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伯克利校园里，总有一个实验室的灯亮到最晚。

45岁的张楚汉俯身在计算机前，屏幕上流动的数据像一条陌生的河流。这是他来到美国的第二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52名赴美访问学者之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肩上的重量。

“差距之大不是一星半点。”多年后，他依然记得初到美国时的震撼。那个冬天，他走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第一次见到“一个一个大磁盘，全部程序都在里头”的计算机系统。而在当时的中国，水利工程研究还主要依靠模型实验。他的导师Clough教授，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士，给了他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高坝与水库流体非线性空穴效应”。这是一个连美国学者都绕道而行的非线性流体与固体耦合难题。

作为首批赴美留学生，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期望，更承载着历史性使命，其压力和意义都是今天的留学生不能想象的——当时我国在科研发展上与欧美国家间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他们当时最担心的是科研业务落后，给国家丢脸。

张楚汉说：“我要给他们一个印象：中国学者一是勤奋的，二是优秀的。”

这句话成了他的信念。实验室的灯光见证着他的执着——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只有屏幕上不断迭代的模型和公式。午夜时分，他赶最后一班公交回住处，车窗外的旧金山夜景一闪而过，而他脑中还在推演着白天的方程。

两年半后，当《地震时水库空穴对大坝的影响》论文完成时，连一向严格的Clough教授也为之动容。这篇后来被收入英文专著的论文，不仅是一个学术突破，更是一个中国学者在世界科学舞台上的郑重宣言。

1981年，张楚汉携万卷所学回到祖国。

有人不解：“美国研究条件那么好，为什么回来？”他的回答很简单：“国家派我出来，培养我，我当然要回国报效。我们的天地在中国，我们的根在中国。”

命运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时机。就在他回国不久，中国水利建设进入黄金时代。四川西南部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这座即将成为中国20世纪最大水电站的工程，成为他回国后的第一个战场。

“那么高的坝我们没有建过。”站在雅砻江畔，望着即将修建240米高坝的峡谷，他深知其中的风险。西南地区既是水能宝库，又是地震频发带。高坝抗震，成了中国水利人必须直面的“生死考验”。面对这一世界级工程难题，张楚汉带领课题组展开攻关，创新提出的科研成果保证了高坝水电站的安全性。他带领课题组研究出来的方法，应用到工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并获得了世界公认。

那些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西南的每一条江河。从二滩到三峡再到白鹤滩，从雅砻江到澜沧江再到金沙江，在悬崖峭壁间，在湍流险滩处，他和团队为每一座高坝“把脉问诊”。他创新提出的高坝-地基-库水系统非线性动力损伤分析模型，就像给大坝装上了“抗震神经”，让这些矗立在强震区的水电工程有了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