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4日10时30分，中国科学院韩济生院士做客腾讯网，与网友漫谈了“济生”之路。

中国科学院韩济生院士

以下为此次访谈实录：

郭桐兴：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院士访谈，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瑞典隆德皇家科学院国际院士、国家神经生物学重点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前主任委员、北京市神经科学学会前理事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科学顾问、世界卫生组织前学术顾问、中国疼痛学医学的创始人，我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专家韩济生院士。韩老师，您好。

韩济生：大家好。

郭桐兴：欢迎您。我们今天想请韩老师，就他人生的经历，“济生之路”这样一个话题，谈谈韩老师人生的经历。

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济生之路”源自何处？

韩济生：我的名字“济生”是我父亲给我取的。我父亲是在浙江萧山的一名医生，他从传教士里那学了一点医学的皮毛，治疗疟疾、寄生虫等常见病。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真正的有学问的医生，来普济众生，成就他“子承父业”的愿望。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是看到父亲在治好病人的时候，病人非常的感谢，不断的回来看望，这样我觉得心里觉得很温暖。

郭桐兴：医生是非常受人们尊重的职业。

韩济生：病治好了，病人高兴还回来看你。这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小时候并不真懂。引起我真正懂事的是一件事情，就是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进行轰炸，萧山是很小的城市，也挨了轰炸。我们躲到地下室去了，才没炸到。后来就开始逃难，我母亲在逃难的过程中去世了。这些国仇和家仇，使我感觉到：凭什么中国人就要受欺负呢？我一下子就懂事了，勤奋了起来，知道自己应该通过怎样的努力，不让人家欺负。这是我真正走向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事情的开始。有人说坏事变成好事，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例子。

郭桐兴：韩老师，您80年的道路绵延曲折，您能总结出什么规律吗？

韩济生：说实在，人生的规律很难总结。你说，今天在这儿，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人生有许多偶然性的事情。从我住的地方来说，我是出生于萧山，以后逃难到兰溪、龙游、衢州。抗战胜利了，又回到萧山，上杭州高中，毕业之后，考取上海的医学院，毕业后又分配到大连、哈尔滨工作，又从哈尔滨回到北京等等等等，真是太曲折了。根本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总之是服从组织分配。所以说你让我总结规律，没有规律可循。只能说：“变化”就是规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有规律的，不管时代或者机会给你放到哪里，你都要勤奋、努力、刻苦的工作，这一点是可以自己掌握的。

比如说我那时分配到哈尔滨去了，我想，当然我就在哈尔滨工作一辈子了。但是后来又调到北京来了，这是因为哈医大的校长季钟扑老师他被组织调到卫生部来做科技司司长，他需要人来帮他忙。所以他就把我从哈医大生理教研室调到北京来。当时北京有一个学校叫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有些老干部都是游击队出身的，没有学过医，要给他们加强医学知识，我来当进修学院的老师，教老干部。可能我在哈尔滨医大工作比较勤奋，校长就把我带到北京来。这样一点一点的事情，我觉得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命运给你放在哪里，你就在那里好好工作，在那里贡献力量。我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讲得真好。不断的动脑筋，思考求索，这应该是自己可以掌握的规律。

郭桐兴：是的，这个规律应该说是自己一生的勤奋。

韩济生：我是这么想的，虽然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尽自己的努力，这是自己可以做到的。

郭桐兴：在您的一生当中，有哪些您印象最深刻的转折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韩济生：生活了80年，应该可以回忆一下。前面我说了希望能够跟着父亲的步子走医生的道路，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当然，上小学、上初中、高中，每人都是一样的。

郭桐兴：当时您高中是在哪上的？

韩济生：我在衢州中学上的高一和高二上，后来又到杭高上的高二下和高三。

郭桐兴：杭高是重点中学吧？

韩济生：是。

郭桐兴：出过很多人才？

韩济生：鲁迅也在那里教过书，有几十个院士是在那里毕业的。到了高中毕业，真是人生的转折点，学什么呢？我父亲原来是希望我学医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抗战那么多年，家道衰落了，要供应上六年的医学院，家里说供不起了，真是力所不能及了。

