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底，上海药物所受命参与防护原子辐射损伤的国防科研项目，主要从事急性放射病防治药物研究。为了保密和便于组织开展此项研究，所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成立第五研究组，项目命名693，负责人是朱应麒。
1960年6月，池志强接受国家科委的委托，担任我国访苏科学代表团的陪同翻译工作，完成任务后随团回国。在家休整了几天，便于7月初回所报到，随即聘任第五研究组的主要负责人。此时，根据上级的指示，第五研究组又承担了另一项代号为6003的国防科研任务，所内对此项目命名为694。
放射病的化学防护研究是放射生物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热点课题。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导致几十万人死于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强光、高热、冲击波、裂变产物和放射性杀害，还有更多的人受到放射损伤而致癌或带病生存，每年因相关疾病死亡的广岛人逾五千人。原子弹辐射的严重危害性震惊全世界，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东西方仍处于冷战时代，世界无不忧心忡忡于原子弹的威慑之下。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也开始了研制核弹的艰难历程。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1959年6月苏联决定撤走最后一批援助专家，临行时还抛出“离开苏联，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的辱人之语。为了国防的安全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共中央决定我国的核工业不仅不能停步，而且还要加快发展，并把这一工程命名为“59工程”，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造出自己的争气弹。与此同时，寻找抗辐射防护药也成为我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防科研课题。
因为回国前已有思想上和学术上的准备，池志强上任后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面对任务重、时间紧的要求，他把研究队伍建设视为当务之急，引进人才、构建一支功能俱全、能打硬仗的队伍成为他的首要考虑。在他的运筹协调下，第五研究组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发展鼎盛期，人员从七八人增至30人左右。这支队伍中先后从合成室抽调来徐修容、陈润莲和黄家鑫等；从药理室抽调来金国章、孙祺薰和陶正琴等；从植化室抽调来陈仲良；留苏归来的有黄知恒、葛邦伦；从天津南开大学调来讲师方苏南；挑选来的大学毕业生有朱友成、周德和、李庆祯、黄忠明、叶淑贞和束汉麟、徐珩、金文桥等。研究人员落实后，配备技术人员似乎更难。护校毕业生只分配到杨慧华一个人，池志强于是决定征用高中生，破格从育才中学要来了高材生戴淇源、周佩琴等五六人；当时调用的还有从郊区下放劳动锻炼回来的好几位同志，甚至还有复员军人。随着人员的快速到位，一年半后，第五研究组便改名为第五研究室。此时人员配备已具相当规模，池志强任第一副主任，朱应麒任第二副主任。根据当时实施的科技72条规定，副研究员只能当研究室副主任。
第五研究室的抗放药物研究设化学、药理两个组，前者由朱应麒牵头，后者由池志强直接负责。当时，虽然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进行放射病的防护研究，但由于保密，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池志强努力汇集和分析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到的国外研究进展的零星信息，与朱应麒保持了频繁的交流和沟通，根据实验结果，不断调整研究思路，探求结构与活性的关系，寻找活性良好的化合物。从巯基化合物到酰肼类化合物，再到色胺类化合物，化学组先后合成了上千种化合物，为药理室开展抗放药物筛选提供了丰富的样品。筛选抗放药物建立实验动物模型是关键。据陶正琴回忆：
最开始是从小白鼠做起，这个模型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学习的。你要创造这个条件，而且一定要形成一个放射病的症状，才能用药物去试。摸索出来什么条件下能够形成它的病，而且症状正好是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治疗，症状太重了，它就死了；太轻了，存活的很多，没用处，检验不出来。所以，当时就买了一架深度的X光机作为照射源，使得这些动物形成放射病的症状，然后再合成一些药物去治疗和预防。评价这个合成化合物是不是有效，效价究竟怎么样。
开始做小动物模型是在自己的X光室，接着做大动物狗和猴子的模型就要到嘉定中国科学院原子核所去接受钴-60辐照。
此时，第五研究室所在的原6号楼实验室已十分局促，开展一系列药理实验已铺不开摊子。为此，池志强发动群众，想方设法、自力更生克服解决困难，同时对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所属的319号大院的用房做调查，发掘可利用的闲置房，再向分院领导提出申请，得到分院领导的支持，拨给了龙圃（现分院专家招待所）二楼供药理实验所用。于是，形态研究、细胞培养、生化实验及动物实验观察等工作都得以开展起来。
