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雷达研究所接到命令下撤往广州。由于找不到火车皮和船只，雷达研究所只能先从南京撤到杭州，稍作调整后准备继续南迁。12月的某一天，在雷达研究所工作的张叶明，突然来到浙大拜访谷超豪。
张叶明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上大学时参加进步社团，组织学生运动，是出了名的活跃人物。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许良英，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浙大物理系助教，张叶明正是许良英的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又热心进步活动，许良英很早就注意到张叶明。只是他过于活跃，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发展他入党。毕业以后，经许良英介绍，张叶明来到无锡青城中学做物理教师。后来，在党组织的授意下，通过同乡关系进入雷达研究所工作。因此，张叶明回到杭州，首先找到了许良英。但是，许良英领导的浙大地下党支部主要负责学生工作，遵照组织原则和秘密工作的纪律，不能涉及校外事务。于是，许良英让张叶明去找隶属于城工系统的党员谷超豪。
在谷超豪这里，张叶明谈了一些雷达研究所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组织上的帮助。雷达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火箭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在《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三十六年度工作报告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日美中途岛海战，日海军以四倍优势兵力进袭美军，而美军利用雷达先发制人，日军惨败，日军当局遂认为雷达亦为出击重要武器。
”当时，雷达刚刚起步，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项技术，连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吃了亏之后才开始重视雷达技术的。抗战胜利后，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政府接收，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为此，总参谋长陈诚责令由国防部第六厅负责整修这批雷达，并计划运用。1947年，国防部第六厅成立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下设京区所和台区所，分别在南京和台湾两地同时开展工作。京区所侧重训练雷达工作人员，兼任修理；台区所侧重修理雷达设备，兼任训练。年底，台区所撤销，人员和设备并入京区所。1948年11月，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成为国防部下属极为重要的一个军事部门。
谷超豪想，如果能够策动雷达研究所起义，让它加入人民的队伍，必将有利于未来革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谷超豪所属的城工系统党组织，主要工作就是团结广大的科技工作者，立足本职，做好护厂、护校斗争，把一个完整的城市交到人民手中。策反雷达研究所，正属于城工系统党组织的分内之事。谷超豪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向他的上级徐恭恕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党组织指示谷超豪：与张叶明保持经常的联系，条件成熟时发展他入党；并通过张叶明进一步摸清雷达研究所情况，做好该所的策反工作，力争把它完整地留在杭州，等待解放军的接管。
除了张叶明之外，还有好几位浙大毕业生在雷达研究所工作。其中范复礼是谷超豪的同班同学，早在1943年浙大龙泉分校时就已经认识了。经过谈话，范复礼也表示不希望南迁，愿意为雷达研究所留在杭州而努力。所内有一位中级科技人员程嘉钧，原是主要由浙大理工学生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受台湾共产党指派打入雷达研究所，是一位没有暴露身份的秘密党员。雷达研究所迁来杭州后，程嘉钧立即与科学时代社恢复了联系。谷超豪也是科学时代社社员，他安排张叶明和范复礼参加了科学时代社。于是，在谷超豪的领导下，张叶明、范复礼、程嘉钧三人形成了雷达研究所策反工作的核心。他们分析了雷达所的情况，认为其中大多数科技人员是为了谋职业到该所去的，思想并不反动，在战争形势直转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追随政府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原为武汉大学物理学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工人员，也有所动摇，正在观望犹豫之中，未必能够完全控制该所；只有副所长叶彦世，曾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是铁杆的孤忠派。
通过分析，杭州地下党制定了“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的策反方针。谷超豪对于党组织布置的这一任务充满着信心。
1949年二三月间，解放大军渡江已近在眼前。根据上级指示，杭州地下党组织特别成立了一个党小组来从事浙大以外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工作，谷超豪任小组长，并分工负责雷达研究所的策反工作。在谷超豪的授意下，雷达研究所公开成立了一个类似“应变委员会”的组织，目的在于反对搬迁，保障研究所的安全。当时，地下党领导下的“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发出号召，呼吁科技工作者起来保全国家仅有的一些科技力量和设备，使其不受战争的破坏，不要因迁移而受损失。在雷达研究所，也发展了好几位科协的会员，这些人都成了反搬迁斗争的骨干。
雷达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江浙人，听说要南迁广州，甚至还要迁到台湾，都十分担心，害怕这么一走从此再也回不来了。通过张叶明、范复礼、程嘉钧等人的宣传和教育，大部分技术人员表示坚决反对迁粤逃台，一些政工人员也有所动摇，不再愿意继续追随政府。4月下旬，南京被攻克，解放军向杭州逼近。国防部下达命令，要求雷达研究所迁往台湾。经过张叶明等人的说服工作，所长葛正权已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搬迁，也不会解散研究所。对于国防部的命令，葛正权软磨硬拖，以资金匮乏、交通不畅为由，拒不执行。几个最坚决的政工人员，包括坚持搬迁的副所长叶彦世，一看势头不对，灰溜溜地逃跑了。在张叶明等人的领导下，所内科技人员自行组织起来，维护设备器材和文件档案。自从迁到杭州以后，国防部只给雷达研究所发了一个月的薪水，全所一百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为了稳定人心，应变委员会提出了“只要这个所还存在，大家就有饭吃”的口号。所长葛正权在应变委员会的感召下，拿出了国防部拨给雷达所搬迁用的美金，这样全所员工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有了粮食以后，工作人员们把家属也接到所里一起生活。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雷达研究所接到命令下撤往广州。由于找不到火车皮和船只，雷达研究所只能先从南京撤到杭州，稍作调整后准备继续南迁。12月的某一天，在雷达研究所工作的张叶明，突然来到浙大拜访谷超豪。
