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依备在“文化大革命”磨难期间，以及在他担任二所领导工作期间，和谢冬心女士在精神上、感情上、事业上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使他们度过了许多艰难漫长的日日夜夜。
傅依备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带孩子的任务就主要落在谢冬心女士身上。谢冬心女士回忆说：“带孩子他是力所能及地帮忙。1962年我在天津生老大的时候，老傅在清华大学工作，在孩子出生之前老傅过来了，他送我去天津天和医院（现在的天津市第一人民医院）。孩子出生后不久他接我们去清华大学宿舍里住了一个月。1963年初老傅调九院，我10月份也调过来，调过来没几天老二出生，也是老傅雇车送我去北京妇产医院的。1964年老傅就去青海221厂了。1966年生老三的时候他没法陪，是我工作的单位北京供应办设备科负责人送我去的医院，月子里护理是邻居六所一个工人师傅的爱人李大嫂帮的忙。”
谢冬心调到二所老点山沟里没多久，傅依备就关牛棚了。这对他们夫妇俩的政治前途和感情生活都是巨大的冲击和考验。
傅依备觉得把爱人和小孩调到山沟里来，吃了那么多的苦，一直觉得内疚。他说：“她（谢冬心）刚到（山沟老点）的时候，我们就住一间房子，大概11平米，一个大床一个小床，两个大点小孩睡一张，我们和最小的孩子三个人睡一张大床。孩子开始在当地农村一所小学上学，后来有了我们自己的学校。我在关牛棚时，孩子们肯定受影响。在二所老点，生活物资供应不行，教育质量也不高，受苦受累。我这一步没走好，她们如果从北京调四川晚一点可
能就好一些。”
傅依备获得“解放”后当了副连长，后来又慢慢走上领导岗位，工作一直很忙。
谢冬心女士调九院后，长期从事科研后勤保障工作（器材设备、科技情报、档案资料和图书管理等）。1953年8月12日，她在四川化工学院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年底晋升为高级工程师。从1973年11月起直至1989年10月退休，她一直担任科级干部兼党支部书记。
谢冬心女士对傅依备的工作全力支持，从不拖后腿。谢冬心讲到：“老傅后来慢慢地进入工作状态，就比较忙，工作情况他一般不跟我说，我也不问。这是九院的传统，保密！他经常出差，去北京开会什么的。我从不抱怨。我认为他的工作重要，就全力支持他。但是，家务事他能做的也都帮忙做，他特别喜欢孩子，我们在山沟生活比较艰苦。他出差回来总是买回许多吃、穿、用的东西。”
1976年9月30日，谢冬心女士在致傅依备（在新疆基地出差）的信中写道：“所里正在忙11月份的任务，并组织了会战，上班出勤的情况较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是好的。你们走后，所里给家属（出场人员家属）一些照顾，如这个月可优先买肉（不用排队，去了就可先买），家里劳力有困难的帮助买煤、买米、就医等，你可以告诉大家放心地去工作吧！……国庆节这里供应不错，九月份以前肉票上的肉保证供应，每个职工又给2斤猪肉，你们出差的还有2斤猪油，大人小孩每人一斤鱼、一斤苹果，还有酒、粉条等。”
风风雨雨六十年，他们夫妇俩是靠相互信任来维系感情的。
谢冬心女士回忆说：
“老傅这个人不太爱说话，平时动嘴少，动脑子多。他喜欢想问题，把一些问题都想透想通。我们性格上互补，而且相互之间都很信任。我们结婚以后，刚开始分居时间多。在北京的时候，他在401上班，一个礼拜回来一趟。一直到1968年我调到二所老点才真正住在一起。我们认识早，了解比较深，互相之间都自然而然地很信任。他到苏联去，我也信任他。他经常写信回来介绍苏联的情况，但他自己的情况说得不多，学习上的困难也说得不多。就婚姻观来说，我们是互相爱慕，我爱他，他爱我，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共同目标是给社会增加正能量。我就认定一点，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和对彼此、对孩子、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
“我们分工明确，我主要管家里的事情，老傅一心搞工作。他这个人，从表面上看像冰霜一样，其实内心是很火热的。他为了工作可以赴汤蹈火的。”
“1975年外场核试验，他亲自带一队人去取样。他们这几个人都吃了很多剂量，他吃的最多，一次就超过了年剂量阈值的9倍多。回来也没有告诉我，我当时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吃了剂量，但不知道有那么严重。当时王淦昌院士还到我们家来看访他。后来其他几个人住院检查，胡仁宇副所长曾经问我‘其他几个人的家属都哭了，怎么就没见到你哭呢’。我说，他也没告诉我，我不知道危害有多大，现在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过去只知道超剂量很多，但是我不知道确切有多少，也不知道超剂量后人会怎样。后来四川省里的一个机构每年要专门给他们检查。他超那么大的剂量，也挺过来了。”
