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气象学是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实现本土化的重要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竺可桢为学术领袖，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基地，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气象学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与具有“普遍性”的数、理、化学科相比，地质学、生物学和气象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也有更强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实际应用价值，最明显的就是天气预报。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起国家规模的气象事业，这是中国气象学界先驱者们的梦想。
气象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草创时期，竺可桢一方面抓气象学术研究的基本建设，另一方面联络全国各相关单位，抓气象预报的台站建设。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气象人才的缺乏，在等待大学专业学生而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之下，他着手办起了气象练习班，即相当于“专科”培训的速成班，招考高中或旧制中学毕业生，半年后，分发到各地测候所，承担气象观测任务。
1934年10月，在竺可桢举办的第三届气象练习班中，走进来一位高个子的十八岁青年。1935年4月，他登上东岳泰山的测候所，开始了他的气象生涯。八十年前的今天，他正在泰山顶上观风测雨。按着老辈人“祝进不祝满”的习俗，他今年已经百岁了。今天，他住在南京的蜗居中，还在案头潜心梳理有关“竺可桢年表”的资料。
他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陈学溶。
二
陈学溶，1916年3月2日（农历正月廿九）生于南京。出生之时，祖上的发达已成往事。自他记事起，与父亲相伴的是失业，是穷困潦倒。他自幼聪明好学，但有多次因家中衣食之忧而面临辍学。起初从报纸上看到气象练习班的招生广告时，在他心中只是点燃了养家糊口的希望，却未料到在十八岁这个人生选择的拐点上，他不仅从这次机遇中得到了安身立命的职业，还得到了令他百岁陶然的精神家园。
从1935年4月到1944年2月的九年中，陈学溶经历了泰山顶上艰苦环境的磨炼之后，又跟随研究所经历了战争中的临危坚守和辗转内迁。在气象研究所长期从事天气预报的第一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十八般武艺样样通的多面手。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西南唯一的国际后勤补给通道是“驼峰航线”，它也成为国际反法西斯中国战场的生命线。从1944年2月起，陈学溶供职的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官方与美国民营公司合资），就是负责这条航线的飞行任务，而陈学溶担任气象员的岗位工作，正是为这条航线的飞行安全做气象服务的。此期间，他曾被派赴印度加尔各答的达姆达姆机场工作一年多。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服务于中国航空公司，曾任上海龙华机场气象台台长。
在新中国的最初五年，陈学溶曾在上海防空司令部和华东气象处的分分合合变动中奔波于上海与南京之间。这期间他在制度建设和学术研究上各有可圈可点的贡献。在制度方面，从前的天气预报在操作程序上实行一种个人负责的轮值制度，陈学溶最早提出应该采取集体商议的办法，经过集思广益之后商定预报方案，这样效果会更好。这个办法被采用了，后来由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军委气象局合办的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担任主任的顾震潮先生提出了“会商”这个概念，这成为一种沿用至今的工作制度。
陈学溶在华东气象处这几年，整天埋在事务堆里，再加上“镇反”、“审干”、“三反”、“五反”之类的政治运动不断，单位内也没有学术气氛。但有一次副处长程纯枢向他提出：分析1953年梅雨期间的四次暴雨过程，是否每次暴雨都一定有冷空气的作用？他抓住了这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对大量数据的仔细分析，认为1953年梅雨期间的第三次暴雨过程肯定没有冷空气的参与，写出了论文《1953年梅雨季节六月江淮地区和长江两岸的暴雨》。陶诗言等在学科评述文章中认为“这个研究可以说是我国有关副热带中小尺度系统分析的开端”；程纯枢在1979年的评语中，认为这篇文章“是我国暴雨成因研究的开端，指出暴雨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密切相关，这一贡献极为可贵。最近二十多年暴雨的研究都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