张叶明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上大学时参加进步社团，组织学生运动，是出了名的活跃人物。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许良英，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浙大物理系助教，张叶明正是许良英的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又热心进步活动，许良英很早就注意到张叶明。只是他过于活跃，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发展他入党。毕业以后，经许良英介绍，张叶明来到无锡青城中学做物理教师。后来，在党组织的授意下，通过同乡关系进入雷达研究所工作。因此，张叶明回到杭州，首先找到了许良英。但是，许良英领导的浙大地下党支部主要负责学生工作，遵照组织原则和秘密工作的纪律，不能涉及校外事务。于是，许良英让张叶明去找隶属于城工系统的党员谷超豪。
在谷超豪这里，张叶明谈了一些雷达研究所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组织上的帮助。雷达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火箭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在《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三十六年度工作报告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日美中途岛海战，日海军以四倍优势兵力进袭美军，而美军利用雷达先发制人，日军惨败，日军当局遂认为雷达亦为出击重要武器。
”当时，雷达刚刚起步，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项技术，连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是在吃了亏之后才开始重视雷达技术的。抗战胜利后，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政府接收，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为此，总参谋长陈诚责令由国防部第六厅负责整修这批雷达，并计划运用。1947年，国防部第六厅成立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下设京区所和台区所，分别在南京和台湾两地同时开展工作。京区所侧重训练雷达工作人员，兼任修理；台区所侧重修理雷达设备，兼任训练。年底，台区所撤销，人员和设备并入京区所。1948年11月，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成为国防部下属极为重要的一个军事部门。
谷超豪想，如果能够策动雷达研究所起义，让它加入人民的队伍，必将有利于未来革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谷超豪所属的城工系统党组织，主要工作就是团结广大的科技工作者，立足本职，做好护厂、护校斗争，把一个完整的城市交到人民手中。策反雷达研究所，正属于城工系统党组织的分内之事。谷超豪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向他的上级徐恭恕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党组织指示谷超豪：与张叶明保持经常的联系，条件成熟时发展他入党；并通过张叶明进一步摸清雷达研究所情况，做好该所的策反工作，力争把它完整地留在杭州，等待解放军的接管。
除了张叶明之外，还有好几位浙大毕业生在雷达研究所工作。其中范复礼是谷超豪的同班同学，早在1943年浙大龙泉分校时就已经认识了。经过谈话，范复礼也表示不希望南迁，愿意为雷达研究所留在杭州而努力。所内有一位中级科技人员程嘉钧，原是主要由浙大理工学生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受台湾共产党指派打入雷达研究所，是一位没有暴露身份的秘密党员。雷达研究所迁来杭州后，程嘉钧立即与科学时代社恢复了联系。谷超豪也是科学时代社社员，他安排张叶明和范复礼参加了科学时代社。于是，在谷超豪的领导下，张叶明、范复礼、程嘉钧三人形成了雷达研究所策反工作的核心。他们分析了雷达所的情况，认为其中大多数科技人员是为了谋职业到该所去的，思想并不反动，在战争形势直转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追随政府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原为武汉大学物理学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工人员，也有所动摇，正在观望犹豫之中，未必能够完全控制该所；只有副所长叶彦世，曾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是铁杆的孤忠派。
通过分析，杭州地下党制定了“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的策反方针。谷超豪对于党组织布置的这一任务充满着信心。
1949年二三月间，解放大军渡江已近在眼前。根据上级指示，杭州地下党组织特别成立了一个党小组来从事浙大以外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工作，谷超豪任小组长，并分工负责雷达研究所的策反工作。在谷超豪的授意下，雷达研究所公开成立了一个类似“应变委员会”的组织，目的在于反对搬迁，保障研究所的安全。当时，地下党领导下的“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发出号召，呼吁科技工作者起来保全国家仅有的一些科技力量和设备，使其不受战争的破坏，不要因迁移而受损失。在雷达研究所，也发展了好几位科协的会员，这些人都成了反搬迁斗争的骨干。
雷达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江浙人，听说要南迁广州，甚至还要迁到台湾，都十分担心，害怕这么一走从此再也回不来了。通过张叶明、范复礼、程嘉钧等人的宣传和教育，大部分技术人员表示坚决反对迁粤逃台，一些政工人员也有所动摇，不再愿意继续追随政府。4月下旬，南京被攻克，解放军向杭州逼近。国防部下达命令，要求雷达研究所迁往台湾。经过张叶明等人的说服工作，所长葛正权已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搬迁，也不会解散研究所。对于国防部的命令，葛正权软磨硬拖，以资金匮乏、交通不畅为由，拒不执行。几个最坚决的政工人员，包括坚持搬迁的副所长叶彦世，一看势头不对，灰溜溜地逃跑了。在张叶明等人的领导下，所内科技人员自行组织起来，维护设备器材和文件档案。自从迁到杭州以后，国防部只给雷达研究所发了一个月的薪水，全所一百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为了稳定人心，应变委员会提出了“只要这个所还存在，大家就有饭吃”的口号。所长葛正权在应变委员会的感召下，拿出了国防部拨给雷达所搬迁用的美金，这样全所员工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有了粮食以后，工作人员们把家属也接到所里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