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有个幸福的家庭，夫人赵箐是他的贤内助，两人相濡以沫携手共同走过了60个春秋。“文化大革命”中，在梁思礼倒霉的时候，赵菁信任他鼓励他；赵菁无端受怀疑被关进牛棚大半年，军管会动员梁思礼揭发她，让孩子们和妈妈划清界限，可是梁思礼带领孩子们不予理会。
梁思礼充满感激之情地说：
妻子给我的太多太多了。在我忙于导弹研制常年出差在外时，这个家常常丢给赵菁一人，她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独立带三个孩子承担繁重的家务。当我写文章时，她在一旁为我查资料，她有长期整理资料的经验，加上她的聪颖和细心，她成为我离不开的“资料室主任”，遇到想不起的资料或照片，她都会准确无误地手到擒来，还不时为我提醒、补充一些细节。文章写成了，她是第一读者和修改人。在工作中，我成功了她比我还高兴；失败了，她冷静地安慰我，鼓励我再接再厉。在家里，她是主心骨，一切家务安排得妥妥当当从不让我操心。她默默无闻地为我和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家，使我在任何困窘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微笑，拥有一颗快乐的心。
赵菁则夸奖梁思礼是个顾家、能担当的男人。赵菁说：“我很点赞梁思礼的家庭观，他说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安宁多了。现在很多人不回家，并不都在忙事业，是泡在酒吧、歌厅和赌台上。”
梁思礼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生于1959年，适逢党号召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于是他给女儿起名“梁红”；二女儿生于1962年，正值梁思礼在酒泉基地参加第一枚东风2号导弹的首飞任务，临行前他们夫妇二人商量生男起名“凯”，生女起名“旋”。
由于工作忙，夫妻两人难得有精力关心和辅导孩子的学习，女儿们基本靠自己的努力顶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干扰，健康成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都在航天系统出色地工作着。
说起大女儿，梁思礼乐滋滋地评价道：“像我”，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强。她十几岁时在一个工艺品展览会上看见了一个布娃娃，回家就用碎布自己做了一个，结果比那个展品还漂亮可爱。梁红进入航天系统参加工作后，一直坚守在卫星研制工作一线，发挥了动手能力强的特长。在卫星产品的研制过程中，她不仅钻研理论、认真设计，还重视工艺过程，避免了很多因工艺不符合要求而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成为新一代航天队伍中的骨干。她曾负责北斗导航卫星和部分通信卫星型号推进系统重要部件的研制，先后参加过三十余颗卫星的研制和多颗导航、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
小女儿梁旋待人友善、组织能力强，很像她妈妈。她上小学时，由于妈妈被关进牛棚，她申请加入“红小兵”(相当于少先队组织)的要求被老师拒绝，因而大哭一场，一度心情郁闷，后来她懂事了很多，加倍努力学习，热心集体工作。上中学和大学时，她多次担任班干部、团支书，和同学相处得非常好。参加工作后，鉴于她善于从事组织工作，单位曾让她负责市场推广工作，她策划、组织了许多大型市场活动，绩效受到好评。她心地善良、为人谦和，考虑问题经常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有时她和客户谈业务，也为人家想的很周到，朋友和她开玩笑：“你这么好心，公司能挣到钱吗?”梁旋则不恼不急地回敬一句：“良心驶得万年船。”梁红曾在外资公司工作，后来在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负责人事工作。
梁红非常感激父亲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她说：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为了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他经常给我们讲他从17岁开始去美国留学，靠自己打工完成8年的学业。他也经常讲我妈妈17岁就参加革命，鼓励我们从小培养独立的品格，自强自立。
在学习方面他基本上管得不多，但他很注重实践，他跟我们讲要从实践中学习知识。我们上中学时他强调学校实验课的重要性，比如物理、化学，他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实验，实验是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他平时虽然管得很少，但是如果真有问题需要请教他的时候，他也抽出时间耐心地解答。我上初中学到物理电磁场的时候，一开始不理解，我就去问他，他深入浅出地给讲了一下我就明白了。后来考试时，我这部分内容得分挺高。
课余的活动他也很支持，不主张我们死读书。比如从小学到初中的那段时间，我比较着迷摄影，当时我们家有一个上海牌的120照相机，我就和同学拿出去照了好多黑白的照片，不但照了照片还特别喜欢拿回来自己冲洗，我把房间弄得像暗室一样，安上一个红色的灯泡，用盘子装上显影液和定影液去冲洗照片。后来有的同学的照机是135的，照片特别小根本看不清，想放大，可是没有设备我想起我爸回国时带回一个柯达相机(大笨货)，镜头特别大，我就把相机拆了，用那个镜头和一个旧暖瓶外壳自己做了一个放大机。按理说这个相机从国外带回来还挺珍贵的，但爸爸知道我把相机拆了，不仅没有理怨还跟我一起放大照片。刚开始放大得不好，灰灰的，后来就越放越好还挺清楚的。其中有一张他最喜欢的他和我妈的合影，把我妈那部分单独放大了一张照片，现在还摆在我家的书拒里面。他经常这样鼓励我去实践，我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通过自己动手的成功我的自信心也增强了。
父亲特别注重引导我们读书，我们小时候他是通过讲故事引导的。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还很小，单位工作不是特别忙时，他和我妈每天晚上吃完饭定时轮流给我们讲故事。最早讲的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后来我爸讲《西游记》，每天讲完他就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所以搞得我们每天都特别期待。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对读书特别感兴趣，很多世界名著我们都读过。
梁思礼很注意让孩子追求真善美，后来他给学校的学生作报告、题字，给天津耀华中学题字都是“求真求善求美”。他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同时他也是这样去教育第二代、第三代。在他90大寿的家宴上，他就专门讲了一段“求真求善求美”的问题。