郭桐兴：费用相比其他的专业要高一些？

韩济生：对呀，时间也长。一般大学四年，学医要六年。家里说既然上医学院家里供不起你了，那你就考一个轻工业的大学吧，比如浙大的化工系。上海有一个交大，有纺织系，你到那里学化工，学纺织，四年就可以了，工作好找，也不至于失业。我说我可以考浙大、考交大，但我一定要考上海医学院。结果三个学校都考取了。

郭桐兴：先发榜的是哪个学校？

韩济生：浙大。

郭桐兴：哪个专业？

韩济生：化工。然后是交大的纺织系。为什么说医学院我非报不可呢，我想一定要试一试，如果有机会，考得好，万一能考取公费呢，有奖学金，我就可以不要家里的支持了。所以三个都考了，结果三个都录取了。

郭桐兴：是同时录取吗？

韩济生：先是浙大，赶紧卷着铺盖到浙大化工报到呀。那时浙大没有医学院。然后接到上海医学院的通知书，就上上海医学院去了。上海医学院1947年那年报考的有三千人，只招三十人。

郭桐兴：这个比例应该是1%。

韩济生：在这三十人里，如果你考得前四名，可以给你奖学金，吃饭不用出钱。我刚好是第四名。我说既然我已经到了第四名了，我就有奖学金了，家里穷供不起，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等到第三个学校交大又发榜了，纺织系也考取了。家里说一个六年，一个四年，你还是上四年吧。时间短，好早一点赚钱。

郭桐兴：早一点养活糊口？

韩济生：是啊。可是我真想学医。我就赖，赖在上医不走。结果交大新生报到的截止期到了，我也松了一口气。所以这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我19岁。9岁是日本飞机的轰炸使得我懂事了，19岁选择了我喜欢的专业。这是我记忆很清楚的。

要说记忆很清楚的还有一个点。学了医以后，我想学外科，我觉得外科一刀下去就解决了问题，干脆利落。所以上外科是我的一个盼望，一个梦想。我在上海医学院最后一年轮流实习，我在外科干的特别来劲，所以外科病房也很喜欢我，说以后你就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要你。我说，好，我就希望到这儿来。但真正毕业分配的时候，名单一念，说你们这些人一个都不许做临床。我们班本来应该是1953年毕业（1947-1953），但1952年就让我们毕业了，因为国家需要医学人才。

郭桐兴：可能新中国建设初期，需要大量的医学人才？

韩济生：是的。领导说，你们班素质高，都去教书吧。那时医生比较容易找到，但教员比较少。在基础医学中，生理、药理、病理，你就随便选吧。既然不能做外科，我就选择了生理。

郭桐兴：这样就跟你想做外科医生擦肩而过了？

韩济生：是的。这样我就选择了生理学。生理肯定也有可为之处。这是我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转折。

第三个转折，是研究方向，做什么课题。大学毕业后我转了好几个医学院，先到大连医学院、后到哈尔滨医大，最后到北京医学院，有一位王志均教授把我要去，他是世界有名的研究消化生理的教授。我想这次我落实了，老老实实的跟王志均教授学消化生理。哪里知道又变化了，到了1965年又转了方向。因为1958年开始国家有一个新的事情，叫做针刺麻醉。1958年是“大跃进”的时代，你想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人们说：针灸对止痛很有效，人人都知道，肚子疼、头疼扎针就好了。外科医生说咱们来个新鲜的，如果没有麻药，要开刀，能不能先扎针，不痛了再开刀。这是异想天开。但是因为1958年提倡敢想敢干，所以他们就试验。开始做一个小手术，摘除扁桃腺，效果很好。以后又做甲状腺切除，肺叶切除，。。。慢慢国际上都知道了，这个想来看，那个想来看。我们一般不让看，是保密的。后来西哈努克亲王要来看，他是我们国家的好朋友，说我想看，就到了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三院看了。这一来越来越多的元首都来了，就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说这么多元首都来看针刺麻醉，你们能讲出道理吗。当时卫生部钱部长说，我们能做，可是讲不出道理来。周总理说那不合适，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只会做，讲不出道理来。那你们得派人做呀。所以钱部长就下命令医学院都要做这方面研究。特别是北京医学院就在他眼皮底下，他就找北医党委书记，指定人来做。当然找生理的人可能比较合适。哪知道找教授做，教授不做；找副教授做，副教授也不做。大家说这么多年，又是冷水疗法，又是鸡血疗法，。。。都做不出结果。好像“狼来了，狼来了”，这次又要做什么“针刺麻醉”，算了吧，我们不做了。