陈学溶于1954年10月奉调到中央气象局任职，在北京工作了七年。他在此期间主要是从事民航气象管理工作，与民航部门密切合作，检查台网设施建设，主持测候人员培训等。1956年夏，他紧急受命起草《民航气象服务规范》，充分利用自己留心积累的业务经验，并以高度的责任心研究“民航”与“气象”交集的各种实际工作环节，高速高效地完成了任务。这份文本的出台和基本条款的长期采用，见证了陈学溶为我国民航气象管理事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1961年10月，中央气象局将陈学溶精简下放到江苏省气象局。领导上让他负责全省大约100个气象台站的业务管理工作，涉及高低空气象测报，气象通讯，天气预报，资料整编和出版，气象服务，等等。他把所面对的全新的工作看作是一次全新的学习机会。与此同时，只要有时间，他会积极参与省局预报员的“会商”，提出具体的分析意见和建议。
1963年春，为制定全国农业科学十年规划，国家领导部门决定江苏搞高产田的样板试点，地点在太湖地区。接着省里下达了农业区划的任务，省气象局指派陈学溶参与农业区划气象组的工作。这样一来，他又转身于自己生疏的农业气象领域，但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懂就学，向行家虚心请教，积极参与了江苏省农业气候区划的科研和组织工作。他与有关单位合作，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1964年4月执笔撰写出《江苏省农业气候区划（初稿）》，引起了中央气象局领导的重视，认为它是紧密结合江苏耕作制度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地方农业气候区划，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被抄家，被下放劳动，被长期审查……
从1972年6月起，陈学溶被安置到南京气象学院（后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岗位，起初只是做实习台的预报员，有时带工农兵学员的毕业实习。在1975年带学生到广西的实习中，经五十多天的观察，他体会到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昀重大影响，心里产生了探索暴雨发展过程及其成因的想法。天赐机缘，这正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抓整顿之时，校中实习台的负责人想在研究工作方面有所作为，与陈学溶一拍即合。他的想法是：天气现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五十年代由于资料条件有限，当初学者根据短短几年的资料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有些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他认为可以抓住梅雨这个在中国带有重要特点的天气现象进行研究，首先是要花大力量做好长时间尺度（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几年）的资料汇集工作。根据他的提议，实习台全员投入了梅雨资料的大调查。
有研究愿望却基本上没有施展机会的陈学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而这时他已入花甲之年。1976年春，他还奉命参加了由中央气象局组织的河南“75·8”特大暴雨研究的大会战，具体落实在南京会战组中的“中小尺度小组”，结果由他主笔撰写了《75·8河南特大暴雨研究》（后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中国政治舞台天翻地覆的这一年里，他在实际主持梅雨资料调查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利用14年的资料撰写《东亚副热带高空西风急流的位移同长江中下游入出梅关系的初步探讨》，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也得出了若干与前人论述不尽相同的观点。此后他虽然还发表过几篇有关梅雨的文章，但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了对调查资料的整理上。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到与梅雨有关的省份，抄录了30年的降水资料和高空风资料，汇集起来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通过分析降水量资料发现梅雨期暴雨中心的活动，利用1954-1970年的降水资料编纂成书，于1995年出版了由他和周允中署名的《中国梅雨图集》，成为对气象、水文、水利、农林、交通、防洪防汛、减灾防灾和建设等方面实际工作和科研、教育等都具有实用或参考价值的独有基础资料。
三
中央研究院被设定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在气象研究所的人才群体中，练习班出身的陈学溶属于低学历。他原本打算要在工作几年之后考大学的，但抗日战争的爆发击碎了这个梦想。低学历，是他长久的心痛，也是砥砺他平生自强不息的磨刀石。陈学溶珍惜研究所的学术环境，抓住一切学习提高的机会，向师友学，向书本学，更是在工作实践中得悟其道。俗语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陈学溶对中国气象事业的许多贡献，都带有他个人修行的浓重色彩。
