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进行的激光陀螺研制，是一项理论探索性极强、工艺技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工程组织实施、对外协作协调、工艺技术攻关、研制团队建设、研究条件改善等诸多方面，而仅就工艺技术攻关而言，就有镀膜、机械加工、电子技术、装配等各个方面，诸多繁难问题非短时所能解决。而从基本理论研究到原理样机、实验室样机、工程样机的研制，竟然旷日持久长达20余年。其间须经历多少艰难困苦，经受多少波折起伏，非此中人所能深切体悟。有宣传高伯龙和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事迹者称之为“二十年磨一剑”，乃毫不夸张之词。据说，20余年间，研制团队中一些人来了又走了，其中即有因觉得如此艰辛且距成功太过遥远而中途退出者。可以说，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定力，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没有一种甘于寂寞的境界，没有一种必将成功的信念，要在条件如此艰苦、时间如此漫长的攻关历程中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是难以想象的。采访208研究室的同志们时，有人把这种精神称之为“高伯龙精神”。这说明高伯龙在整个激光陀螺研制过程中，既是理论探索的先行者、攻关方向的指引者、整个工程的领导者，更是团队精神力量的垂范者。
作为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研制团队的领导者，高伯龙从来不是“甩手掌柜”。除了承担大量耗费心血的理论研究探索工作，具体实验研究特别是镀膜攻关同样亲力亲为，并把自己编在镀膜组，是加班加点最多的人，他的工作状态完全达到了忘我境界。这一点在208研究室采访中几乎人人谈及。
丁金星是208研究室“元老”之一，对此有着深刻印象：“在从实验室样机到工程样机的那十年间，工作非常艰辛，高教授每天都是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下班，干通宵也是经常的事。一次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钟回家途中，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我和高教授都很高兴，说话声音比较大，以致在附近教室里一位开夜车自习的学生以为天亮了，推开教室窗户大喊：‘起床了!’于是，我和高教授就过去看看。高教授对这位学生说：‘同学啊，你这样不行，晚上不休息，白天上课没精神，这是恶性循环。你一个人开20多个灯，这是浪费啊。’他劝学生回去睡觉，可自己却天天加夜班。”
丁金星还讲了一件今天看来颇有趣味的事：“那时学校规定加班到晚上12点以后有补助，加班一天给三毛钱、二两粮票。我们每个月如实向系里上报20天加班，一位领导对此表示不相信，认为每个月都有这么多天加班到这么晚，不可能。高教授知道后很生气，就不让再报领加班费，并说为了几毛钱不值得。从此，高教授再也不要加班费，发下来也不要。但我对此不服气，想采取个办法让人知道我们确实在加班。这之前晚上加班我比高教授先走，那以后我有意晚些走。高教授走了以后，我就给那位领导打电话，连续打了20多天。后来高教授就问我，说老丁你最近怎么磨磨蹭蹭的。看到我打电话，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说：‘老丁啊，我们不要干这个事，算了吧。’后来我就没再打电话。”
1983年10月到208研究室工作任协理员的安希临与高伯龙共事13年。安希临对高伯龙工作中的拼命精神有深刻印象：“他是没日没夜地干，卖命地干，实干精神非常强。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他。”
女职工刘永茂回忆说：“高教授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特别敬业。那时候经常加班，也没有什么好条件，夏天没有电扇、空调，他就穿件背心，一身是汗地工作。经常下午上班时间到了，他还没回家吃午饭。他作为领导那么吃苦耐劳，那么敬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呢?这就是高伯龙精神。208研究室的每个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和激励，加班加点从来不计较什么，只要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或者解决了一个问题，就特别高兴，心情特别释放。”
午饭时间要推迟一两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这是高伯龙在生活规律上异于常人的一点。初闻者无不觉得诧异，但对高伯龙来说这是因为工作需要而养成的习惯。1986年9月进入208研究室工作至今的李晓红回忆说：“我是校子弟，从国防科工委中专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就分到应用物理系，跟高教授一起工作，搞光学加工、光学抛光。高教授工作起来没有时间概念。有一段时间跟他用DF透反仪测膜片，他经常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回家吃中饭。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不习惯，看时间到中午12点了，心想是不是该去吃饭了?但看高教授没有那个意思，我也就不好意思提出来，所以就一直跟他干着。后来跟他一起工作久了，也就习惯了。高教授工作起来是要告一个段落才能停下来，人才能离开，不能干到中间，人走了机器开在那里，这是不行的。如今高院士80多岁了，还是这个习惯。有时候我下午来上班，才见他老人家慢慢往家走，他还没吃午饭呢。”
