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工程师”盛会结束后，范绪箕在返程经过成都时到航空研究院拜访了钱学森一直向他提起的王助先生。
王助先生早年留学美国（1916年毕业），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他曾任美国波音公司第一任航空工程师，将原先无人问津的B&W型飞机，更改设计为有着双浮筒双翼的水上飞机，命名为B&W-C型，这一机型为波音公司赚取了第一桶金。在位于西雅图的波音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有关王助的资料、照片和一块雕刻有王助肖像的铜匾。王助回国后，便一直致力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并于1939年受命组建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简称“航空研究院”）。
1939年7月7日，“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所”在成都支矶街63号成立，航委会副主任、早期著名飞行员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主管实际工作。因为有军方背景，航空研究所发展很快，1941年8月1日即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黄、王分别担任正、副院长。扩充后的研究院于1942年迁入新址成都东郊沙河堡。范绪箕就是在此时来到了成都航空研究院。看了冯•卡门为范绪箕亲笔所写的推荐信后，王助热情地邀请他留下来，并带他参观了刚搬入新址的各个研究室、实验室。这里完备的设备及良好的研究环境让范绪箕非常心动，从此他的履历上又增加了一行：1942年8月，任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研究员。
关于航空研究院的主要研究任务，王助曾在他所编写的中国航空研究院简史（1939年7月7日至1946年2月28日）中这样写道：“一方面对急迫需要之器材迅速积极研究以求获得代替品或制造方法，以便自造。一方面对于所有有关航空器材之问题，依人力物力之可能，逐步作有系统之彻底研究，以期自足自给而有脱离依赖外国之日。”按照研究任务，航空研究院共设置器材、理工两系。器材系下设器材、木竹试验、化工、电气、仪表、金属材料、兵器等7组；理工系下设气动力、结构、飞机设计、试飞、原动力5组。王助本人兼任理工系主任。研究院人才济济，共分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及佐理员3种，皆为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工程人才。高层领导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研究人员均是来自国内著名高校高材生，以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和广东中山大学为主。范绪箕所在的部门为结构组，共有组员5人，组长是林致平博士。因为属军方机构，研究院里的研究人员平时都穿着军装，只有范绪箕每天仍穿着他仅有的那套西装出出进进。王助对他倒很宽容，一些政治、党务之类的活动也不要求他参加。
范绪箕介入研究工作后，他渐渐发现所谓的“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与他的预想相差太远。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材料的匮乏。因为没有钢材、铝合金，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的思路竟是以竹来替代铝合金！这或许是无奈之中的权宜之选，但范绪箕内心却无法认同。
当时研究院的主要研究项目是用“层竹板”作材料制造一架教练机。“层竹板”的工艺原理是将竹子用一些塑胶粘合，做成像三合板一样的层板。为了制成能替代钢材的“层竹板”，各组都有任务，包括做各种试验以及准备其所需的乳胶等材料。范绪箕回忆道：“给我的研究项目是‘席竹层板’的切应力试验和计算。这种席竹层板是否能代替铝合金板，我一开始就很怀疑，但这是航空研究院的中心任务，整个研究院的工作都围着它转，我只好服从。一次，我的组长林致平博士私下对我说：‘这是徒劳无功的事。’我发现他本人并没加入研究，而是在做带洞平板应力的研究工作。王助对他的研究也不以为然，曾对我说：‘林博士的‘挖洞游戏’对飞机设计有什么用？！’原来他们两人在研究方向上存在分歧。”在设计好试验装置并做了一些试验后，范绪箕认为这种手工编制的席竹层板无法测出一定的应力值，因而无法做到标准化。这种工作的确“徒劳无功”。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让范绪箕非常苦恼，他终于理解了当初罗荣安主任那番话的含义，航空研究院的确不适合他。
正当他对工作毫无兴趣又无所适从时，航委会驻印度加尔各答办事处罗惠桥主任来到成都探亲，他邀范绪箕到印度办事处工作，帮助他接收美国的军用援助物资，并承诺将来可助他重返美国。他亲自找王助请他放人（他们原为留美同学），王竟当面拒绝，坚决不允。不久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的庄前鼎先生又送来聘函，邀他到昆明工作。范结箕于是再次请辞，王助虽极力挽留，但范绪箕去意坚决，最终他如愿离开成都，赴昆明任职。