那时我年轻，是讲师。党委说你来吧。我说针灸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跟冷水疗法、鸡血疗法不一样。肯定有道理，只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我是学西医的，让我做针灸，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是我又想：1952年毕业，到了1965年。国家养了我不止十年了，还不该干点活吗？我说我来干吧。这就是人生一大转折。

郭桐兴：等于也给您从事针灸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韩济生：可以说是“机会”，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开始，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郭桐兴：心里没底，没有这个先例？

韩济生：是的，没有先例，甚至于针灸真的有效没效我也不知道。正是基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观念，我就答应来做了。所以你要问我哪几个转折点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我觉得学医是个转折点，学医里面不做外科做生理是一个转折点，生理里面不做消化研究去做针灸研究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没想到1956年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做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我还在走这条路。

郭桐兴：等于您用一生当中5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在从事着针灸理论方面的研究。

韩济生：是的。不过大方向没有变。原来想做医生来普济众生，后来做了生理，直接是看不了病了，哪想到还有间接的机会。针灸是治病的一种方法，我如果能够讲出道理来，让更多的人来接受针灸治疗，不也是在走普济众生的道路吗。

郭桐兴：只不过表现形式不是直接的了，而是间接的通过这种方式普济众生了？

韩济生：是的，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人生转折里面重要的一步。当然了，还有一些转折点，我觉得在人生里面记忆的很清楚的就是出国有关的几件事。

郭桐兴：到哪一国？

韩济生：到美国。第一次去美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郭桐兴：跟我们说说是什么样的情景？

韩济生：我爱人朱秀媛是药理学家，在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她有位老师叫宋振玉教授。宋教授的老师叫梁栋材，他在美国搞药理学是很有名的，担任过美国的药理学学会的理事长。他有一个国际组织，专门研究吗啡类药物的作用原理，吗啡是作用很强的止痛药。梁教授请宋振玉教授到美国去开会。宋教授说，我已经不做吗啡了，我介绍一个人去参加吧，就介绍了我。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扎针的时候，脑子里产生出一些化学物质，和吗啡差不多，有止痛作用。这确实有道理，所以我去参加了。这样到了美国，第一次去，很多事情不懂。

郭桐兴：当时是哪一年？

韩济生：1979年。对方提供我一张机票，从北京坐飞机先到旧金山，旧金山转飞机到波士顿，在波士顿开会。到了波士顿，大会上做演讲，是我一生中记得很清楚的事情。以前没有中国大陆的人去参加这个会，今天中国大陆来了一个人，当然是新鲜事儿。听说一个大陆的人做报告，有人就很感兴趣，有人就说中国人不会有多少东西，咱们喝咖啡去吧。

上台很紧张，我就讲我的。后来人家告诉我这说，大家一听我讲的英文好像也是那个味。所以有人说“有东西、有东西，快回来吧”，又把这些人从外面叫回来了。最后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感觉讲的有道理。主持人是一个纽约大学的Simon教授。他说从1972年开始我一直主持这个大会，你演讲完所得到的掌声是我主持会议以来听到的声音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问你在哪儿学的英文？我说，以前没有出过国，就在中国学的英文。在上海医学院上学时，1947-1949有两、三年的功夫（解放前）是用英文讲课的，1949年解放以后，全部改用中文讲课，那两年打的底子对我帮助很大。所以说，这一次大会演讲是我人生经历里很重要的一段。没想到这次出访中还有更好玩的一段，是从波士顿回到旧金山，旧金山转机回国，中国民航那时一个星期只有一个班机。说我没有确认，就没有座位。所以要等下一班飞机，也就是要等到下个礼拜。