为了改变低学历的“出身”，他在1942年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等文官考试”，在1943年正式考试前夕被动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他后来享受了几十年“有历史问题”的政治待遇，影响了他大好年华的学术进路和人生轨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他明哲保身，尽最大努力躲避政治风险，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但他又像一只行进在沙漠中的骆驼，始终不放弃心中那片未知何处的绿洲。一旦有了机会，哪怕是来去匆匆，随风一荡，他也都尽力施展其一技之长，在国家气象事业发展的画卷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陈学溶从第一线测候起步，一生中西奔东跑，北上南下，岗位多变，任务多变，长期没有学术上定向发展的空间。到八十年代后期，刚刚有所施展时，不仅受制于宏观环境的资源条件，个人也到了退休的年限。
然而，从气象研究所、中国航空公司，到华东气象处、中央气象局、江苏省气象局、南京气象学院等机构；从天气预报的测候员、预报员，到航空气象服务管理、农业气候区划，再到暴雨天气研究，平生历经多种岗位，以及多领域业务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使他晚年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向气象学史领域的华丽转身，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科学的长期落后，事关民族自尊；也由于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的国共长期对峙，在“政治一学术”的交集中影响到对科学人事的评价；更由于自然科学家大多不关注自己狭小专业范围之外历史记述，而通常的史学家们因专业屏障而难于把科学史研究纳入到他们的工作视野，因此，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的书写，长期呈现一片空白。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掀起过对科学家的宣传热，八十年代由官方发动编纂《当代中国丛书》，随之带动了九十年代全国性的编写行业科技史和地方科技志的修史潮。在此期间陈学溶顺势而行，默默用力，潮涨之时，他不是站立涛头手把红旗的弄潮儿，潮落之后，当人们用史学规范的眼光来拾海检宝时，却发现了他在气象学史界的滩头上撒下的一地珍珠。
四
陈学溶在科学史方面的工作，过去习惯上模糊地称之为“气象史”。严格从字义上讲，与气候史、地质史相类，“气象史”属于自然史。因此，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暂可将“气象学史”划分为“气象学科史”和“气象事业史”两大部分，前者侧重于学科知识体系方面，而陈学溶的工作侧重于后者。
1984年2月7日，是中国现代气象学一代宗师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科学界、教育界要筹划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受江苏省气象学会的委托，要陈学溶负责撰写《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他很快撰述成文，在北京的大会上做了报告，效果很好，由此引发了其后的连锁行动。
传记，以人为中心。由于竺可桢主导了中国现代气象学实现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当把他涉足的每一方面作为加以扩展时，实际上就转换成了对国家气象事业的探究和叙述。可以说，陈学溶参与《竺可桢传》的写作操练，通过梳理众多散乱史料而抓住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史的“纲”，从《竺可桢传》中“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奠基”这一章，延伸为研究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全方位的发展，如台网建设、人才培养、规章制度、学术团体、书刊出版、国际交流，等等。
陈学溶从小喜欢读书，长期养成习惯而致博览群书。他记忆力极佳，文史典故，皇号纪年，人名地名，诗词曲目，心算妙诀，棋谱残局……不晓得他肚子里装了多少。记得多，记得牢，有比较，有鉴别，看书时爱给作者挑毛病，形成了怀疑批判的习惯。对于一般书籍读过疑过也就罢了，对于气象学史方面的错讹记述，就要较真了。处世，他与人无争；治学，他为文不让。他看重史料的真实性，要为追求历史“真相”而斗争，这种使命感是他研究气象学史的一种动力，也构成为一种宝贵的学术品格。