两年后，抗放药物研究已初见成效，先后在色胺类化合物中找到效果显著的抗放药物“922”和“947”。1963年，编号为“432”的乙胺类化合物经过深入系统的药理评价，被认定是有高价值的抗放药物而提供有关部门做进一步验证后备用。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放射生物放射医学学术交流会上，池志强和第五研究室的同事相继报告了《酰肼类化合物的合成及其防护作用》《色胺类化合物对小白鼠及犬急性放射病的预防作用》和《5甲基色胺及对氯苯乙胺对小白鼠电离辐射敏感组织的保护作用》等论文，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找到“432”后，池志强就提议要做一些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以便总结经验，寻找新的、更好的有效化合物。那个时期，有关抗放药物作用机理的国外文献资料披露极少，孙祺薰和陶正琴等人花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篇初步报道，提示抗放射性损伤可能与体内的氧含量有关。为了了解是不是药物可以引起组织的低氧，需要一台测量仪器，就是组织含氧测定仪。用这个仪器可以探测药物在辐射靶器官里是不是造成了低氧，使得产生的自由基减少，产生了反馈作用。由于没有现存的设备可购买，但该设备基本原理已有报道，池志强就鼓励大家考虑能否依靠本所较强的五金加工能力，自力更生造一台出来，这个点子得到了广泛响应。于是，孙祺薰、徐新华和陈振家根据文献报道和实验要求，提出了整体思路和架构，所电子室的周效才、黄中辉工程师就进行电极和放大器的设计。大家群策群力出了图纸，而后所五金工场配合加工零部件。经过一年多不断的调试、修改，运用氧阴极极谱法用于测量活体组织氧张力的两种测定仪器（自动记录式和检流计式）终于试制成功，为“432”等有效抗放药物的作用机理探讨提供了先进手段。与此同时，第五研究室药理组还就靶组织经照射以后，器官血流量是否减少、电离辐射对小白鼠胆碱酯酶和三磷酸腺苷酶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用体外组织培养法建立原代兔胚肾细胞及胸腺细胞，开展细胞水平抗放药物作用机理的研究。这方面的总结文章在项目内部学术交流会上做了报告，由于既搞筛选又搞机理，工作深入细致，获得很高的评价，被认为达到了国际水平。当时，国内能获得的科研参考文献以俄文为主，苏联人发表类似实验结果在我国之后。
1966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面上的科研工作已无法正常开展。由于抗放药物研究和6003任务戴着国防科研项目的“光环”，所以在干扰中艰难前行。在非常有限的表达空间里，池志强尽量在所负责的项目中体现自己的学术思想。
继“432”化合物诞生之后，第五研究室又先后找到了抗辐射效价更高的化合物“974”，和“1759”，特别是“1759”经小鼠、犬和猴系列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具有效果稳定、有效时间长、照前照后使用都有效、安全系数大、成本低廉等特点。1974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主持的“1759”鉴定会在杭州召开。上海药物所高怡生所长在会上介绍了池志强带领第五研究室科技人员献身国防科研、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事迹，与会中国科学院、军科院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这项成果在国际上领先，并开辟了我们自己的研究路线”。会后，为了进一步证实“1759”的应用价值，有关方面决定到原子弹爆炸现场进行“1759”的抗辐射试验。为了配合现场考验，第五研究室要派代表参加。经池志强提名和组织审查批准，第五研究室派出了化学组的黄加鑫和药理组的姜纪荣两位骨干赴京待命。由于任务特殊，到了北京方才知道这次出差的任务。
1975年10月初，带着全室同志的委托，黄加鑫、姜纪荣与参试人员从北京出发，乘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加汽车到达了新疆吐鲁番的试验现场。稍作安顿，他们便与参试部队争分夺秒，紧张地投入了前期准备。实验所用的几百只小白鼠和几十条犬按实验方案进行了离爆心距离不等的安置和分组给药。1976年元旦，蘑菇云在大漠深处再次冉冉升起，30千米外的观测站内，黄加鑫和姜纪荣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观看的人群一起欢呼跳跃。接下来的30天里，黄、姜二人和参试人员对试验动物进行了血象和生化指标的测定，其中部分实验动物先行治疗给药，而后逐一解剖做病理观察。最后的实验结果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再次证明“1759”具有用药量小、有效剂量范围宽、效价稳定和重复性好等优点。“1759”的研制成功“开辟了我国独创的路线，是原子辐射损伤防治药物研究的里程碑。”
1977年，“1759”荣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此项成果在中国科学院成果展览会国防馆展出。1978年年初，鉴于已找到“1759”等有效的抗辐射防治药物，国防任务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方向下也有新的调整，在当时的形势下已无必要再保持这么一个研究队伍。经主管单位批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决定结束此项研究。
随着抗辐射损伤防治药物研究项目的结题，第五研究室的人员做了调整：朱应麒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中心；孙祺薰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黄志恒转任本所分析室主任；陶正琴等转回药理室；黄加鑫等转回合成室。留下的20多人仍按任务带学科的科研体制，保留化学组、药理组和第五研究室，他们要在室主任池志强研究员的直接指挥下，发扬为同一任务各学科紧密配合、共同努力的优良传统，集中力量专攻另一国防科研项目——6003任务。
