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但是，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匮乏的科学技术人才成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道路上的两只“拦路虎”。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党中央制定了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经济上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的方针政策。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支援我们国家建设一百六十多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电子工业、钢铁冶炼、飞机制造等。国内迅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希望借助苏联力量迅速、大量地培养出我国自己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于是，作为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52年3月，为了解决留苏生因语言不通等原因产生的问题，政务院又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一年办一期。留苏预备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业务学习与考核、严格的政治审查以及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以达到“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的要求。1952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院校除外）学习之协定》，协议规定：中国派遣到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之规定科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1955年春天，经过层层选拔后的政治审查、体格检查，池志强列入留苏候选名单。当年7月底，参加了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举办的3天统一考试。考场里他遇见了早已认识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曹小定老师，通过曹的介绍又结识了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专业毕业的秦伯益。两人考试均顺利通过，进入了留苏预备学校学习。池志强分在53班，与秦伯益不是同一班。
留苏预备学校设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又称俄专二部。学校原在西城区西南角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的旧址。1955年2月，留苏预备部搬到在海淀区魏公村建成的新校址，5幢崭新的学生宿舍楼仍被2000多学生全部占满。翌年，由于政策调整，留苏学生减少，设施和资源出现大量富裕，留苏预备部又搬回鲍家街原址。当时留苏预备部的教育方针是：“在一年内，教会学生基础俄语，使之具有初步用俄语听讲、阅读、记录、会话的能力，并提高其政治理论水平，锻炼健全的体魄，为留苏准备条件”。为此，留苏预备部配备了优秀的管理干部和一流的教师，聘请了一些苏联专家，还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一部分人来讲课。53班的语法教员陈斌文和词汇教员马育民善于根据教学现场的情景，在课堂上逐渐多讲俄语，形成良好的语言环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留苏预备部的课程除了政治课、体育课外，俄语教学还分为语音、语法及词汇三部分。新学年第一、第二周的俄语教学时数全部用于语音教学，共计36小时。语法和词汇课在语音阶段结束后才开始讲授。语法和词汇课又细化为导论、语法、词汇、听力会话和课外阅读等课程，同时增加其他学习手段，通过多种形式，如播放俄语电影、俄语广播等增强俄语学习的氛围。按照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俄语教育大纲之要求，经过一年两个学期的培训，学员必须达到：能借助词典独立阅读，能正确理解一般性的政治文章和通俗的文艺性文章；掌握并巩固基本语法知识，并能在口语和书面语言中运用最基本的、最常用的语法规则，掌握基本的俄语语法术语；流利并富有表情地朗读一学年中所学过的、不标重音的课文；除第一学期已掌握的词汇外，再学会1500个词汇（其中有600个常用词汇），此外还有500个词须通过课外阅读掌握；听懂教员用学过词汇所做的叙述（词数七八百左右）；会做简单的和详细的提纲；能在两小时内写出为数180个词的记叙，能在一小时内写出为数85—90个词的中等程度的听写；能进行简单的生活会话。大纲要求基本上符合大多数学员的实际情况。据秦伯益回忆：
我们那一届学员是最多的，专门有一个教学班子，一年就要培养到你“四会”。一年培养“四会”是很难的。但是，老师们也不急于培养你们很快地能够口语。只要基本俄语学好了，到时候很快就会过关的。所以那个时候学习，我觉得还是比较扎实的。就发音来说，发得比较准确，再三校准得非常准确。语法结构非常严谨，学的教材的句式，就是句子的模式、形式都是非常标准的。课堂纪律也是很好的，老师也很认真；学生呢，应该说积极性都是很高的。但是来的学员是不同的，程度是差别很大的。有一些好的，正规大学出来的，像我们几个，我、陈公白、池志强、曹学斌，那都是学校成绩比较好的。因为当时选拔的政治标准是第一，然后才是学习标准。学习标准，各个学校、各个地区本来就差别很大，也没有一个统一考虑，到了那里去上课，学生确实是有差别，特别是两头，特北方的和特南方的，有些俄音是发不出来的。