李晓红小时候就从大人口中知道高伯龙，因为高伯龙在大家眼中比较“另类”。比如天气还不太冷的时候，高伯龙就穿上了棉大衣，春天天气暖和了他还穿着。小时候她见过这个令她感到奇怪的人，到208研究室工作后才对上号。李晓红说：“因为高教授有严重的哮喘病，对冷空气特别敏感，他一犯病的话特别恐怖，喘气就喘不上来。”丁金星多次见过高伯龙工作时哮喘发作的情景：“高教授发病的时候很吓人，脸憋得通红通红的，我赶紧给他倒一杯水，说你不能再干了。他就坐在那里，半个小时后，慢慢地气喘平了，又继续工作。高教授工作起来从不顾惜身体。”
“奇人奇才”，是江文杰对高伯龙的突出印象。江文杰1987年在外校本科毕业后考入国防科大，师从高伯龙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留在208研究室工作。江文杰说：“高教授之奇，一是理论物理水平的高深，凡是他的学生对此都有深刻感受。二是强烈的事业心和意志力，非常人可比。1991年一次我到学校设备库领器材，激光陀螺项目的编号是‘71281'，‘71’代表这个项目立项的时间。学校器材处的人很惊讶，说‘你们这个项目怎么还在搞’?高教授20年扎在一个项目里，这在学校乃至全国都是很少有的。”
江文杰参加了1993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的鉴定，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鉴定的前半程还可以，但后面可能因为激光陀螺还不太稳定，出了一些问题。记得高教授回宾馆吃饭的时候，脸色惨白，感觉他整个人要倒下了。他说：‘我花了将近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我当时就感觉到高教授的责任心非常强，因鉴定的挫折陷入深深的自责，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但也正是高教授的执着，激光陀螺项目最终获得了成功。”
而就是在1993年至1994年的“背水一战”中，高伯龙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身体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篇未曾发表的通讯中写道：“这一年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他明显憔悴，体重下降了13公斤。”
作为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进行的激光陀螺研制，是一项理论探索性极强、工艺技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工程组织实施、对外协作协调、工艺技术攻关、研制团队建设、研究条件改善等诸多方面，而仅就工艺技术攻关而言，就有镀膜、机械加工、电子技术、装配等各个方面，诸多繁难问题非短时所能解决。而从基本理论研究到原理样机、实验室样机、工程样机的研制，竟然旷日持久长达20余年。其间须经历多少艰难困苦，经受多少波折起伏，非此中人所能深切体悟。有宣传高伯龙和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事迹者称之为“二十年磨一剑”，乃毫不夸张之词。据说，20余年间，研制团队中一些人来了又走了，其中即有因觉得如此艰辛且距成功太过遥远而中途退出者。可以说，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定力，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没有一种甘于寂寞的境界，没有一种必将成功的信念，要在条件如此艰苦、时间如此漫长的攻关历程中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是难以想象的。采访208研究室的同志们时，有人把这种精神称之为“高伯龙精神”。这说明高伯龙在整个激光陀螺研制过程中，既是理论探索的先行者、攻关方向的指引者、整个工程的领导者，更是团队精神力量的垂范者。
作为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研制团队的领导者，高伯龙从来不是“甩手掌柜”。除了承担大量耗费心血的理论研究探索工作，具体实验研究特别是镀膜攻关同样亲力亲为，并把自己编在镀膜组，是加班加点最多的人，他的工作状态完全达到了忘我境界。这一点在208研究室采访中几乎人人谈及。
丁金星是208研究室“元老”之一，对此有着深刻印象：“在从实验室样机到工程样机的那十年间，工作非常艰辛，高教授每天都是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下班，干通宵也是经常的事。一次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钟回家途中，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我和高教授都很高兴，说话声音比较大，以致在附近教室里一位开夜车自习的学生以为天亮了，推开教室窗户大喊：‘起床了!’于是，我和高教授就过去看看。高教授对这位学生说：‘同学啊，你这样不行，晚上不休息，白天上课没精神，这是恶性循环。你一个人开20多个灯，这是浪费啊。’他劝学生回去睡觉，可自己却天天加夜班。”
