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3日18点56分，林秉南院士在北京与世长辞。林秉南院士1942年毕业于我校，我在参与编写《竢实扬华 自强不息——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到西南交通大学》一书时，曾专门采访过他。这本书出版后，我也专程将书送到他家，请他指教。由于有这本书的姻缘，只要我有机会到北京出差，都要到林老的家里去拜访他。听到林秉南院士逝世的消息，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十分悲痛，立即向他的子女打电话表示了我们的哀悼之情，并委托他们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代表我们全家为林院士敬献上花圈和挽联。 

在网上看到，林秉南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014年1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我校原副校长濮德璋、校友办副主任潘昱代表学校参加了校友林秉南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学校官方微博发布了林秉南院士逝世的消息，校友和师生在微博上点亮蜡烛、寄托哀思。 

1月16日，《西南交大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西南交大师生缅怀林秉南院士的报导。看到这些，不由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医院探望他时的情景，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毕竟是已经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是不是仍在出版社工作，又写了新书没有？ 

而我每次到他家里，他都要从这本书说起，回忆很多他在贵州平越读书和工作时的轶事。他告诉我，罗忠忱、伍镜湖、李斐英、贝馥如教授英语讲得非常标准，听他们的课，真正是一种享受。虽然平越的生活异常艰苦，但老师们衣着整洁，风度翩翩，尤其是贝馥如教授，那时她年近五十，独身一人。同学们非常尊敬她，每天见到她，都要鞠躬用英语向她问候。 

他对辛勤教导过他的老师充满着尊敬之情，他听到张万久教授在“文革”中不幸遇难的消息后，曾十分惋惜地对我说，张万久教授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对学生要求严格，十分关心。林秉南院士大学一年级是在中山大学借读的，那时，张万久教授就是他的老师。他告诉我，张万久老师在备课和学习时，常常让别人把他反锁在宿舍里，以便他能安静地读书、备课。 

他1942年从学校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一年，担任顾宜孙教授的助教，对1943届、1944届学生，谁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他记忆犹新。他告诉我，土木系1943届学生最聪明的是徐躬耦，他是全班的第一名，解放后，他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 

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能够体会出他对母校的怀念之情。校友办公室寄给他的《校友通讯》，每一期，他都认真阅读。海外校友编写的《海外校友通讯》，封面有一句口号“唐山人在前进”英文翻译为“TangShan-Man Goes Forwardz”。他看后专门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指明这句英语是中国式的英语，外国人从这个句子里体会不出“唐山人在前进”的语态。他在信中列举了很多美国歌曲、名人的讲演、和小说的书名。来论证该如何翻译“唐山人在前进”才符合英、美人的语言习惯。 

我知道林秉南院士的英文非常好。1980年3月，中国水利学界召开第一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14个国家的230多位专家参加这次会议。我国水利界从1978年就开始着手准备这次会议，当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宁负责筹备，他写了一遍很长的主题报告。但在会议召开前，他不幸患了癌症，钱宁教授也是爱荷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和林秉南是校友。他告诉会议组织者，这篇稿子必须由林秉南来修改和翻译，他知道只有林秉南胜任这个工作。 

林秉南是国际著名水力学专家饶斯（Hunter Rouse）教授的学生，饶斯是美国水力学、流体力学著名教授，美国工程院和美国自然科学院两院院士。中国水力界专家钱宁、肖天铎、冯其德、许协庆、易家训、沈学汶等人都曾从师于他。他认为中国学生中英文最好的要数林秉南、易家训、沈学汶三人。 

林秉南的硕士导师普赛（C.J.Posey）来华讲学时，特别向听课的学员们介绍，称林秉南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林秉南的硕士论文，他只改过一个字，这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是罕见的。 

每当人们赞扬林秉南院士的学识和对英文的熟练程度时，他都要说，这多亏他在唐山交大上学期间所受的严格训练。那时，主要课程的授课、作业、考试、教材，全部用英文。由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到美国后没有语言障碍，再加上在美国十年的求学和工作经历造就了他对英文的驾驭能力。 