1958年年底，上海药物所受命参与防护原子辐射损伤的国防科研项目，主要从事急性放射病防治药物研究。为了保密和便于组织开展此项研究，所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成立第五研究组，项目命名693，负责人是朱应麒。
1960年6月，池志强接受国家科委的委托，担任我国访苏科学代表团的陪同翻译工作，完成任务后随团回国。在家休整了几天，便于7月初回所报到，随即聘任第五研究组的主要负责人。此时，根据上级的指示，第五研究组又承担了另一项代号为6003的国防科研任务，所内对此项目命名为694。
放射病的化学防护研究是放射生物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热点课题。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导致几十万人死于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强光、高热、冲击波、裂变产物和放射性杀害，还有更多的人受到放射损伤而致癌或带病生存，每年因相关疾病死亡的广岛人逾五千人。原子弹辐射的严重危害性震惊全世界，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东西方仍处于冷战时代，世界无不忧心忡忡于原子弹的威慑之下。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也开始了研制核弹的艰难历程。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1959年6月苏联决定撤走最后一批援助专家，临行时还抛出“离开苏联，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的辱人之语。为了国防的安全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共中央决定我国的核工业不仅不能停步，而且还要加快发展，并把这一工程命名为“59工程”，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造出自己的争气弹。与此同时，寻找抗辐射防护药也成为我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防科研课题。
因为回国前已有思想上和学术上的准备，池志强上任后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面对任务重、时间紧的要求，他把研究队伍建设视为当务之急，引进人才、构建一支功能俱全、能打硬仗的队伍成为他的首要考虑。在他的运筹协调下，第五研究组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发展鼎盛期，人员从七八人增至30人左右。这支队伍中先后从合成室抽调来徐修容、陈润莲和黄家鑫等；从药理室抽调来金国章、孙祺薰和陶正琴等；从植化室抽调来陈仲良；留苏归来的有黄知恒、葛邦伦；从天津南开大学调来讲师方苏南；挑选来的大学毕业生有朱友成、周德和、李庆祯、黄忠明、叶淑贞和束汉麟、徐珩、金文桥等。研究人员落实后，配备技术人员似乎更难。护校毕业生只分配到杨慧华一个人，池志强于是决定征用高中生，破格从育才中学要来了高材生戴淇源、周佩琴等五六人；当时调用的还有从郊区下放劳动锻炼回来的好几位同志，甚至还有复员军人。随着人员的快速到位，一年半后，第五研究组便改名为第五研究室。此时人员配备已具相当规模，池志强任第一副主任，朱应麒任第二副主任。根据当时实施的科技72条规定，副研究员只能当研究室副主任。
第五研究室的抗放药物研究设化学、药理两个组，前者由朱应麒牵头，后者由池志强直接负责。当时，虽然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进行放射病的防护研究，但由于保密，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池志强努力汇集和分析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到的国外研究进展的零星信息，与朱应麒保持了频繁的交流和沟通，根据实验结果，不断调整研究思路，探求结构与活性的关系，寻找活性良好的化合物。从巯基化合物到酰肼类化合物，再到色胺类化合物，化学组先后合成了上千种化合物，为药理室开展抗放药物筛选提供了丰富的样品。筛选抗放药物建立实验动物模型是关键。据陶正琴回忆：
最开始是从小白鼠做起，这个模型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学习的。你要创造这个条件，而且一定要形成一个放射病的症状，才能用药物去试。摸索出来什么条件下能够形成它的病，而且症状正好是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治疗，症状太重了，它就死了；太轻了，存活的很多，没用处，检验不出来。所以，当时就买了一架深度的X光机作为照射源，使得这些动物形成放射病的症状，然后再合成一些药物去治疗和预防。评价这个合成化合物是不是有效，效价究竟怎么样。
开始做小动物模型是在自己的X光室，接着做大动物狗和猴子的模型就要到嘉定中国科学院原子核所去接受钴-60辐照。
此时，第五研究室所在的原6号楼实验室已十分局促，开展一系列药理实验已铺不开摊子。为此，池志强发动群众，想方设法、自力更生克服解决困难，同时对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所属的319号大院的用房做调查，发掘可利用的闲置房，再向分院领导提出申请，得到分院领导的支持，拨给了龙圃（现分院专家招待所）二楼供药理实验所用。于是，形态研究、细胞培养、生化实验及动物实验观察等工作都得以开展起来。