丁金星还讲了一件今天看来颇有趣味的事：“那时学校规定加班到晚上12点以后有补助，加班一天给三毛钱、二两粮票。我们每个月如实向系里上报20天加班，一位领导对此表示不相信，认为每个月都有这么多天加班到这么晚，不可能。高教授知道后很生气，就不让再报领加班费，并说为了几毛钱不值得。从此，高教授再也不要加班费，发下来也不要。但我对此不服气，想采取个办法让人知道我们确实在加班。这之前晚上加班我比高教授先走，那以后我有意晚些走。高教授走了以后，我就给那位领导打电话，连续打了20多天。后来高教授就问我，说老丁你最近怎么磨磨蹭蹭的。看到我打电话，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说：‘老丁啊，我们不要干这个事，算了吧。’后来我就没再打电话。”
1983年10月到208研究室工作任协理员的安希临与高伯龙共事13年。安希临对高伯龙工作中的拼命精神有深刻印象：“他是没日没夜地干，卖命地干，实干精神非常强。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他。”
女职工刘永茂回忆说：“高教授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特别敬业。那时候经常加班，也没有什么好条件，夏天没有电扇、空调，他就穿件背心，一身是汗地工作。经常下午上班时间到了，他还没回家吃午饭。他作为领导那么吃苦耐劳，那么敬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呢?这就是高伯龙精神。208研究室的每个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和激励，加班加点从来不计较什么，只要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或者解决了一个问题，就特别高兴，心情特别释放。”
午饭时间要推迟一两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这是高伯龙在生活规律上异于常人的一点。初闻者无不觉得诧异，但对高伯龙来说这是因为工作需要而养成的习惯。1986年9月进入208研究室工作至今的李晓红回忆说：“我是校子弟，从国防科工委中专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就分到应用物理系，跟高教授一起工作，搞光学加工、光学抛光。高教授工作起来没有时间概念。有一段时间跟他用DF透反仪测膜片，他经常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回家吃中饭。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不习惯，看时间到中午12点了，心想是不是该去吃饭了?但看高教授没有那个意思，我也就不好意思提出来，所以就一直跟他干着。后来跟他一起工作久了，也就习惯了。高教授工作起来是要告一个段落才能停下来，人才能离开，不能干到中间，人走了机器开在那里，这是不行的。如今高院士80多岁了，还是这个习惯。有时候我下午来上班，才见他老人家慢慢往家走，他还没吃午饭呢。”
李晓红小时候就从大人口中知道高伯龙，因为高伯龙在大家眼中比较“另类”。比如天气还不太冷的时候，高伯龙就穿上了棉大衣，春天天气暖和了他还穿着。小时候她见过这个令她感到奇怪的人，到208研究室工作后才对上号。李晓红说：“因为高教授有严重的哮喘病，对冷空气特别敏感，他一犯病的话特别恐怖，喘气就喘不上来。”丁金星多次见过高伯龙工作时哮喘发作的情景：“高教授发病的时候很吓人，脸憋得通红通红的，我赶紧给他倒一杯水，说你不能再干了。他就坐在那里，半个小时后，慢慢地气喘平了，又继续工作。高教授工作起来从不顾惜身体。”
“奇人奇才”，是江文杰对高伯龙的突出印象。江文杰1987年在外校本科毕业后考入国防科大，师从高伯龙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留在208研究室工作。江文杰说：“高教授之奇，一是理论物理水平的高深，凡是他的学生对此都有深刻感受。二是强烈的事业心和意志力，非常人可比。1991年一次我到学校设备库领器材，激光陀螺项目的编号是‘71281'，‘71’代表这个项目立项的时间。学校器材处的人很惊讶，说‘你们这个项目怎么还在搞’?高教授20年扎在一个项目里，这在学校乃至全国都是很少有的。”
江文杰参加了1993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的鉴定，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鉴定的前半程还可以，但后面可能因为激光陀螺还不太稳定，出了一些问题。记得高教授回宾馆吃饭的时候，脸色惨白，感觉他整个人要倒下了。他说：‘我花了将近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我当时就感觉到高教授的责任心非常强，因鉴定的挫折陷入深深的自责，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但也正是高教授的执着，激光陀螺项目最终获得了成功。”
而就是在1993年至1994年的“背水一战”中，高伯龙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身体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篇未曾发表的通讯中写道：“这一年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他明显憔悴，体重下降了13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