陈学溶从撰写竺可桢传记和订正出版物有关史实错误起步，通过史料挖掘和考证，梳理历史人物、机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步一个脚印，把先后文章串联起来，即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早期发展的历史奠定了史料和叙述文本的坚实基础。
他平生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从无豪言壮语。在倾力于科学史研究之后，他投身于校审《竺可桢全集》，热心于两岸气象学界的交流，扶助各地气象史志撰写和博物馆建设，支持“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事业，至今百岁，仍在蹒跚前行。他沉潜在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和表述中，似乎在这座精神家园中，每天都可以与竺师对话，每天都可以与老友相伴，每天都会有对旧历史的新发现……
五
陈学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时，项下曾被挂过“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红卫兵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脱口而出：“反动则有之，权威倒未必。”在高压之下，这庄谐相参却令人哭笑不得的回答，反映了他对待政治的无奈和屈服，更反映出他对学术的尊崇和谦恭。
与诸多著名的气象学家相比，陈学溶是“非著名的气象学家”。当他得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要把他列为采集对象时，他认为这将成为“学界的笑柄”，一百个不同意。
陈学溶从十八岁步入气象学界起，从一而终，是在世老气象学家中最长寿者，因其博闻强记，堪称中国现代气象学史的“活字典”。他长期保持了“收藏历史”的习惯，积累了有关中国气象学史的大量资料，其中有些是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孤本。因此，采集工作办公室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领导坚持说服动员，在其子女的全力配合之下，终于得其首肯而立项。
采集工作办公室根据传主的特殊情况，为了更深入地反映陈老的学术人生，并尽量发挥他阅历丰富、博闻强记的优势，希望以其个人经历为主线，更充分地扩展他所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记忆．写出一个有别于科学家学术传记的新文本，为“采集工程丛书”开出一个新系列。应采集工作办公室之邀，由我承担了这项任务。
自2001年起，我参与编纂《竺可桢全集》的工作，陈老被聘为“特邀校审”。事先我们都没有料到这竟然会是一场持续十三年之久的马拉松。在这漫长的打磨期间，我对他有了较多的了解，向陈老请益多多，感谢、感动、感慨亦多多。这些，容当另文述之，于此免赘了。
六
自述文字有三个来源。
一是传主过去公开发表的回忆性文章，尽量保留了原有内容，又由他本人做出新的补充和修改；二是在这次采集期间对他的访谈，经过整理和考证，并由他本人认可；三是由我为传主“代拟”初稿，最后由传主修改和认可。
百岁老人健康状况已不胜繁劳，但头脑很清醒，只要我们严格地按史学规范操作，这种“代拟一认可”的方式应该是可行的。起步时，我根据采集小组已有研究报告的内容，根据我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科学史和气象学史的认知，重新搭建了自述文本的框架，提炼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叙事主题。然后扩展阅读，按时序追索各种文献，对一些带有关键性的史料做新一轮的挖掘和考证，在相应的社会背景和科学背景之中考察事件的因果关系，形成较为完整的叙事表述。由陈德红（陈学溶之长女）和陈德东（次子）做一道资料核实和文字修订，最后再由传主修改、认可和定稿。大概的工序是如此，过程中是经常为一个小问题而反复多次才能最后肯定或否定的。
当然，一向较真的他，仍然很较真。当当然，最后是他老人家说了算。书中收录了几篇基本上不属忆述性质的文章，有助人们对传主和中国现代气象学史的了解。
在临近完稿时，得到了海峡对岸叶文钦先生和大洋彼岸陈未翔女士之赐稿。叶先生通过回忆十余年来与陈老的交往，见证了“同根同源”的海峡两岸气象学界近些年来开放交流的历史。“小丫头’’陈未翔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爷爷形象史”，那流淌在血脉之中的浓浓亲情和民族文化情结，读来令人别有一番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余君先生将此文擢为“代序”，我欣然赞同。
“陈学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两年来获得了大量成果，这是本书成稿所依赖的基础。在紧张的工作中，始终得到了陈德红先生和陈德东先生的精诚合作。在本书稿的最终冲刺阶段，得到了张藜主任、许慧副总编和余君先生的指教。谢谢各位！
陈老的百岁生日（农历正月廿九，今年换算为3月19日）就要到了，最后诌几句，并非全是应景。只是不知写在这里是否合乎导言的规矩。
天行健，
何须小子说寿。
史海无涯，
俯仰任搜求。
当年北极阁下那香客，
昨日可有新字落案头。
又是春风料峭时，
更当问：脚暖否，手暖否？
