爱国的思想，决定要好好努力。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青年，张直中感到中国之所以受洋人欺负，是因为工业落后，国防不强盛。从此萌发了要为中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而献身的思想。1936年，他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毕业以后，考大学时没有遵照父亲要他报考法律专业的的意愿，而是选择工程技术专业，考入了浙江大学电机系，学习通讯技术。

张直中在浙江大学学习的第二年，爆发了抗日战争。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向内地迁移。随着学校的内迁，他在辗转跋涉的途中和此后学习的期间里，饱尝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践踏与狂轰滥炸之苦。学校抗日气氛很浓，所到之处进行抗日演出，参加抗日游击队，因此成为日本军队轰炸的对象。一次，他在广西宜山县城边上的临时教室里温习功课时，日本飞机突然来临。

张直中：日本飞机又回来了，就跑出来，来不及跑，就躺在操场上，一共18架飞机。飞过来，只听到嘘嘘声音，晓得炸弹下来了，反正当时我只有一个思想：要炸就炸到身体上，把人炸掉，不要炸掉一只手，一只脚，变成残废。后来就在我附近，大概离开我有40米，30来米样子一排炸弹。泥土倾注在我身上，逃脱了一劫吧。

敌机轰炸更增强了浙大学生的抗日决心。学校又迁到贵州省遵义市。1940年，张直中在大学毕业时，为了能够加入抗日队伍，在无线电行业里贡献自己的专长，他辗转来到了当时属于重庆国民政府联勤总部管辖的重庆电信修造厂。

那时的中国，作为新兴工业之一的电子工业微乎其微，电子元器件大部分从国外进口，工厂实际上只搞些组装的工作。尽管如此，张直中用自己的知识为部队提供了一些通信用的收发报机。张直中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受到大家的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德国空军在英伦上空上演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希特勒集结了2500多架作战飞机轰炸英国，而英国空军的全部作战飞机也不过1300余架，双方在长达500海里的战线上进行了5次大战。占有优势的德国战机在同英国空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空军发明了一种新的预警装备，这就是雷达。

雷达在战争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所有的交战国都在加紧研究雷达。作为二战同盟国的一员，当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学习雷达技术时，英国政府同意了。1945年2月，张直中作为中国的访问学者到了英国伦敦，在莱赛斯持大学和通信兵学校学习雷达和超高频技术。他参观考察了警戒雷达、探照灯雷达和炮瞄雷达的设计及其技术性能，成为我国接触雷达技术最早的技术人员之一。1946年3月，他再次到英国电子和电声公司学习电视机制造技术，这两年的旅英见闻，使他大开了眼界，学到了不少新技术。当时，他本可在当地谋个职位，但他认为抗战后的中国一定需要科技和工业建设人才。1947年他毅然回国。

张直中：终久是祖国，还是回到祖国来。因为我看了雷达后，我想应该在祖国发展雷达事业。

然而张直中发现此时的国民党正忙于内战，根本没有振兴科学技术的计划，他非常失望。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电讯厂的主管部门南京国民政府通信署副署长邀他一起飞台湾，他没有同意。虽然张直中当时对共产党不太了解，但对国民党的腐败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认为，共产党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必然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这样，他可以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他选择了留下，在解放军接管的电讯厂里以工程师身份任工务组长。

1951年，张直中调到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开始施展他的雷达技术。当时的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是全国唯一从事雷达修配的单位，他在这个单位先是修理美国、日本军队遗留下来的旧损雷达，供抗美援朝战争之用。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叶渭川：当时抗美援朝时，压力更大，部队急需雷达，当时就靠我们所研制的雷达，生产出来后有个雷达营，武装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3年，南京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成立设计室，张直中任设计室主任，受命主持仿制苏式雷达。当时的研究所里没有一张雷达图纸，只有一台缺天线的样机。而天线是雷达核心设备，也是技术难度最大的部件。张直中一方面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测绘，在分析摸透其电路原理的基础上进行设计。他本人负责全机系统及天线馈线设计。经过他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努力，第一部国产中程警戒雷达试制成功。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叶渭川：台湾飞机经常来，轰炸上海发电厂，它是沿海面低空飞行，雷达不是看不到吗？上级下达了任务，赶快研制个低空警戒雷达。

张直中：我在英国看了三种雷达，所以我晓得有一种八木天线，这种生产起来比较方便，起先是用两个八木天线，后来觉得分辩力不够，测量的距离差一些，后来改成再加两个百木天线，后来这个生产量比较大，将近100台左右。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叶渭川：后来台湾飞机不敢来上海了。

1956年初，张直中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和撰写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长远（十二年）规划的拟订工作，参与了拟制其中的中国雷达技术发展长远规划。

