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2岁开始离开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长大。考虑问题也老是保持12岁的少年心态。1950年遇了车祸，出院后，头上缠着纱布条，行动迟缓，步态蹒跚，有点“老气”，不少人叫我“黄老”，我感到奇怪：自己还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被称“黄老”了！后来身体慢慢恢复，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工作忙起来也没有功夫想到自己的年龄了。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变得更宽松，心情也感到更轻快。虽然还是和过去一样工作，耳边听到的表扬声却多起来。不少好心人都夸我干劲足，不像快八十的人！其实我也不过是尽量用“做一个劳动者”、“爱岗敬业”的要求来督促自己，不敢怠惰、偷懒罢了。近年来，随着体力衰退，倒确实有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年岁不饶人”的感觉。过去作学术报告、讲课，站着4个小时，边讲、边走动，还觉得神清气爽。今年站着讲两个小时的课，下来已觉足跟生疼了。看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还是真老了。

现在要回忆往事，不禁想到1985年7月，我随周培源教授夫妇去巴西圣保罗州坎皮那斯（里约热内卢附近）参加PugwashConference第35次年会的事。周老那时已83岁高龄，仍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在我们晚辈前面，一点也不掩饰和老伴拌嘴中“精神胜利”的乐趣。闲暇时对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往事娓娓道来，听了颇受教益。他又说，老年人对过去事情的记忆，是：“‘古代史’清楚，‘近代史’模糊，‘现代史’转眼就忘。”当时我刚年过花甲，居然也有同感，可能是我年轻时遭遇车祸，得过脑震荡，记忆力衰退更快所致。现在年将八十，真体会周先生的话了，果然对青少年时代的有些经历，印象深刻，想起来还历历如画。后来的事，只有对照所能找到的片段有关资料，才能唤醒模糊的记忆，追想起来，加以叙述。否则便都是依稀仿佛，说不清楚了。例如，对几次留苏的经历，有些还有点文字记录帮助回忆，能写得具体些，有些没有依据，就只好一带而过；又如，对参加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做过的、发生过的事，由于（按保密规定）个人不能保存工作纪录和文字资料，时间已经过去好多年，即使还有些印象，考虑到涉及敏感问题，也是“少说为佳”了。

好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收录了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自述，当时记忆力还略好些，对有关经历有个概括的交代。该书已出版多年，没有听说对我那篇“自述”提到的事实有什么异议，想来没有差错。就干脆收入本文集的“杂文”部分，并在下面“杂忆”中引用它了。以下按大致的年代时序，拉杂地谈些回想得起来的往事，就算讲故事吧。（摄影：栾敬）

编者按：黄祖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资深教授。他192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参加并领导了我国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理论的研究，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祖洽先生文学功底深厚，其文学作品收录于《三杂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从本期起，本报开始选登其中的部分文章，在此感谢黄先生的信任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