一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气象学是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实现本土化的重要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竺可桢为学术领袖，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基地，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气象学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与具有“普遍性”的数、理、化学科相比，地质学、生物学和气象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也有更强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实际应用价值，最明显的就是天气预报。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起国家规模的气象事业，这是中国气象学界先驱者们的梦想。
气象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草创时期，竺可桢一方面抓气象学术研究的基本建设，另一方面联络全国各相关单位，抓气象预报的台站建设。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气象人才的缺乏，在等待大学专业学生而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之下，他着手办起了气象练习班，即相当于“专科”培训的速成班，招考高中或旧制中学毕业生，半年后，分发到各地测候所，承担气象观测任务。
1934年10月，在竺可桢举办的第三届气象练习班中，走进来一位高个子的十八岁青年。1935年4月，他登上东岳泰山的测候所，开始了他的气象生涯。八十年前的今天，他正在泰山顶上观风测雨。按着老辈人“祝进不祝满”的习俗，他今年已经百岁了。今天，他住在南京的蜗居中，还在案头潜心梳理有关“竺可桢年表”的资料。
他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陈学溶。
二
陈学溶，1916年3月2日（农历正月廿九）生于南京。出生之时，祖上的发达已成往事。自他记事起，与父亲相伴的是失业，是穷困潦倒。他自幼聪明好学，但有多次因家中衣食之忧而面临辍学。起初从报纸上看到气象练习班的招生广告时，在他心中只是点燃了养家糊口的希望，却未料到在十八岁这个人生选择的拐点上，他不仅从这次机遇中得到了安身立命的职业，还得到了令他百岁陶然的精神家园。
从1935年4月到1944年2月的九年中，陈学溶经历了泰山顶上艰苦环境的磨炼之后，又跟随研究所经历了战争中的临危坚守和辗转内迁。在气象研究所长期从事天气预报的第一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十八般武艺样样通的多面手。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西南唯一的国际后勤补给通道是“驼峰航线”，它也成为国际反法西斯中国战场的生命线。从1944年2月起，陈学溶供职的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官方与美国民营公司合资），就是负责这条航线的飞行任务，而陈学溶担任气象员的岗位工作，正是为这条航线的飞行安全做气象服务的。此期间，他曾被派赴印度加尔各答的达姆达姆机场工作一年多。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服务于中国航空公司，曾任上海龙华机场气象台台长。
在新中国的最初五年，陈学溶曾在上海防空司令部和华东气象处的分分合合变动中奔波于上海与南京之间。这期间他在制度建设和学术研究上各有可圈可点的贡献。在制度方面，从前的天气预报在操作程序上实行一种个人负责的轮值制度，陈学溶最早提出应该采取集体商议的办法，经过集思广益之后商定预报方案，这样效果会更好。这个办法被采用了，后来由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军委气象局合办的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担任主任的顾震潮先生提出了“会商”这个概念，这成为一种沿用至今的工作制度。
陈学溶在华东气象处这几年，整天埋在事务堆里，再加上“镇反”、“审干”、“三反”、“五反”之类的政治运动不断，单位内也没有学术气氛。但有一次副处长程纯枢向他提出：分析1953年梅雨期间的四次暴雨过程，是否每次暴雨都一定有冷空气的作用？他抓住了这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对大量数据的仔细分析，认为1953年梅雨期间的第三次暴雨过程肯定没有冷空气的参与，写出了论文《1953年梅雨季节六月江淮地区和长江两岸的暴雨》。陶诗言等在学科评述文章中认为“这个研究可以说是我国有关副热带中小尺度系统分析的开端”；程纯枢在1979年的评语中，认为这篇文章“是我国暴雨成因研究的开端，指出暴雨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密切相关，这一贡献极为可贵。最近二十多年暴雨的研究都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