“2000年5月1日，他做了胆囊切除。过去他老觉得胃痛、肚子痛，后来越来越厉害了，都是当胃病和腹部的病来治疗，后来确诊是胆结石。当时还在发病期间，单位突然通知他去杭州开会，我和医生都不让他去，他怎么也不听，坚持要去开会。结果在走之前的一天半夜里发病了，翻来覆去痛得很厉害，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一诊断需要赶快手术；征求意见的时候，医生建议去川医，他让在本院的医院做，最后是把川医的医生请来给他做了手术。医生来后一看说
‘好危险，马上就要破了，非常薄，破了后会演化成腹膜炎，更加不利于治疗，
问题将更严重’。如果去川医的话，时间将会拖得更长，当时刚好逢‘五·一’，很多人不上班，去了后肯定会更糟糕。”
1990年6月16日，傅依备在参加国家核试验作业现场期间，给夫人谢冬心女士致信，其中谈到采摘一些骆驼草标本寄给谢冬心女士（保存至今）的事。他对骆驼草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描述，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我开始早晨到沙漠地里去走一走，偶尔也小跑一段，大约花上半个小时。这里早晚温差很大，是十足的内陆气候。白天有的地方可到四十多摄氏度，早晚凉到要穿夹衣。早晨的沙漠是很吸引人的，差不多每天早晨骄阳似火，分外好看，在山沟里是永远见不到这种画面的。空气清爽宜人，虽然有点凉意，但很乐意接受。”
“我在沙漠地里采了一些骆驼草的标本寄给你。我过去对骆驼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仔细瞧过，就像不相识的过路人给样，它们到底是什么样都说不出来。这次来时我就有意要弄清庐山真面目。早晨我到处跑，细细观察各种骆驼草的形态和细微区别。他们也像其他植物一样开花结果，繁衍后代，我觉得很有意思。骆驼草在戈壁干旱的沙地里尽管遭到狂风卷着泥沙吹打，常年缺乏雨水的滋养，有时一阵暴雨就会使沙漠一夜之间面目皆非，夏天可热到40-50摄氏度，冬天又冷到零下30-40摄氏度，任你千变万化，使尽浑身解数，骆驼草仍然坚强地活着，茁壮地发育成长，绵延不已。骆驼草多像经历了无数苦难的中华民族。我由衷地敬爱它们，就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单调乏味的沙漠有了一点生气，使骆驼羚羊得以生存，这是多么难得呀！”
“我想，人就是应该像骆驼草一样，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炼，使自己坚强挺拔，一直往前；也要像骆驼草一样多给予，默默地奉献。”
傅依备夫妇长期的恩爱、信任与和谐，为培育下一代营造了一个温馨而又愉悦的成长成才氛围。
傅依备在“文化大革命”磨难期间，以及在他担任二所领导工作期间，和谢冬心女士在精神上、感情上、事业上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使他们度过了许多艰难漫长的日日夜夜。
傅依备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带孩子的任务就主要落在谢冬心女士身上。谢冬心女士回忆说：“带孩子他是力所能及地帮忙。1962年我在天津生老大的时候，老傅在清华大学工作，在孩子出生之前老傅过来了，他送我去天津天和医院（现在的天津市第一人民医院）。孩子出生后不久他接我们去清华大学宿舍里住了一个月。1963年初老傅调九院，我10月份也调过来，调过来没几天老二出生，也是老傅雇车送我去北京妇产医院的。1964年老傅就去青海221厂了。1966年生老三的时候他没法陪，是我工作的单位北京供应办设备科负责人送我去的医院，月子里护理是邻居六所一个工人师傅的爱人李大嫂帮的忙。”
谢冬心调到二所老点山沟里没多久，傅依备就关牛棚了。这对他们夫妇俩的政治前途和感情生活都是巨大的冲击和考验。
傅依备觉得把爱人和小孩调到山沟里来，吃了那么多的苦，一直觉得内疚。他说：“她（谢冬心）刚到（山沟老点）的时候，我们就住一间房子，大概11平米，一个大床一个小床，两个大点小孩睡一张，我们和最小的孩子三个人睡一张大床。孩子开始在当地农村一所小学上学，后来有了我们自己的学校。我在关牛棚时，孩子们肯定受影响。在二所老点，生活物资供应不行，教育质量也不高，受苦受累。我这一步没走好，她们如果从北京调四川晚一点可
能就好一些。”
傅依备获得“解放”后当了副连长，后来又慢慢走上领导岗位，工作一直很忙。
谢冬心女士调九院后，长期从事科研后勤保障工作（器材设备、科技情报、档案资料和图书管理等）。1953年8月12日，她在四川化工学院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年底晋升为高级工程师。从1973年11月起直至1989年10月退休，她一直担任科级干部兼党支部书记。
谢冬心女士对傅依备的工作全力支持，从不拖后腿。谢冬心讲到：“老傅后来慢慢地进入工作状态，就比较忙，工作情况他一般不跟我说，我也不问。这是九院的传统，保密！他经常出差，去北京开会什么的。我从不抱怨。我认为他的工作重要，就全力支持他。但是，家务事他能做的也都帮忙做，他特别喜欢孩子，我们在山沟生活比较艰苦。他出差回来总是买回许多吃、穿、用的东西。”