兰州“工程师”盛会结束后，范绪箕在返程经过成都时到航空研究院拜访了钱学森一直向他提起的王助先生。
王助先生早年留学美国（1916年毕业），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他曾任美国波音公司第一任航空工程师，将原先无人问津的B&W型飞机，更改设计为有着双浮筒双翼的水上飞机，命名为B&W-C型，这一机型为波音公司赚取了第一桶金。在位于西雅图的波音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有关王助的资料、照片和一块雕刻有王助肖像的铜匾。王助回国后，便一直致力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并于1939年受命组建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简称“航空研究院”）。
1939年7月7日，“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所”在成都支矶街63号成立，航委会副主任、早期著名飞行员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主管实际工作。因为有军方背景，航空研究所发展很快，1941年8月1日即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黄、王分别担任正、副院长。扩充后的研究院于1942年迁入新址成都东郊沙河堡。范绪箕就是在此时来到了成都航空研究院。看了冯•卡门为范绪箕亲笔所写的推荐信后，王助热情地邀请他留下来，并带他参观了刚搬入新址的各个研究室、实验室。这里完备的设备及良好的研究环境让范绪箕非常心动，从此他的履历上又增加了一行：1942年8月，任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研究员。
关于航空研究院的主要研究任务，王助曾在他所编写的中国航空研究院简史（1939年7月7日至1946年2月28日）中这样写道：“一方面对急迫需要之器材迅速积极研究以求获得代替品或制造方法，以便自造。一方面对于所有有关航空器材之问题，依人力物力之可能，逐步作有系统之彻底研究，以期自足自给而有脱离依赖外国之日。”按照研究任务，航空研究院共设置器材、理工两系。器材系下设器材、木竹试验、化工、电气、仪表、金属材料、兵器等7组；理工系下设气动力、结构、飞机设计、试飞、原动力5组。王助本人兼任理工系主任。研究院人才济济，共分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及佐理员3种，皆为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工程人才。高层领导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研究人员均是来自国内著名高校高材生，以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和广东中山大学为主。范绪箕所在的部门为结构组，共有组员5人，组长是林致平博士。因为属军方机构，研究院里的研究人员平时都穿着军装，只有范绪箕每天仍穿着他仅有的那套西装出出进进。王助对他倒很宽容，一些政治、党务之类的活动也不要求他参加。
范绪箕介入研究工作后，他渐渐发现所谓的“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与他的预想相差太远。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材料的匮乏。因为没有钢材、铝合金，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的思路竟是以竹来替代铝合金！这或许是无奈之中的权宜之选，但范绪箕内心却无法认同。
当时研究院的主要研究项目是用“层竹板”作材料制造一架教练机。“层竹板”的工艺原理是将竹子用一些塑胶粘合，做成像三合板一样的层板。为了制成能替代钢材的“层竹板”，各组都有任务，包括做各种试验以及准备其所需的乳胶等材料。范绪箕回忆道：“给我的研究项目是‘席竹层板’的切应力试验和计算。这种席竹层板是否能代替铝合金板，我一开始就很怀疑，但这是航空研究院的中心任务，整个研究院的工作都围着它转，我只好服从。一次，我的组长林致平博士私下对我说：‘这是徒劳无功的事。’我发现他本人并没加入研究，而是在做带洞平板应力的研究工作。王助对他的研究也不以为然，曾对我说：‘林博士的‘挖洞游戏’对飞机设计有什么用？！’原来他们两人在研究方向上存在分歧。”在设计好试验装置并做了一些试验后，范绪箕认为这种手工编制的席竹层板无法测出一定的应力值，因而无法做到标准化。这种工作的确“徒劳无功”。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让范绪箕非常苦恼，他终于理解了当初罗荣安主任那番话的含义，航空研究院的确不适合他。
正当他对工作毫无兴趣又无所适从时，航委会驻印度加尔各答办事处罗惠桥主任来到成都探亲，他邀范绪箕到印度办事处工作，帮助他接收美国的军用援助物资，并承诺将来可助他重返美国。他亲自找王助请他放人（他们原为留美同学），王竟当面拒绝，坚决不允。不久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的庄前鼎先生又送来聘函，邀他到昆明工作。范结箕于是再次请辞，王助虽极力挽留，但范绪箕去意坚决，最终他如愿离开成都，赴昆明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