    从自行设计雷达开始，张直中就下决心跟踪国际雷达新技术，努力缩短起步较晚的中国雷达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和需求，领导雷达新体制、新技术的研究。

为了建立我国对洲际导弹的防御能力，张直中所在的十四所受命研制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跟踪雷达。这种雷达不但要求在3000公里外发现并精确跟踪导弹，并且能计算出导弹袭击地点，因此，测角精度是这种雷达的首要指标。当时任副总工程师的张直中接受了这一任务。张直中分析了国外雷达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国内电子工业的技术基础。认为研制超远程跟踪雷达参考美国50年代前期的雷达已经落后，而国际上正在开发脉冲压缩、单脉冲跟踪等新技术，前者能解决探测距离远，同时又有高距离分辨力及测距精度，后者能提高角跟踪精度、推远跟踪和具有优良的抗干扰性能。1961年，十四所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单脉冲跟踪体制的研究，并于1964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部四馈源和差单脉冲试验雷达；它证明了在同样的条件下，单脉冲测角精度显著优于圆锥扫描。这个高技术成果还为十四所以后研制“导弹、卫星无线电测控系统”中的单脉冲精密测量雷达奠定了基础。

张直中：后来我们搞了两部大的雷达。小雷达不多讲了。我搞了一些新技术，叫脉冲压缩。那时候国际上还没有真正看到单脉冲雷达。但是有些文献，我大多数看的是英文文献，文献上已经讨论到单脉冲，但是他没有详细讨论怎样才能弄成单脉冲。但是根据这些文献，我跟所长说了，我说我们要搞单脉冲雷达，他也同意。单脉冲完成之后，经过试验，精度提高5倍，比扫锥扫描雷达测角精度提高五倍。后来我们生产了许多上百台单脉冲。比如我们导弹试验，现在都是用单脉冲雷达。

这些雷达的研制，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的建立，为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架起了“天眼”。

1962年，张直中发表了“雷达信号理论与脉冲压缩”论文，对我国雷达行业研究脉冲压缩技术起了推动作用。他主持开展的脉冲压缩课题，也证明了线性调频脉冲压缩在性能上与可实现性上都优于二相编码方案。1964年，在一台407型远程警戒雷达上改装成我国第一台采用体波色散延时线的线性调频脉冲压缩试验雷达，验证了系统的压缩效果，取得了雷达脉冲压缩技术系统设计的实践经验。1964年和1965年，因我国要研制远程和超远程雷达，他提出为适应不同雷达的需要，要探索各种不同的线性调频信号的产生和处理办法。

然而就在此时，1966年文革开始。张直中在“清理阶级队伍”风浪中被诬蔑为埋伏得很深的“特务”，被关进牛棚，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但张直中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一直坚持阅读科技资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张直中完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翻译了一部分并总校由别人翻译的当时新出版的由五十多位美国雷达专家著作的数百万字的《雷达手册》，另一件是总结了他在信号处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撰写了《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一书。

文革结束后，张直中全身心投身新型雷达的研制。

张直中领导研发的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使中国具有了探测外空目标的重要手段。1979年和1983年，以我国自行研制的110和7010雷达为主的探测设备，准确地跟踪了美国“天空实验”和苏联1402号核动力卫星，为我国准确地预报上述两颗失控卫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直中：所以我们搞了这两个雷达后，正好搞出来之后，美国的天空实验室坠落，就是它飞了多少圈后，它要掉下来了，还有一个苏联一个核动力卫星，也是飞了多少圈坠落。这二个坠落都看了。我们用这两个雷达，一个在北面，一个在南面，根据它的轨迹，算出坠落的时间，什么时间，应该坠落在什么地点，纬度多少，经度多少。这个在国内发表了，后来苏联、美国他们自己也发展了，美国天空实验坠落，苏联核动力卫星坠落苏联发表了，时间和我们测量经度续纬度相差只有一度左右，时间是几秒，6、7秒，不到10秒。后来美国开国际雷达会议，写了信来邀请我们去参加。我们觉得这是保密的，能不能参加，能不能讲。后来经过部长批准，他说可以讲，我们讲了一下。

　1980年4月，张直中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雷达会议。这是我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的雷达会议。当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容地作题为“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发展概况”的报告时，引起了与会人士的很大兴趣。许多国际上驰名的雷达专家都认为中国当时已掌握的雷达技术比他们预料的要高深得多，纷纷表示愿和中国同行进行技术交流。

张直中：我们讲了一下，美国人觉得非常稀奇，立刻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国防部副部长带团，10个人，军事代表团到我们14所参观。

于是就有了本篇开始的一幕。从此中国打开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雷达技术交流的窗口，国际上的雷达行家也对中国同行刮目相看了。