梁思礼有个幸福的家庭，夫人赵箐是他的贤内助，两人相濡以沫携手共同走过了60个春秋。“文化大革命”中，在梁思礼倒霉的时候，赵菁信任他鼓励他；赵菁无端受怀疑被关进牛棚大半年，军管会动员梁思礼揭发她，让孩子们和妈妈划清界限，可是梁思礼带领孩子们不予理会。
梁思礼充满感激之情地说：
妻子给我的太多太多了。在我忙于导弹研制常年出差在外时，这个家常常丢给赵菁一人，她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独立带三个孩子承担繁重的家务。当我写文章时，她在一旁为我查资料，她有长期整理资料的经验，加上她的聪颖和细心，她成为我离不开的“资料室主任”，遇到想不起的资料或照片，她都会准确无误地手到擒来，还不时为我提醒、补充一些细节。文章写成了，她是第一读者和修改人。在工作中，我成功了她比我还高兴；失败了，她冷静地安慰我，鼓励我再接再厉。在家里，她是主心骨，一切家务安排得妥妥当当从不让我操心。她默默无闻地为我和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家，使我在任何困窘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微笑，拥有一颗快乐的心。
赵菁则夸奖梁思礼是个顾家、能担当的男人。赵菁说：“我很点赞梁思礼的家庭观，他说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安宁多了。现在很多人不回家，并不都在忙事业，是泡在酒吧、歌厅和赌台上。”
梁思礼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生于1959年，适逢党号召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于是他给女儿起名“梁红”；二女儿生于1962年，正值梁思礼在酒泉基地参加第一枚东风2号导弹的首飞任务，临行前他们夫妇二人商量生男起名“凯”，生女起名“旋”。
由于工作忙，夫妻两人难得有精力关心和辅导孩子的学习，女儿们基本靠自己的努力顶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干扰，健康成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都在航天系统出色地工作着。
说起大女儿，梁思礼乐滋滋地评价道：“像我”，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强。她十几岁时在一个工艺品展览会上看见了一个布娃娃，回家就用碎布自己做了一个，结果比那个展品还漂亮可爱。梁红进入航天系统参加工作后，一直坚守在卫星研制工作一线，发挥了动手能力强的特长。在卫星产品的研制过程中，她不仅钻研理论、认真设计，还重视工艺过程，避免了很多因工艺不符合要求而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成为新一代航天队伍中的骨干。她曾负责北斗导航卫星和部分通信卫星型号推进系统重要部件的研制，先后参加过三十余颗卫星的研制和多颗导航、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
小女儿梁旋待人友善、组织能力强，很像她妈妈。她上小学时，由于妈妈被关进牛棚，她申请加入“红小兵”(相当于少先队组织)的要求被老师拒绝，因而大哭一场，一度心情郁闷，后来她懂事了很多，加倍努力学习，热心集体工作。上中学和大学时，她多次担任班干部、团支书，和同学相处得非常好。参加工作后，鉴于她善于从事组织工作，单位曾让她负责市场推广工作，她策划、组织了许多大型市场活动，绩效受到好评。她心地善良、为人谦和，考虑问题经常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有时她和客户谈业务，也为人家想的很周到，朋友和她开玩笑：“你这么好心，公司能挣到钱吗?”梁旋则不恼不急地回敬一句：“良心驶得万年船。”梁红曾在外资公司工作，后来在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负责人事工作。
梁红非常感激父亲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她说：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为了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他经常给我们讲他从17岁开始去美国留学，靠自己打工完成8年的学业。他也经常讲我妈妈17岁就参加革命，鼓励我们从小培养独立的品格，自强自立。
在学习方面他基本上管得不多，但他很注重实践，他跟我们讲要从实践中学习知识。我们上中学时他强调学校实验课的重要性，比如物理、化学，他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实验，实验是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他平时虽然管得很少，但是如果真有问题需要请教他的时候，他也抽出时间耐心地解答。我上初中学到物理电磁场的时候，一开始不理解，我就去问他，他深入浅出地给讲了一下我就明白了。后来考试时，我这部分内容得分挺高。
课余的活动他也很支持，不主张我们死读书。比如从小学到初中的那段时间，我比较着迷摄影，当时我们家有一个上海牌的120照相机，我就和同学拿出去照了好多黑白的照片，不但照了照片还特别喜欢拿回来自己冲洗，我把房间弄得像暗室一样，安上一个红色的灯泡，用盘子装上显影液和定影液去冲洗照片。后来有的同学的照机是135的，照片特别小根本看不清，想放大，可是没有设备我想起我爸回国时带回一个柯达相机(大笨货)，镜头特别大，我就把相机拆了，用那个镜头和一个旧暖瓶外壳自己做了一个放大机。按理说这个相机从国外带回来还挺珍贵的，但爸爸知道我把相机拆了，不仅没有理怨还跟我一起放大照片。刚开始放大得不好，灰灰的，后来就越放越好还挺清楚的。其中有一张他最喜欢的他和我妈的合影，把我妈那部分单独放大了一张照片，现在还摆在我家的书拒里面。他经常这样鼓励我去实践，我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通过自己动手的成功我的自信心也增强了。
父亲特别注重引导我们读书，我们小时候他是通过讲故事引导的。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还很小，单位工作不是特别忙时，他和我妈每天晚上吃完饭定时轮流给我们讲故事。最早讲的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后来我爸讲《西游记》，每天讲完他就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所以搞得我们每天都特别期待。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对读书特别感兴趣，很多世界名著我们都读过。
梁思礼很注意让孩子追求真善美，后来他给学校的学生作报告、题字，给天津耀华中学题字都是“求真求善求美”。他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同时他也是这样去教育第二代、第三代。在他90大寿的家宴上，他就专门讲了一段“求真求善求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