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有个傍南海之滨、依凤山之麓、河流蜿蜒、地沃民丰的新会县城。那里古榕葱郁、花开四季、温润多湿、寒冬无雪，盛产柑橘、陈皮，还有行销八方的蒲葵扇。从县城再往南二三十千米，便是美丽的西江和潭江汇入南海之处。两江入海口冲积而成一块平地，又因河海常年冲刷，平地产生裂隙，逐渐形成了七个小岛，小岛的中央部分便是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现广东省新会市会城镇茶坑村)。

受地理位置和气候影响，茶坑村常遭台风侵扰，《新会县志》载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倾。”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茶坑人抗拒灾难、善于应变、不惊不慌的性格；又因为世居小岛，常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因此好读书、尚学问、求仕途、向往光宗耀祖便成了茶坑世风。在这样的人文地理风貌中，1873年2月23日诞生了一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梁启超。

他就是梁思礼的父亲。

梁启超自幼受教育于祖父、父亲和母亲。他聪颖强记、文思敏捷，5岁即熟读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县试、府试皆名列第一，在新会自幼便有“神童”的美誉。

他从儿时起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接受着爱国主义教育和诚信教育。梁氏家庭教育不可能不受新会人性格和世风的影响，但是从他们的教育实践来看，他们已经超越了世俗，不再囿于“学而优则仕”的终极目标，“梁家的家教，从梁维清到梁宝瑛，再到赵夫人，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要强调立志和做人”。足见其祖辈庭训之严格和教育思想之远见，这对梁启超的成长和走向社会并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榜中第八名。经同学陈千秋介绍，梁启超于1891年进入康有为在广州开办的万木草堂，正式成为康门弟子。同年与康有为同赴京师参加会试。

走出新会的梁启超，正处在中华民族最悲惨的历史阶段，朝廷腐败、外敌入侵、国力衰微、民生凋敝。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陷入了被外国列强瓜分、凌辱的惨境，民族尊严丧失殆尽。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白银2亿两的消息被披露后，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为写成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以下简称“上书”)，力言“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即要求清政府拒绝和议、拒绝割让国土、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梁启超为此昼夜奔走呼号，并联络18省1300名举人在康有为的万言书上签字。5月2日，康、梁二人带领各路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朝廷都察院门前，请愿将上书上奏皇帝(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被清政府拒绝后，康有为对《上书》的内容作了修改，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建议，撰成《公车上书记》并多次上呈清廷，最终获得光绪皇帝的赏识。

以“公车上书”为序幕，梁启超的人生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流亡日本，无论是倒袁护国还是办校讲学，无论是政治抱负还是学术生涯，他的所思所想都是“爱国”，他的一贯主张都是“救国”。梁启超终身以救国强国为己任，为之做着不懈的努力。他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呼吁变法自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呐喊和奔走。他的朋友徐佛苏在《梁启超现身逸事注》中曾写道：“梁先生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国’字”，可见其爱国情愫终生镌刻于心。梁启超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忧国之心密不可分的，因为爱国而忧国，因为忧国而发奋救国，这促使梁启超一生勤奋，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少年中国说》振聋发聩：警醒了一代又一代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最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和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漱溟曾在1943年这样评价梁启超：“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为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付出了毕生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梁启超那深厚的爱国思想和情感、勇敢的救国担当和责任，毫无疑问地被他的儿子梁思礼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