陈学溶于1954年10月奉调到中央气象局任职，在北京工作了七年。他在此期间主要是从事民航气象管理工作，与民航部门密切合作，检查台网设施建设，主持测候人员培训等。1956年夏，他紧急受命起草《民航气象服务规范》，充分利用自己留心积累的业务经验，并以高度的责任心研究“民航”与“气象”交集的各种实际工作环节，高速高效地完成了任务。这份文本的出台和基本条款的长期采用，见证了陈学溶为我国民航气象管理事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1961年10月，中央气象局将陈学溶精简下放到江苏省气象局。领导上让他负责全省大约100个气象台站的业务管理工作，涉及高低空气象测报，气象通讯，天气预报，资料整编和出版，气象服务，等等。他把所面对的全新的工作看作是一次全新的学习机会。与此同时，只要有时间，他会积极参与省局预报员的“会商”，提出具体的分析意见和建议。
1963年春，为制定全国农业科学十年规划，国家领导部门决定江苏搞高产田的样板试点，地点在太湖地区。接着省里下达了农业区划的任务，省气象局指派陈学溶参与农业区划气象组的工作。这样一来，他又转身于自己生疏的农业气象领域，但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懂就学，向行家虚心请教，积极参与了江苏省农业气候区划的科研和组织工作。他与有关单位合作，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1964年4月执笔撰写出《江苏省农业气候区划（初稿）》，引起了中央气象局领导的重视，认为它是紧密结合江苏耕作制度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地方农业气候区划，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被抄家，被下放劳动，被长期审查……
从1972年6月起，陈学溶被安置到南京气象学院（后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岗位，起初只是做实习台的预报员，有时带工农兵学员的毕业实习。在1975年带学生到广西的实习中，经五十多天的观察，他体会到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昀重大影响，心里产生了探索暴雨发展过程及其成因的想法。天赐机缘，这正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抓整顿之时，校中实习台的负责人想在研究工作方面有所作为，与陈学溶一拍即合。他的想法是：天气现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五十年代由于资料条件有限，当初学者根据短短几年的资料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有些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他认为可以抓住梅雨这个在中国带有重要特点的天气现象进行研究，首先是要花大力量做好长时间尺度（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几年）的资料汇集工作。根据他的提议，实习台全员投入了梅雨资料的大调查。
有研究愿望却基本上没有施展机会的陈学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而这时他已入花甲之年。1976年春，他还奉命参加了由中央气象局组织的河南“75·8”特大暴雨研究的大会战，具体落实在南京会战组中的“中小尺度小组”，结果由他主笔撰写了《75·8河南特大暴雨研究》（后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中国政治舞台天翻地覆的这一年里，他在实际主持梅雨资料调查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利用14年的资料撰写《东亚副热带高空西风急流的位移同长江中下游入出梅关系的初步探讨》，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也得出了若干与前人论述不尽相同的观点。此后他虽然还发表过几篇有关梅雨的文章，但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了对调查资料的整理上。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到与梅雨有关的省份，抄录了30年的降水资料和高空风资料，汇集起来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通过分析降水量资料发现梅雨期暴雨中心的活动，利用1954-1970年的降水资料编纂成书，于1995年出版了由他和周允中署名的《中国梅雨图集》，成为对气象、水文、水利、农林、交通、防洪防汛、减灾防灾和建设等方面实际工作和科研、教育等都具有实用或参考价值的独有基础资料。
三
中央研究院被设定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在气象研究所的人才群体中，练习班出身的陈学溶属于低学历。他原本打算要在工作几年之后考大学的，但抗日战争的爆发击碎了这个梦想。低学历，是他长久的心痛，也是砥砺他平生自强不息的磨刀石。陈学溶珍惜研究所的学术环境，抓住一切学习提高的机会，向师友学，向书本学，更是在工作实践中得悟其道。俗语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陈学溶对中国气象事业的许多贡献，都带有他个人修行的浓重色彩。