林先生和我校高渠清、郭可詹、胡春农等人都是1945年在重庆考取的官费留学，分别赴英、美等国攻读研究生学位。林先生于1946年3月26日，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开始了他的异国求学之路。 

在大学读书时，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毕业时成为我校斐陶斐励学会成员（一个由国内著名大学共同组织的学术团体，只有优秀学生才能成为其成员）。 

而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毕业时，他又入选美国希格玛塞（∑X，或Sigma Chi）荣誉学会会员（∑X是美国大学里的著名兄弟会之一，其宗旨是会员之间要互相鼓励，树立正气）。 

在林先生读博士学位时，教授他水工建筑的阿林教授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著名大坝设计专家。林先生选修完他的课程后，结业时，阿林教授赠送给林先生一本他的得意之作—(《泄槽溢洪道》)还在扉页上题字：“To my friend and pupil Pin—nam Lin for knowledge for finishing as number one in my class of 1948—49”(赠我的朋友和学生林秉南，奖励他的学识，以及他在我教的1948—49学年班级中名列第一)。 

林先生用他勤奋、刻苦的精神，用他优异的成绩让国外的教授们了解了来自中国学生的水平，体会到了唐山交大的教学质量。（当时，一同来爱荷华大学读研究生的还有许协庆、方福桓2名唐山交大的学生，他们到校时，已经开学两个多月了。导师建议他们下个学期再报到，但他们坚持跟班听课，没有上的课，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补上，结果全部按时毕业。） 

1949年，林先生与同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药理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王宝琳相恋并结婚。 

1956年1月，林秉南夫妇辞去了在美国的优厚工作，携带儿女回到祖国，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同年3月，林秉南以归国专家的身份，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工作，王宝琳被安排在北京医学院任教。 

林秉南先生的父亲林黄卷原系同盟会会员，1920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曾任孙中山讨袁时南洋筹饷处秘书，解放后，他一直随林秉南先生在北京居住。在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认识了毛泽东主席。到北京后，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国务院派人了解了情况，并安排林黄卷到国家文史馆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林黄卷作为老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示众。也将林秉南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游街批斗。 

1969年，林秉南被下放到水电部在河南建的一个干校劳动改造，后来听他的儿子说，他那时在干校里的砖窑工作，为建宿舍烧砖，开始由于掌握不好温度，烧出的青砖不青，红砖不红，有的没烧透，质量非常差。当地烧砖的人说，这是个技术活，不是一般人都能掌握的，要懂得火候，要掌握浇水的时间。那时，没有人教林秉南先生，他每天仔细观察，慢慢琢磨，拿个小本子记着时间、温度、火候，烧青砖要浇多少水，用多少时间浇完。烧红砖要一点一点撤火，不能撤得太快……结果，林先生就成了砖窑的看火师傅，烧出的砖，青砖是青砖，红砖是红砖。他还自己画图改造了一台切砖机，大大提高了工效。 

对“文化大革命”的这段遭遇，林先生从未和我提起过，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如何加快祖国的建设速度，尽快地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告诉我，他从美国回国时，乘坐的是戈登将军号（General Gordon）商船，途径日本。在横滨港补充给养时，日本海关官员上船例行检查，时值寒冬季节，官员们衣着单薄，看的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努力劝说船上的乘客下船到岸上去消费，因为中国人普遍对日本人没有好感，中国旅客都不下船。晚上他们站在船上，向岸上看去，横滨港漆黑一片，没有高楼，没有灯光，只有昏暗的路灯能显示出这是个海港。 

当改革开放后，1983年林先生带领一个泥沙考察团访问日本，又一次乘船来到了横滨港。当晚上轮船抵达横滨时，岸上灯火辉煌，高楼林立。林先生没有想到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日本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后来他又分别访问了美国、加拿大、瑞士、匈牙利、韩国等国家，让他了解了国外同行科技发展的现状。并产生了一定要尽快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利用有生之年多为祖国作些贡献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林秉南先生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的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1982年，经当时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提名，林秉南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职务。1984年年底，林秉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保留了他名誉院长的职务。 