1976年9月30日，谢冬心女士在致傅依备（在新疆基地出差）的信中写道：“所里正在忙11月份的任务，并组织了会战，上班出勤的情况较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是好的。你们走后，所里给家属（出场人员家属）一些照顾，如这个月可优先买肉（不用排队，去了就可先买），家里劳力有困难的帮助买煤、买米、就医等，你可以告诉大家放心地去工作吧！……国庆节这里供应不错，九月份以前肉票上的肉保证供应，每个职工又给2斤猪肉，你们出差的还有2斤猪油，大人小孩每人一斤鱼、一斤苹果，还有酒、粉条等。”
风风雨雨六十年，他们夫妇俩是靠相互信任来维系感情的。
谢冬心女士回忆说：
“老傅这个人不太爱说话，平时动嘴少，动脑子多。他喜欢想问题，把一些问题都想透想通。我们性格上互补，而且相互之间都很信任。我们结婚以后，刚开始分居时间多。在北京的时候，他在401上班，一个礼拜回来一趟。一直到1968年我调到二所老点才真正住在一起。我们认识早，了解比较深，互相之间都自然而然地很信任。他到苏联去，我也信任他。他经常写信回来介绍苏联的情况，但他自己的情况说得不多，学习上的困难也说得不多。就婚姻观来说，我们是互相爱慕，我爱他，他爱我，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共同目标是给社会增加正能量。我就认定一点，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和对彼此、对孩子、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
“我们分工明确，我主要管家里的事情，老傅一心搞工作。他这个人，从表面上看像冰霜一样，其实内心是很火热的。他为了工作可以赴汤蹈火的。”
“1975年外场核试验，他亲自带一队人去取样。他们这几个人都吃了很多剂量，他吃的最多，一次就超过了年剂量阈值的9倍多。回来也没有告诉我，我当时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吃了剂量，但不知道有那么严重。当时王淦昌院士还到我们家来看访他。后来其他几个人住院检查，胡仁宇副所长曾经问我‘其他几个人的家属都哭了，怎么就没见到你哭呢’。我说，他也没告诉我，我不知道危害有多大，现在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过去只知道超剂量很多，但是我不知道确切有多少，也不知道超剂量后人会怎样。后来四川省里的一个机构每年要专门给他们检查。他超那么大的剂量，也挺过来了。”
“2000年5月1日，他做了胆囊切除。过去他老觉得胃痛、肚子痛，后来越来越厉害了，都是当胃病和腹部的病来治疗，后来确诊是胆结石。当时还在发病期间，单位突然通知他去杭州开会，我和医生都不让他去，他怎么也不听，坚持要去开会。结果在走之前的一天半夜里发病了，翻来覆去痛得很厉害，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一诊断需要赶快手术；征求意见的时候，医生建议去川医，他让在本院的医院做，最后是把川医的医生请来给他做了手术。医生来后一看说
‘好危险，马上就要破了，非常薄，破了后会演化成腹膜炎，更加不利于治疗，
问题将更严重’。如果去川医的话，时间将会拖得更长，当时刚好逢‘五·一’，很多人不上班，去了后肯定会更糟糕。”
1990年6月16日，傅依备在参加国家核试验作业现场期间，给夫人谢冬心女士致信，其中谈到采摘一些骆驼草标本寄给谢冬心女士（保存至今）的事。他对骆驼草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描述，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我开始早晨到沙漠地里去走一走，偶尔也小跑一段，大约花上半个小时。这里早晚温差很大，是十足的内陆气候。白天有的地方可到四十多摄氏度，早晚凉到要穿夹衣。早晨的沙漠是很吸引人的，差不多每天早晨骄阳似火，分外好看，在山沟里是永远见不到这种画面的。空气清爽宜人，虽然有点凉意，但很乐意接受。”
“我在沙漠地里采了一些骆驼草的标本寄给你。我过去对骆驼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仔细瞧过，就像不相识的过路人给样，它们到底是什么样都说不出来。这次来时我就有意要弄清庐山真面目。早晨我到处跑，细细观察各种骆驼草的形态和细微区别。他们也像其他植物一样开花结果，繁衍后代，我觉得很有意思。骆驼草在戈壁干旱的沙地里尽管遭到狂风卷着泥沙吹打，常年缺乏雨水的滋养，有时一阵暴雨就会使沙漠一夜之间面目皆非，夏天可热到40-50摄氏度，冬天又冷到零下30-40摄氏度，任你千变万化，使尽浑身解数，骆驼草仍然坚强地活着，茁壮地发育成长，绵延不已。骆驼草多像经历了无数苦难的中华民族。我由衷地敬爱它们，就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单调乏味的沙漠有了一点生气，使骆驼羚羊得以生存，这是多么难得呀！”
“我想，人就是应该像骆驼草一样，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炼，使自己坚强挺拔，一直往前；也要像骆驼草一样多给予，默默地奉献。”
傅依备夫妇长期的恩爱、信任与和谐，为培育下一代营造了一个温馨而又愉悦的成长成才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