对于留苏预备部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国家领导是非常关心的。池志强的照相本里珍藏着当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接见留苏预备部学生干部的留影。当时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学生都营养不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有关部门就全力改善学生伙食，“早餐是六必居咸菜、油炸花生米、烧饼、花卷、油条、棒子面粥、小米粥或大米稀饭。午餐和晚餐都有四个菜，至少一个是大荤，有时还有大对虾。大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蒸笼，里面是热腾腾的大米饭，旁边是刚出笼的热馒头。”留苏预备部的伙食清单至今还被很多当年的留苏生津津乐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但是，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匮乏的科学技术人才成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道路上的两只“拦路虎”。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党中央制定了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经济上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的方针政策。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支援我们国家建设一百六十多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电子工业、钢铁冶炼、飞机制造等。国内迅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希望借助苏联力量迅速、大量地培养出我国自己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于是，作为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52年3月，为了解决留苏生因语言不通等原因产生的问题，政务院又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一年办一期。留苏预备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业务学习与考核、严格的政治审查以及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以达到“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的要求。1952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院校除外）学习之协定》，协议规定：中国派遣到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之规定科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1955年春天，经过层层选拔后的政治审查、体格检查，池志强列入留苏候选名单。当年7月底，参加了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举办的3天统一考试。考场里他遇见了早已认识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曹小定老师，通过曹的介绍又结识了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专业毕业的秦伯益。两人考试均顺利通过，进入了留苏预备学校学习。池志强分在53班，与秦伯益不是同一班。
留苏预备学校设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又称俄专二部。学校原在西城区西南角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的旧址。1955年2月，留苏预备部搬到在海淀区魏公村建成的新校址，5幢崭新的学生宿舍楼仍被2000多学生全部占满。翌年，由于政策调整，留苏学生减少，设施和资源出现大量富裕，留苏预备部又搬回鲍家街原址。当时留苏预备部的教育方针是：“在一年内，教会学生基础俄语，使之具有初步用俄语听讲、阅读、记录、会话的能力，并提高其政治理论水平，锻炼健全的体魄，为留苏准备条件”。为此，留苏预备部配备了优秀的管理干部和一流的教师，聘请了一些苏联专家，还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一部分人来讲课。53班的语法教员陈斌文和词汇教员马育民善于根据教学现场的情景，在课堂上逐渐多讲俄语，形成良好的语言环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留苏预备部的课程除了政治课、体育课外，俄语教学还分为语音、语法及词汇三部分。新学年第一、第二周的俄语教学时数全部用于语音教学，共计36小时。语法和词汇课在语音阶段结束后才开始讲授。语法和词汇课又细化为导论、语法、词汇、听力会话和课外阅读等课程，同时增加其他学习手段，通过多种形式，如播放俄语电影、俄语广播等增强俄语学习的氛围。按照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俄语教育大纲之要求，经过一年两个学期的培训，学员必须达到：能借助词典独立阅读，能正确理解一般性的政治文章和通俗的文艺性文章；掌握并巩固基本语法知识，并能在口语和书面语言中运用最基本的、最常用的语法规则，掌握基本的俄语语法术语；流利并富有表情地朗读一学年中所学过的、不标重音的课文；除第一学期已掌握的词汇外，再学会1500个词汇（其中有600个常用词汇），此外还有500个词须通过课外阅读掌握；听懂教员用学过词汇所做的叙述（词数七八百左右）；会做简单的和详细的提纲；能在两小时内写出为数180个词的记叙，能在一小时内写出为数85—90个词的中等程度的听写；能进行简单的生活会话。大纲要求基本上符合大多数学员的实际情况。据秦伯益回忆：
我们那一届学员是最多的，专门有一个教学班子，一年就要培养到你“四会”。一年培养“四会”是很难的。但是，老师们也不急于培养你们很快地能够口语。只要基本俄语学好了，到时候很快就会过关的。所以那个时候学习，我觉得还是比较扎实的。就发音来说，发得比较准确，再三校准得非常准确。语法结构非常严谨，学的教材的句式，就是句子的模式、形式都是非常标准的。课堂纪律也是很好的，老师也很认真；学生呢，应该说积极性都是很高的。但是来的学员是不同的，程度是差别很大的。有一些好的，正规大学出来的，像我们几个，我、陈公白、池志强、曹学斌，那都是学校成绩比较好的。因为当时选拔的政治标准是第一，然后才是学习标准。学习标准，各个学校、各个地区本来就差别很大，也没有一个统一考虑，到了那里去上课，学生确实是有差别，特别是两头，特北方的和特南方的，有些俄音是发不出来的。
对于留苏预备部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国家领导是非常关心的。池志强的照相本里珍藏着当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接见留苏预备部学生干部的留影。当时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学生都营养不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有关部门就全力改善学生伙食，“早餐是六必居咸菜、油炸花生米、烧饼、花卷、油条、棒子面粥、小米粥或大米稀饭。午餐和晚餐都有四个菜，至少一个是大荤，有时还有大对虾。大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蒸笼，里面是热腾腾的大米饭，旁边是刚出笼的热馒头。”留苏预备部的伙食清单至今还被很多当年的留苏生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