为了改变低学历的“出身”，他在1942年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等文官考试”，在1943年正式考试前夕被动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他后来享受了几十年“有历史问题”的政治待遇，影响了他大好年华的学术进路和人生轨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他明哲保身，尽最大努力躲避政治风险，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但他又像一只行进在沙漠中的骆驼，始终不放弃心中那片未知何处的绿洲。一旦有了机会，哪怕是来去匆匆，随风一荡，他也都尽力施展其一技之长，在国家气象事业发展的画卷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陈学溶从第一线测候起步，一生中西奔东跑，北上南下，岗位多变，任务多变，长期没有学术上定向发展的空间。到八十年代后期，刚刚有所施展时，不仅受制于宏观环境的资源条件，个人也到了退休的年限。
然而，从气象研究所、中国航空公司，到华东气象处、中央气象局、江苏省气象局、南京气象学院等机构；从天气预报的测候员、预报员，到航空气象服务管理、农业气候区划，再到暴雨天气研究，平生历经多种岗位，以及多领域业务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使他晚年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向气象学史领域的华丽转身，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科学的长期落后，事关民族自尊；也由于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的国共长期对峙，在“政治一学术”的交集中影响到对科学人事的评价；更由于自然科学家大多不关注自己狭小专业范围之外历史记述，而通常的史学家们因专业屏障而难于把科学史研究纳入到他们的工作视野，因此，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的书写，长期呈现一片空白。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掀起过对科学家的宣传热，八十年代由官方发动编纂《当代中国丛书》，随之带动了九十年代全国性的编写行业科技史和地方科技志的修史潮。在此期间陈学溶顺势而行，默默用力，潮涨之时，他不是站立涛头手把红旗的弄潮儿，潮落之后，当人们用史学规范的眼光来拾海检宝时，却发现了他在气象学史界的滩头上撒下的一地珍珠。
四
陈学溶在科学史方面的工作，过去习惯上模糊地称之为“气象史”。严格从字义上讲，与气候史、地质史相类，“气象史”属于自然史。因此，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暂可将“气象学史”划分为“气象学科史”和“气象事业史”两大部分，前者侧重于学科知识体系方面，而陈学溶的工作侧重于后者。
1984年2月7日，是中国现代气象学一代宗师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科学界、教育界要筹划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受江苏省气象学会的委托，要陈学溶负责撰写《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他很快撰述成文，在北京的大会上做了报告，效果很好，由此引发了其后的连锁行动。
传记，以人为中心。由于竺可桢主导了中国现代气象学实现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当把他涉足的每一方面作为加以扩展时，实际上就转换成了对国家气象事业的探究和叙述。可以说，陈学溶参与《竺可桢传》的写作操练，通过梳理众多散乱史料而抓住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史的“纲”，从《竺可桢传》中“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奠基”这一章，延伸为研究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全方位的发展，如台网建设、人才培养、规章制度、学术团体、书刊出版、国际交流，等等。
陈学溶从小喜欢读书，长期养成习惯而致博览群书。他记忆力极佳，文史典故，皇号纪年，人名地名，诗词曲目，心算妙诀，棋谱残局……不晓得他肚子里装了多少。记得多，记得牢，有比较，有鉴别，看书时爱给作者挑毛病，形成了怀疑批判的习惯。对于一般书籍读过疑过也就罢了，对于气象学史方面的错讹记述，就要较真了。处世，他与人无争；治学，他为文不让。他看重史料的真实性，要为追求历史“真相”而斗争，这种使命感是他研究气象学史的一种动力，也构成为一种宝贵的学术品格。