郭桐兴：在那儿还要多呆一个星期？

韩济生：是的。可是我口袋里卫生部就给了我一百美元，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四十美元已经没了。中国驻美领事馆说，我介绍你到一个华侨那儿住一个礼拜。这位华侨知道我是学针灸的，邀请我做一个报告，也就是给华侨针灸医师做报告，我想这是很好办的一件事。我说，那当然我愿意做了。哪里知道语言有问题，旧金山华埠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大部分是广东去的，只讲广东话，不懂英文，也不懂普通话；而我只会英文和普通话，怎么办？结果他就找了一个人会讲广东话和英文的人做翻译。我用英文演讲，然后他把英文翻译成广东话。这次演讲下来对我的触动很大。

郭桐兴：为什么呢？

韩济生：因为我们原来不直接看病，做点研究也不知道有用没有用。第一次在波士顿的演讲我感觉到有点鼓舞，感觉到外国人能对中国人的研究结果很佩服。原来以为针灸很悬乎，没有真东西。听完以后，觉得不是了，针灸是有科学内容的。

郭桐兴：是有真才实学的。

韩济生：在波士顿，第一次给了我这样的教育；在旧金山，再次给了我一个教育。我讲完以后，听众有的人感动得都流下了眼泪。说，韩先生，你们做的这个工作真好，是不是把发表的文章给我留一份。因为那时大家都觉得，针灸科学不科学不好说，当时也是有点渲染的过分。开始是很好的，最后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再有人说我们不科学，我就那你的论文给他们看！

郭桐兴：当时在美国的针灸界也是鱼龙混杂？

韩济生：对，有真的针灸医生，也有假的。似乎只要是中国人，都成了针灸医生。当然信誉就下降了。我回国以后就跟学生讲，我说这两次演讲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在波士顿演讲完了的掌声并不是给我自己的，是对中国针灸研究的科学性加以肯定。这里的华侨针灸医生的眼泪和激动的心情，表示我们的工作是对推广针灸到世界上应用有很大帮助的。

我是这样想的。第一次到波士顿，可以说我们开始把中国的针灸推向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郭桐兴：迈出了第一步，让中国古老的针灸技术走向世界。

韩济生：到了旧金山，又教育了我一次。确实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华人在美国的行医是很有帮助的。是不是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呢？没有。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到了1997年有一次更大的事件。美国的卫生部有一个规则，一种新的疗法开始了，如果大家都公认说很好，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卫生部听谁的？特别是美国的医疗费用大多数都是由保险公司出的。保险公司说：如果这是有科学性的，我出了钱也情愿。如果是假冒伪劣的，虚假的，我干嘛出钱呢。所以卫生部定了一个规则，一旦有歧异，有不同的意见，就用听证会的办法来决定。那个听证会很大，有一千多人。

郭桐兴：到场的都是什么人？

韩济生：最主要的是医生，第二是保险公司和官员，再有是律师和社会名流。开会的时候要上去讲，你说它有理的，你说它没有理的，都上去讲。我是第一个上去讲业务问题。

郭桐兴：主要是针对针灸的话题？

韩济生：为什么叫我第一个上去讲？这是因为我已经拿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从1986年开始，我们就拿美国的基金来做针灸研究，一直持续了十二年。既然你拿了美国的钱来做针灸，现在是个好机会讲一讲你有什么成果。这样我第一个做业务的报告。前面有政治的报告，律师的、保险公司的，各种各样的报告。实质性的业务内容的报告，我是第一个。

郭桐兴：所以您的报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韩济生：演讲人中，中国人除我以外，还有上海医学院去的，也有各个国家的。结果大家评论下来，有两点是可以得到共识的。第一，针刺可以止痛。第二，针刺可以止呕吐。无论是晕车，还是妇女怀孕，或照射放射性以后的呕吐，效果都很好。这两点站住脚，达成了共识，美国的保险公司就开始支付费用。

如果说1979年我出国到波士顿的演讲，到旧金山的演讲，算是我个人从中国走出国门所做的起点，那么这一次在马里兰州，美国的东海岸做的一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报告，应该说是获得了成果。为什么算是成果呢？因为1979年那是个起点，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到了1997年，美国卫生部信了，保险公司开始付钱了，表明有了实际成果了。这对拓展针灸到全世界应用起了很大作用，开始显示出了中国人的贡献。