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飞机上虽已装上雷达，但这些雷达沿用地面雷达体制，因此不通用性发现低空飞行的敌机。而当时外国飞机已广泛采用低空飞行技术，如果用地面雷达发现它，由于地面曲率原因，能发现的地面作用很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研制了海用和陆用预警飞机，以及在战斗机上发现低空飞行的多卜勒雷达。

1983年，张直中开始作国内尚无人进行的多卜勒波束锐化和定点成像技术的理论研究，是先进歼击机对地攻击不可缺少的技术。1986年，美国拒绝将提高分辨能力8倍的技术转让。张直中知道后，下决心自行研制，并获得成功。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叶渭川：脉冲多卜勒雷达的时候，雷达要上飞机试飞，老张总那时已经年事很高了，他非得自己亲自上飞机去飞。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原所长严敦善：老张总相对我们来说年纪已经大了，他这个时候本十多岁了，上天飞来来去去要飞好几个小时。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叶渭川：因为他这个数据看到之后，对他这个研究课题很有作用的。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原所长严敦善：按理说不去看也可以的，别人下来打个报告，给他汇报汇报，纪录给他看看也行，他要亲自来实践。老张总是我们的宝贝。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叶渭川：张总有这样大决心，让他上去吧，再交代带医生上去，医务室找个医生陪他上去，飞了大概一个圈子飞过来有三到四个小时，下飞机下来，医生倒头晕了，张总还是精神好好的，从飞机上下来，一点没有事，我就放心了。

由张直中研制的相控阵预警雷达可探测外空目标，对我国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人造卫星、同步卫星等都具有重要作用，他们的研制成功，缩短了我国雷达技术水平和国际水平的差距，受到国际上关注。在中国神五神六飞天时，相控阵雷达在最短时间内，第一时间捕获到位场面。

1988年，张直中已71岁，但他雄心不减，又开展了成像雷达的研究，选择了逆合成孔径雷达这一难度极大，但性能优良的课题。承担了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任务，并获得1992年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张直中指导两位博士生着重进行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如何对快速运动的复杂目标进行运动补偿；另一个是经运动补偿后如何获得目标的高分辨率的二维图像。并在理论分析、转台成像实验和真实飞机成像等方面取得成果。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原所长严敦善：老张总是创新的代表人物，代表着中国的雷达水平，就这么一个意思。譬如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雷达体制，他最大的贡献就是雷达新体制的发现。然后在他的领导下，来一个一个地搞成新雷达。

张直中结合他的研究工作，先后于发表了《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和成像雷达》和《微波成像术》三部专著。他还从60年代起，在学术刊物和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约40多篇。

张直中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工程院科技进步奖和香港何梁利科学进步奖。１９９３年，中国雷达学会设立最高奖——申仲义奖，张直中成为首位获奖人。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张直中被选为首批院士之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位雷达专家十分关心，胡锦涛、吴邦国等领导每次视察十四所都会握住他的手叮嘱几句，短短几句话，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位雷达事业先驱者无比关切。

如今的张直中还密切注视国外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及时掌握国际上雷达新技术发展的动向，不断在用自己的努力使我国在雷达技术上跟踪并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作为资深院士的张直中，至今仍喜欢亲自动手实验，从图纸绘制到写发言稿，从信息搜集到实验报告写作，他都要亲自参加。

张直中院士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却仍在雷达新技术的最前沿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他先后曾任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学会主任委员；电子部雷达局科技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级国防科技进步和发明奖军用电子行业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卷》编委会委员及雷达编写组主编等社会职务。此外，他还一直兼任北京工业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和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先后带出了８名硕士生和３名博士生。  

1987年，正当70岁张直中突然有一个惊人之举:他向南京医学院申请死后捐献遗体。并希望将来把自己的角膜无偿捐献出去，移植给病人，不要任何回报。医学院答复说捐赠遗体必须有老伴和所有子女签字并由公证处公证。但一开始家属不理解，拒绝签字。

张直中女儿：当时我父亲提出来捐遗体和角膜，当时我们想不通，捐献眼角膜还是可行的，但是捐献遗体我们想是被人家作解剖实验用的。所以我们家里人都反对，从我妈妈开始，三个女儿都反对，后来我父亲坚持，他说我是无神论者，如果我死了以后我的身体能对医学试验有用处的话，能发挥我最后一点作用。首先做通了我母亲的思想。最后是我妈妈先签字了。在妈妈签字以后，我们觉得孝顺，孝顺，最后以顺为主吧，就顺从了他的意思，给他签了字。

90多年的风雨人生路，张直中院士从容而淡定地走过。“人生有限，科学无限。以有限逐无限，是科学家的无悔本质。”张直中说过这样的话，也用90多年的人生来实践着他对科学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