陈学溶从撰写竺可桢传记和订正出版物有关史实错误起步，通过史料挖掘和考证，梳理历史人物、机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步一个脚印，把先后文章串联起来，即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早期发展的历史奠定了史料和叙述文本的坚实基础。
他平生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从无豪言壮语。在倾力于科学史研究之后，他投身于校审《竺可桢全集》，热心于两岸气象学界的交流，扶助各地气象史志撰写和博物馆建设，支持“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事业，至今百岁，仍在蹒跚前行。他沉潜在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和表述中，似乎在这座精神家园中，每天都可以与竺师对话，每天都可以与老友相伴，每天都会有对旧历史的新发现……
五
陈学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时，项下曾被挂过“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红卫兵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脱口而出：“反动则有之，权威倒未必。”在高压之下，这庄谐相参却令人哭笑不得的回答，反映了他对待政治的无奈和屈服，更反映出他对学术的尊崇和谦恭。
与诸多著名的气象学家相比，陈学溶是“非著名的气象学家”。当他得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要把他列为采集对象时，他认为这将成为“学界的笑柄”，一百个不同意。
陈学溶从十八岁步入气象学界起，从一而终，是在世老气象学家中最长寿者，因其博闻强记，堪称中国现代气象学史的“活字典”。他长期保持了“收藏历史”的习惯，积累了有关中国气象学史的大量资料，其中有些是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孤本。因此，采集工作办公室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领导坚持说服动员，在其子女的全力配合之下，终于得其首肯而立项。
采集工作办公室根据传主的特殊情况，为了更深入地反映陈老的学术人生，并尽量发挥他阅历丰富、博闻强记的优势，希望以其个人经历为主线，更充分地扩展他所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记忆．写出一个有别于科学家学术传记的新文本，为“采集工程丛书”开出一个新系列。应采集工作办公室之邀，由我承担了这项任务。
自2001年起，我参与编纂《竺可桢全集》的工作，陈老被聘为“特邀校审”。事先我们都没有料到这竟然会是一场持续十三年之久的马拉松。在这漫长的打磨期间，我对他有了较多的了解，向陈老请益多多，感谢、感动、感慨亦多多。这些，容当另文述之，于此免赘了。
六
自述文字有三个来源。
一是传主过去公开发表的回忆性文章，尽量保留了原有内容，又由他本人做出新的补充和修改；二是在这次采集期间对他的访谈，经过整理和考证，并由他本人认可；三是由我为传主“代拟”初稿，最后由传主修改和认可。
百岁老人健康状况已不胜繁劳，但头脑很清醒，只要我们严格地按史学规范操作，这种“代拟一认可”的方式应该是可行的。起步时，我根据采集小组已有研究报告的内容，根据我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科学史和气象学史的认知，重新搭建了自述文本的框架，提炼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叙事主题。然后扩展阅读，按时序追索各种文献，对一些带有关键性的史料做新一轮的挖掘和考证，在相应的社会背景和科学背景之中考察事件的因果关系，形成较为完整的叙事表述。由陈德红（陈学溶之长女）和陈德东（次子）做一道资料核实和文字修订，最后再由传主修改、认可和定稿。大概的工序是如此，过程中是经常为一个小问题而反复多次才能最后肯定或否定的。
当然，一向较真的他，仍然很较真。当当然，最后是他老人家说了算。书中收录了几篇基本上不属忆述性质的文章，有助人们对传主和中国现代气象学史的了解。
在临近完稿时，得到了海峡对岸叶文钦先生和大洋彼岸陈未翔女士之赐稿。叶先生通过回忆十余年来与陈老的交往，见证了“同根同源”的海峡两岸气象学界近些年来开放交流的历史。“小丫头’’陈未翔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爷爷形象史”，那流淌在血脉之中的浓浓亲情和民族文化情结，读来令人别有一番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余君先生将此文擢为“代序”，我欣然赞同。
“陈学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两年来获得了大量成果，这是本书成稿所依赖的基础。在紧张的工作中，始终得到了陈德红先生和陈德东先生的精诚合作。在本书稿的最终冲刺阶段，得到了张藜主任、许慧副总编和余君先生的指教。谢谢各位！
陈老的百岁生日（农历正月廿九，今年换算为3月19日）就要到了，最后诌几句，并非全是应景。只是不知写在这里是否合乎导言的规矩。
天行健，
何须小子说寿。
史海无涯，
俯仰任搜求。
当年北极阁下那香客，
昨日可有新字落案头。
又是春风料峭时，
更当问：脚暖否，手暖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