郭桐兴：这是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

韩济生：针灸开始走向了世界，针灸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人，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对于“疼痛”这件事情，中国人一向是保持“能忍就忍”的态度。常有人说，牙疼不是病，一疼真要命。为什么要忍？是因为经济不发达，人们有点小病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造成了人们对疼痛不重视。如果是急性痛，过去就拉倒了。比如骨折了很痛，骨折好了，不痛了，就好了。但是慢性痛不是这样，三叉神经痛、腰背痛等等可以痛几十年，这种痛往往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诊疗。容易看的，都给你看了；看不好的，就把你推到这儿，到那儿。甚至糖尿病到最后都可以痛的要命。

看到这一点，我感觉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来关心，显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痛和苦是连在一起的，病和痛也是连在一起的。有病痛，才造成痛苦。以前全国医院没有疼痛科。在国际上有疼痛门诊，专门看疼痛，但是没有住院的地方，解决不了大的疼痛问题。鉴于此，我就说，咱们中国能不能带头建立疼痛科，有门诊，有病房，小痛我给你门诊治疗，大痛住院也可以治疗。我给你负责到底，我看不了，再找人给你看。这件事情是创国际的先河，因为国际上还没有先例，这真是叫首创，但是难度很大。

郭桐兴：有什么难度呢？

韩济生：医院有内科、外科，外科里面有骨科，内科里面有心脏科等等，都有一定规则，怎么冒出一个“疼痛科”？人家都不太了解。要不要建立疼痛科，得不到大家的共识，病人倒希望有，但现有的医疗体制里没有你的位置。

郭桐兴：它应该隶属于哪个系统？哪个门类？哪个科室？

韩济生：疼痛科到底属于外科还是内科？头痛和神经病理痛主要是内科，腰椎间盘凸出引起的疼痛好像主要是外科问题，有点四不像。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体。

韩济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使得卫生部门了解到这种慢性痛病人的痛苦，无处求医的为难境地，引起了行政部门领导的注意，甚至于卫生部司长、部长都亲自关心。他们深入到各个治疗疼痛的地方进行调查。我们也把疼痛门诊的负责人请到北京来开会，请卫生部的领导参加。在这个基础上，卫生部的领导经过四、五年的调查，最后下定决心要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疼痛科，专门治疗各种各样的慢性疼痛。包括癌症痛、腰背痛、头疼等。这件事情应该说，在我人生之路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站头。你要想普济众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总要有下手的地方吧。开始国家给我的任务，你要讲出针灸的原理，用针灸来为大家止痛。现在我和我的团队一起，把疼痛这件事情做大，终于有了卫生部227号文件，规定在二级以上的大医院都应该设立疼痛科。现在这件事情正在一步一步往前走。科室有了，但有没有疼痛医生呢？

郭桐兴：师资非常重要。

韩济生：要有足够的医生，才能成立疼痛科。另一方面，你没有科，哪来医生。所以总有一个起始点。最后卫生部还是下了决心，先成立科，你们大家都来报，慢慢队伍就越来越大了。现在我们要做另外一个事情，怎么加速的培养疼痛的专业医生。中华医学会底下有一个疼痛学会，我是疼痛学会的创始人，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我撤下来，我是前任主委，有现任主委，还有后任主委，这样按步就班的往前走。道路已经开通，后面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疼痛医学队伍去开创，去拓展，所以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我的“济生之路”里面，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给我这个机会到这里来回顾自己曲折的一生，有好多偶然的因素。但从9岁开始懂事，以后上中学、高中，到上大学的选择，学医以后又要选择临床还是基础，然后是要做什么研究，从消化走向针灸，针灸走向止痛，止痛走向成立疼痛科。回顾起来是很有意思的，都是靠着组织的帮助，靠着团队的帮助，但前面的路程还需要很多人共同继续来做。

郭桐兴：非常精彩。刚才我谈的道路蔓延曲折，但您真是自强不息，勤奋、努力，是您一生的一条线贯穿下来这80多年。

主持人郭桐兴韩济生院士

韩济生：中国有句话叫“笨鸟先飞”，如果你智力不够，就用勤奋来弥补吧。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太对了。人生之路最后的结果是各种机会的巧合，加上自己的努力。

郭桐兴：我看您一生当中，可以说为中国的“济生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您曾经一度自己拿出钱给戒毒的病人，不复吸的人以奖励。