1991年11月，林秉南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由于林秉南院士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影响，1997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27届国际水利学大会上，国际水力学研究协会（Internatianal Association of Hydraulic Research—IAHR）理事会决定将该年的《IAHR荣誉会员》的称号授予林秉南博士，以表彰林秉南博士在促进水利工程领域国际交流方面的持续努力和IAHR亚太分会工作中的不可估量的贡献。而在1995年第26届国际水利学大会（伦敦）上，获得此殊荣的是我校1933届校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严恺。两届大会所授的“荣誉会员”均被我校校友囊获，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在我国水利界，专家学者数以百计，但能称得上重量级的权威人士，毕业于我校的除了严恺和林秉南之外，老一辈科学家有1926届的王华棠（1927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由原唐山工学院院长李树田领导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华北水利工程总局局长）。解放后，活跃在科研和教学岗位上的有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1946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三一（1950年考入我校，1952年院系调整，随我校水利组调整到清华大学）河海大学教授顾兆勋（1932届）、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1932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协庆（1940届）等，他们在学术界取得的成就让水利界科技人员对唐山交大刮目相看。 

林秉南院士获得的国际奖项还有： 

1996年2月，美国爱荷华大学及工学院的杰出校友（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Alumni Academy）,表彰他对本职行业和社会做出的杰出成就； 

1997年获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干旱地区水利工程奖（Arid Langs Hydraulic Engieering Award）,表彰他在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下对水利工程发展作出的贡献； 

2007年获得世界泥沙学会荣誉会员奖（World Association for Sedimentation and Erosion Research Honorary Membership）,表彰他在泥沙淤积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成就和突出贡献。 

1998年10月，林秉南院士提出了筹建世界泥沙学会的建议，1999年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个建议遭到了一些国家权威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在国际水利学会下设一个泥沙分会就行了。林秉南院士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说这件事要排除一切干扰，一定要办成。 

2001年，林秉南院士亲自起草了“Notes about the Proposed World Association For Sediment Research”。阐述了泥沙问题是一个全球关心的问题，当今需要有一个学术组织来推进泥沙研究；并提出了可能采用的组织名称、会员制度、秘书处地址、学会章程等内容。他以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林秉南和中心秘书长胡春宏的名义发给各国专家和学者，建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其中37个国家的140人签字，愿意作为学会发起人。林秉南院士并建议世界泥沙学会的总部设立在中国，他的建议还得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国际水文科学协会的支持。 

2004年10月，世界泥沙学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Sedimentation and Erosion Research,缩写WASER）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选举英国沃林（Des Walling）教授担任第一任学会主席，意大利希尔沃（Giampaolo di Silvio）教授和美国杨志达（C.Ted Yang）担任副主席，林秉南院士因年事已高，担任理事会理事。接着在三峡召开的第九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会议上，宣布正式成立世界泥沙学会。英国沃林教授在一个场合称林秉南是世界泥沙学会之父。 

世界泥沙学会成为了国际水利界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性学会，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泥沙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和世界泥沙问题的研究，既有利于我国泥沙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带动我国水利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林秉南院士以高尚的品格，渊博的知识，孜孜不倦的努力，为母校—西南交大赢得了荣誉。 

林秉南院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他89岁时我去看望他，他每天还要去办公室上班，还在撰写“我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认识”的报告。我每次拜访老人从他的家里走出时，心灵都经受一次洗涤。他们这代人对物质生活没有任何追求，他在北京的住宅很小，由于他的住房没有达到居住标准，院里曾提出再给他换一套大点的房子，但他以年事已高，不想再搬家了，婉言谢绝。他的学生们在回忆文章中，对他的人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人们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林秉南院长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老百姓眼中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院长，对西南交大的师生来说，他是我们的优秀校友，是母校的骄傲。 

林秉南院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