两年后，抗放药物研究已初见成效，先后在色胺类化合物中找到效果显著的抗放药物“922”和“947”。1963年，编号为“432”的乙胺类化合物经过深入系统的药理评价，被认定是有高价值的抗放药物而提供有关部门做进一步验证后备用。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放射生物放射医学学术交流会上，池志强和第五研究室的同事相继报告了《酰肼类化合物的合成及其防护作用》《色胺类化合物对小白鼠及犬急性放射病的预防作用》和《5甲基色胺及对氯苯乙胺对小白鼠电离辐射敏感组织的保护作用》等论文，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找到“432”后，池志强就提议要做一些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以便总结经验，寻找新的、更好的有效化合物。那个时期，有关抗放药物作用机理的国外文献资料披露极少，孙祺薰和陶正琴等人花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篇初步报道，提示抗放射性损伤可能与体内的氧含量有关。为了了解是不是药物可以引起组织的低氧，需要一台测量仪器，就是组织含氧测定仪。用这个仪器可以探测药物在辐射靶器官里是不是造成了低氧，使得产生的自由基减少，产生了反馈作用。由于没有现存的设备可购买，但该设备基本原理已有报道，池志强就鼓励大家考虑能否依靠本所较强的五金加工能力，自力更生造一台出来，这个点子得到了广泛响应。于是，孙祺薰、徐新华和陈振家根据文献报道和实验要求，提出了整体思路和架构，所电子室的周效才、黄中辉工程师就进行电极和放大器的设计。大家群策群力出了图纸，而后所五金工场配合加工零部件。经过一年多不断的调试、修改，运用氧阴极极谱法用于测量活体组织氧张力的两种测定仪器（自动记录式和检流计式）终于试制成功，为“432”等有效抗放药物的作用机理探讨提供了先进手段。与此同时，第五研究室药理组还就靶组织经照射以后，器官血流量是否减少、电离辐射对小白鼠胆碱酯酶和三磷酸腺苷酶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用体外组织培养法建立原代兔胚肾细胞及胸腺细胞，开展细胞水平抗放药物作用机理的研究。这方面的总结文章在项目内部学术交流会上做了报告，由于既搞筛选又搞机理，工作深入细致，获得很高的评价，被认为达到了国际水平。当时，国内能获得的科研参考文献以俄文为主，苏联人发表类似实验结果在我国之后。
1966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面上的科研工作已无法正常开展。由于抗放药物研究和6003任务戴着国防科研项目的“光环”，所以在干扰中艰难前行。在非常有限的表达空间里，池志强尽量在所负责的项目中体现自己的学术思想。
继“432”化合物诞生之后，第五研究室又先后找到了抗辐射效价更高的化合物“974”，和“1759”，特别是“1759”经小鼠、犬和猴系列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具有效果稳定、有效时间长、照前照后使用都有效、安全系数大、成本低廉等特点。1974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主持的“1759”鉴定会在杭州召开。上海药物所高怡生所长在会上介绍了池志强带领第五研究室科技人员献身国防科研、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事迹，与会中国科学院、军科院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这项成果在国际上领先，并开辟了我们自己的研究路线”。会后，为了进一步证实“1759”的应用价值，有关方面决定到原子弹爆炸现场进行“1759”的抗辐射试验。为了配合现场考验，第五研究室要派代表参加。经池志强提名和组织审查批准，第五研究室派出了化学组的黄加鑫和药理组的姜纪荣两位骨干赴京待命。由于任务特殊，到了北京方才知道这次出差的任务。
1975年10月初，带着全室同志的委托，黄加鑫、姜纪荣与参试人员从北京出发，乘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加汽车到达了新疆吐鲁番的试验现场。稍作安顿，他们便与参试部队争分夺秒，紧张地投入了前期准备。实验所用的几百只小白鼠和几十条犬按实验方案进行了离爆心距离不等的安置和分组给药。1976年元旦，蘑菇云在大漠深处再次冉冉升起，30千米外的观测站内，黄加鑫和姜纪荣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观看的人群一起欢呼跳跃。接下来的30天里，黄、姜二人和参试人员对试验动物进行了血象和生化指标的测定，其中部分实验动物先行治疗给药，而后逐一解剖做病理观察。最后的实验结果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再次证明“1759”具有用药量小、有效剂量范围宽、效价稳定和重复性好等优点。“1759”的研制成功“开辟了我国独创的路线，是原子辐射损伤防治药物研究的里程碑。”
1977年，“1759”荣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此项成果在中国科学院成果展览会国防馆展出。1978年年初，鉴于已找到“1759”等有效的抗辐射防治药物，国防任务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方向下也有新的调整，在当时的形势下已无必要再保持这么一个研究队伍。经主管单位批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决定结束此项研究。
随着抗辐射损伤防治药物研究项目的结题，第五研究室的人员做了调整：朱应麒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中心；孙祺薰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黄志恒转任本所分析室主任；陶正琴等转回药理室；黄加鑫等转回合成室。留下的20多人仍按任务带学科的科研体制，保留化学组、药理组和第五研究室，他们要在室主任池志强研究员的直接指挥下，发扬为同一任务各学科紧密配合、共同努力的优良传统，集中力量专攻另一国防科研项目——6003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