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北京林业大学的灰色家属楼内。“5点！5点钟以后你再来吧。”陈俊愉右手五指猛地打开，像一朵花在瞬间绽放。

眼前被唐突打扰的耄耋老人是我国园林花卉学科唯一的工程院院士，他用一个简单、果断的动作回绝了我的采访要求。在陈俊愉的书桌上，摊开着一些书稿，空白处，能看到有细线勾勒的几株梅花，“白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直到过世，他的个体生命95年，学术生命70多年，都始终不脱梅花。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积极倡导一国两花——梅花、牡丹。

1910年代，在新疆布政使的老宅里，陈俊愉被按进水盆，粗糙的洗衣皂贴着皮肤摩擦，疼得他嗷嗷叫。陈俊愉说，他的家族要大过巴金的“家”，统辖60多口人的所有规矩来自曾祖母——一个地地道道的安徽农妇。规矩之一，长房长孙绝对不能够娇生惯养大。“一天之内要洗3个澡，用洗衣皂使劲地搓，连续洗了半个多月。”陈俊愉穿起一件白色纯棉大背心，舒服地靠坐在椅子上回忆。这距离记者的第一次拜访过了9个小时。

长大的他，很容易由幼年时期独特的教育联想到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的武士培育：那些从婴孩期就开始的烈酒擦洗、格斗、鞭笞。但陈俊愉信奉这种严苛的历练，并移用在了梅花育种上，“我和梅花种子都是斯巴达教育的结果。”

他的所谓“抗性育种”，就是“让种子学习自己来克服环境困难”，就是“把土壤、水分、温度各个方面的条件都限制住，让梅花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下生长”，就是用在花卉上的斯巴达教育。

他决定用这一套古怪理论去挑战“南梅北移”的难关。陈俊愉的大计划分成三步。首先，1957年，他在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植物园种下成千上万株命运未卜的种子，做露地越冬实验。1964年，“北京小梅”和“北京玉蝶”两个品种在零下19℃神奇地开放了。第二步，2001年，他又通过杂交或直接引种，把“燕杏”、“丰后”、“送春”等10个梅花品种送到塞外、关外。5年前，赤峰、沈阳、长春、包头、延安、兰州等地的种子陆陆续续开花。那时，陈俊愉已经掌握着22个抗寒梅花品种。最后，当有花开在了西北的乌鲁木齐和东北的大庆时，陈俊愉知道，“成了！”“抗性种子”在中国国土上一路向北，迁移了2000多公里，超出前苏联育种专家米丘林让南方果树迁移距离的一倍，创下了纪录。

“斯巴达教育当然会成功。”陈俊愉说，他85岁时还能踏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呢。

对花卉最初的兴趣来自老宅的园子和好玩的花园小师傅，后来，又延续在了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三所学府。30岁刚出头时，他去了丹麦，从此痴迷上了花卉分类。这个对外国大师推崇备至的中国留学生，却对他们定下的分类法非常反感。“只晓得果子大，花大，这是红花，那是白花，早开花，晚开花。洋鬼子，直腿子。”

在陈俊愉的家乡安徽安庆，每到毛华菊花期，漫山遍野的白。毛华菊和野菊分别是菊花的两大原种，一种开白色大花，一种开黄色小花，一经杂交，千变万化。而在陈俊愉的理想中，花卉分类理应是一半科学，一半诗情画意。

在他81岁的时候，“科学+诗意”的想法终于被认可。1998年秋，陈俊愉和他的中国梅花腊梅协会通过了国际园艺学会授权，双双成为梅的“国际登录权威”（编者注：花卉的国际登录权是一种鉴别、判定花卉知识产权的“母权”，是现代花卉园艺产业中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新发现或新培育的观赏花卉品种要经过国际园艺协会下属的“命名与登录委员会”批准，通过它的“国际登录权威”审定和履行登录手续以后方能成为国际承认的新品种，这被看作花卉的“国际身份证”）。这意味着，“二元分类法”将是新的国际惯例。

第二年，陈俊愉跑到了洱海源头。那里有一种梅花很怪，一年竟绽开两次，1月初，先叶而开，7、8月份，带着叶子再开一次。连续去了两三年后，他将其定名为“宫粉二度”，国际登录。“宫粉，是科学的一元；二度，则是诗意的一元。”

“我最得意的命名是‘凝馨’，”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陈俊愉说这话时眼中的光，“意思你明白吗？”

“梅花院士”陈俊愉已经逝去，孤品不再。门下恐怕没有哪位学生能和他当年一样，毕竟，“南梅北移”他一搞就是50多年。从1993年到1998年，一位最得意的门生跟着陈俊愉读了5年博士，主要负责梅花和毛樱桃杂交育种的科研工作。读完了博士，便离开北京林业大学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没有再继续专注于梅花的研究。

还记得往上追忆老先生们时，陈俊愉不住微摇着头感叹。“曾勉，中央大学教授，用科学方法整理种植资源和梅花分类的第一人。他是法国留学生，博学多才，写过一篇叫《梅花：中国的国花》的文章，当时梅花还是国民政府的国花。我看了书，真是为之倾倒。”“另一个是张文才教授，他是搞果树的。现在长江上游坐着船能看到的甜橙，都是他用土办法选的种。吃苦耐劳，亲临实地这些带弟子的办法，我都是跟他学的。”

现在，95岁的陈俊愉真的研究了一辈子梅花。他的名字也终于和老先生们同列。

但未竟的事还有一件——“一个大国怎么能没有国花呢？”1952年，陈俊愉就开始不断上谏评选国花的事，但这很快在“文革”时演变成一场灾难。自己的研究生跳出来批斗，“你提国民党的花当国花，有什么企图？”八口之家，病了两口，死去两口。

但他现在依然执著，上博客，号召签名。“对我的做法，不理解的多。人们觉得，贫困还没解决，怎么好意思提花的事？”陈俊愉说。

1962年，陈俊愉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曾对坐商议中央的12年科技规划。梁思成发表意见：“梅花、牡丹这些还值得这么系统地动用国家力量研究吗？”“我嘴上不说，但其实是不服气的。假如讲心里话，我就要问：‘梁先生，你研究那个斗拱，也值得研究一辈子吗！’”陈俊愉孩子气地嘟着嘴。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