韩济生：国家给我的任务主线是针刺麻醉，是我自己又分出来一条，那就是去戒毒。那是1990年。吸食鸦片在解放以后全部都没有了，那时国境统统封闭，毒品就进不来了，在这样的政治情况下，吸毒这件事强制性的解决了。但到了80年代开放以后，又有毒品从边界进入。特别是“金三角”，缅甸、泰国……这样就开始有人吸毒，1990年是7万人。我当时觉得数目已经很大了，实际上现在是100多万，甚至于几百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给自己的肩膀上加一个任务，不仅仅是止痛，还要戒毒。这个联系在哪里呢？用吗啡来做联系。吗啡一方面是可以止痛的，但也可以作为毒品。

郭桐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又是毒品？

韩济生：吗啡有两面，一面是好人，一面是坏蛋。好的一面可以止痛，坏的一面可以成瘾。扎针是怎么回事呢？是把脑子里类似于吗啡的东西动员出来，可以止痛。当时我想：能不能利用它来戒毒？能不能用扎针的办法来解除吸毒者的毒瘾呢，试验的结果是可以的。这件事情等于走出了人生的另外一条路。普济众生，范围是很广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是弱势人群。他们走错了路，或者是不小心，或者被人家诱惑，吸上了毒。开始也不是故意的，是走上了歧途。能不能拉他们一把呢？我们现在就在用针刺的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这个过程是很难的，因为你拉他回来，他还会回去再吸。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吸毒时飘飘欲仙的感觉。我们好不容易拉回来几个，并且保持一年不吸毒，就给他们适当的奖励，鼓励他们继续努力。这就是我和我夫人的一点意思。路还很长，这条戒毒之路比止痛的路更难。为什么呢？有病痛的人他希望你帮助他，但是吸毒的人，有时因为心理有歪曲、有扭曲，说“干脆我就这么吸着吧，我也挺高兴的，就别戒掉了”。所以说，有疼痛的人是请你帮忙，而吸毒的人是躲着你。这样工作的难度更大了。这也不是他故意的，而是吸毒之后，使他的心理扭曲了。总之这是我自己开辟的一条困难的、艰辛之路，但我不后悔，如果能够对这个吸毒群体有所帮助，也是属于“济生”的一个方面。

郭桐兴：这是您人生中“济生之路”其中的一个部分。

韩济生：更难的一部分。

郭桐兴：更负有挑战性。刚才听完您谈到您80多年的“济生之路”，真的让我们感动。我个人以为，也应该在我们社会上大力提倡您的这种执著、勤奋，为了广大的民众生活的更健康，生活质量更好，付出了您一生的心血。到现在，韩老师您已经是80多岁高龄了，本来完全可以颐养天年，可以在家修养了，过着您幸福的生活。可您现在还在到处的奔波，为了您的事业，在勤奋着、努力着。

韩济生：还在贡献余热。

郭桐兴：现在主要做哪些事情？

韩济生：除了止痛，成立了疼痛科，推动疼痛医学之外，还有戒毒的事情。另外我觉得中国的针灸其实不仅仅能够止痛，它有很大的潜力。现在精神疾病越来越多，不仅成人，小孩也有许多精神的毛病，一种叫多动症，一种叫“自闭症”。自闭症也叫“孤独症”，他不理不睬，生下来先天有一点毛病，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自己也不学话。有了孤独症的孩子，家长非常的操心。甚至于按美国的统计，1000个人里面，有7个孤独症患者，男性多，女性少。在美国100个男孩里，有1个是孤独症，这个比例是相当高了。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个孤独症的孩子，这个家庭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有人说这是比癌症更操心、更痛苦的一种疾病。我们现在正在用针灸的办法加以治疗，实际上是用仪器来达到针灸的目的，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我正在拓展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法。我们现在不完全用手来扎针，而是用机器来扎针。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聊。

郭桐兴：最后预祝您的“济生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畅，希望您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韩济生：谢谢。

郭桐兴：谢谢您。

谢谢韩老师就自己非常精彩的一生，“济生之路”这样一个话题，做了非常精彩的回顾。同时，也感谢大家收看《院士访谈》，下一期《院士访谈》再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