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周长240米的巨大圆环中，正负电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驰。这些微小的粒子每秒要绕环飞行125万圈，相当于每秒钟就能绕地球赤道跑三圈！当它们迎面相撞时，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足以让粒子短暂地“复活”出早已消失的宇宙早期粒子。

这台神奇的装置就像一部“时光机”，让我们得以窥见宇宙大爆炸后百万分之一秒时的景象。这就是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它让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有机会在粒子物理最前沿领域大展身手。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科学家一直苦于我国没有自己的高能物理加速器。他们想用自己的加速器做世界最前沿的研究。然而，这个梦想被七次点燃，又七次熄灭。

1972年8月18日，张文裕、朱洪元、谢家麟等18位科学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高能物理实验几乎是一片空白，高能物理理论研究则全是依靠国外的实验数据。”信中，他们呼吁：“尽快确定发展高能物理的方针政策，同时组织上给以保证，尽快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并划归基础理论研究的主管部门领导。”

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1973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高能所。两年后，1975年3月，高能所组织科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向国务院上报《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建造一台能量为400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周总理审阅并批准了该报告。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有了自己的代号——“七五三工程”。

1976年秋天，科学家满怀信心地论证“七五三工程”方案，提出了更宏伟的“八七工程”计划，并得到国家批准。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高能加速器因属于“国家非急需”项目，第七次“下马”。

得知消息后，张文裕等科学家心急如焚。1980年5月，张文裕、赵忠尧、朱洪元等39位高能物理学家联名上书，恳求继续“八七工程”。邓小平同志批示：“此事影响太大，不宜‘下马’。”所有人都开始重新思考更符合国情的加速器方案，奔向第八次希望。

1981年3月，中国科学院派高能所的朱洪元、谢家麟前往美国洽谈。他们与李政道、吴健雄以及美国高能物理学家等开会，讨论中国高能物理的前景。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国建造2×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最好的方案。

然而，回国后大家的争论声此起彼伏，研制对撞机，技术难度和风险很大。研究方案一直讨论到1981年底。其间，中国科学院又派当时负责人邓照明和谢家麟、朱洪元一起再赴美国。在李政道等科学家的坚持下，中国科学院领导肯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

1981年12月5日，中国科学院上报了《关于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预制研究的报告》。看过报告后，邓小平同志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3年4月，我国正式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计划于1988年底建成。

1984年10月7日，在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大家盼望已久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破土动工。接下来，科学家们要用4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搭载上这辆要飞驰上国际高能物理的“列车”。

为了推动BEPC的建造，同年成立了以谷羽为首的包括张寿、林宗棠、张百发等四人的领导小组。时任高能所所长的叶铭汉及所领导班子把BEPC工程作为重中之重。在分工上，谢家麟作为第一任工程经理，1986年后由方守贤担任工程经理，全面负责工程的建设。

当时，谢家麟指出自由电子激光的重要性，应尽早开始研究。1987年，叶铭汉决定借拨经费给这一项目，使其提前开始工作，从而保证高能所在亚洲首先建成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抢占了先机。

在北京谱仪工程中，大家一起讨论谱仪的主要性能指标，然后把谱仪分成若干部件，确定各个部件的性能指标，以及每一个部件的尺寸及其公差；由于北京谱仪要在4年内建成，各组必须在此前提下，从预制一直到最后投入使用，明确时间节点，保证总装时不至于因为互相等待而影响进度。

北京谱仪工程除了硬件之外，还需编写大量软件。1984年工程一开始时，李政道、潘诺夫斯基等科学家多次提醒，应该马上着手应对编写软件这个急迫的问题。尽管大家满怀信心，主张自力编写。但结合工程工作量大的客观事实以及时间紧迫性，为了安全完成项目，最终决定以引进为主，自行开发为辅。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当时所需的软件。这样，北京谱仪硬件一建成，软件同步跟上，谱仪马上能分析宇宙线事例。

为了建成对撞机，我国在真空技术、电磁铁、大功率高稳定度电源等方面都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

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宣布建造成功！

1990年7月21日，经过一年多的调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从此，中国大科学计划的时代正式开启。

这台大科学装置成为中国高能物理基础研究的“宝藏”。凭借它产出的数据，中国科学家取得了一批在国际高能物理界有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实现迄今对τ轻子质量的最精确测量；实现20亿至50亿电子伏特能区正负电子对撞强子反应截面（R值）的精确测量；发现“质子-反质子”质量阈值处新共振态……时至今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作仍在继续，中国科学家将继续对其加速器部分进行改造。

正如李政道所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中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走的路艰辛而曲折，但科学家们从未失去希望。正是有了这样的梦想和信念，他们才能在困顿中坚守、在希望中奋进。

审核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柯遵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