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行健是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进入地调所后，长期跟随斯行健研习古植物学。李星学在治学、为师、做人等方面受到斯行健深刻的影响。
1931年，斯行健赴伦敦出席国际植物学会，并与印度古植物学创始人萨尼教授结为密友。两位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亚洲学者从此常以彼此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互相勉励、互相促进，为各自祖国的古植物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开创了中印两国古植物学合作交流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与印度萨尼古植物研究所学术交流频繁，并有多人次出访萨尼古植物所，对华夏植物群、冈瓦纳植物群等的研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交流。1996年7月，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上，李星学被授予“萨尼国际古植物协会奖章”。
1937年，斯行健在重庆地调所进行研究工作。在李春昱等人的力荐之下，他于1944年开始辅导李星学进行古植学研究。1951年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机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该所后来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又再度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先后被任命为代所长、所长，李星学在其组建的古植物学研究室承担了主要的研究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古植物研究的基础薄弱，有关地层问题得不到解决，严重地阻碍了地质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不得不把化石寄往国外。为了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力劝在德国攻读古脊椎动物学的斯行健以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重，放下个人兴趣，改攻古植物学。这种先国家后个人的牺牲精神对李星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不同场合不只一次提到过斯行健改专业这件事，并谆谆教诲后辈们为了国家的大利益，要舍得牺牲个人的小利益。1963年李星学所著的重要论著《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等就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家地质勘探需要，在长期野外地质调査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
李星学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也一直秉承了这种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1983年，李星学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了《对藏南曲布组舌羊齿植物群三种新植物归属的质疑兼论曲布组的时代问题》一文，针对著名古植物学家徐仁提出的藏南曲布组舌羊齿植物群的属种鉴定及其时代问题提出质疑。徐仁是我国植物孢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东亚和北美植物间断分布的独到见解科学地回答了140年来植物地理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他通过化石植物的研究论证了青藏高原隆升的时代、原因和幅度他的《地质时期中国各主要地区植物景观》一书开创了中国古景观学研究的先河。面对年龄、资历都比自己深厚的大家，李星学并没有轻易服输。他通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将曲布组舌羊齿植物群已发表的论文、图片和其相关文献进行了重新研究比较，以确凿的证据说明了新属种的建立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并由此带来了其相关时代问题的不确定性。同时，在现存事实依据的基础上，他根据植物分类和地层学划分的理论的支持，将这些属种重新厘定，并归于早二叠世晚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李星学接过了恩师的接力棒，他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对外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1957年起，李星学任南京大学地质系兼职教授。在此后30多年时间里，他数次被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这个国内最重要的古植物学人才培养基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一些听过李星学讲课的学生说起往事，至今还记忆深刻。中科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员、石油地质学家、南京大学校友戴金星著文写道：“他谦虚恭谨、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课堂讲学和英俊帅气、才华横溢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新鲜如初，仿佛昨天刚刚下课”。此外，李星学也不遗余力地辅导生产第一线的地质工作者，给他们答疑，帮他们鉴定，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持。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李星学就跟随斯行健编纂了《中国中生代植物》一书，此书在当时解决了许多生产实际问题，在生产一线部门引起了极大反响。此书作为《中国各门类化石》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获得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和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李星学退出一线研究岗位后，对科普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不断地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科教普及工作尽心尽力。
斯行健是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进入地调所后，长期跟随斯行健研习古植物学。李星学在治学、为师、做人等方面受到斯行健深刻的影响。
1931年，斯行健赴伦敦出席国际植物学会，并与印度古植物学创始人萨尼教授结为密友。两位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亚洲学者从此常以彼此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互相勉励、互相促进，为各自祖国的古植物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开创了中印两国古植物学合作交流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与印度萨尼古植物研究所学术交流频繁，并有多人次出访萨尼古植物所，对华夏植物群、冈瓦纳植物群等的研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交流。1996年7月，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上，李星学被授予“萨尼国际古植物协会奖章”。
1937年，斯行健在重庆地调所进行研究工作。在李春昱等人的力荐之下，他于1944年开始辅导李星学进行古植学研究。1951年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机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该所后来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又再度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先后被任命为代所长、所长，李星学在其组建的古植物学研究室承担了主要的研究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古植物研究的基础薄弱，有关地层问题得不到解决，严重地阻碍了地质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不得不把化石寄往国外。为了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力劝在德国攻读古脊椎动物学的斯行健以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重，放下个人兴趣，改攻古植物学。这种先国家后个人的牺牲精神对李星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不同场合不只一次提到过斯行健改专业这件事，并谆谆教诲后辈们为了国家的大利益，要舍得牺牲个人的小利益。1963年李星学所著的重要论著《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等就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家地质勘探需要，在长期野外地质调査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
李星学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也一直秉承了这种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1983年，李星学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了《对藏南曲布组舌羊齿植物群三种新植物归属的质疑兼论曲布组的时代问题》一文，针对著名古植物学家徐仁提出的藏南曲布组舌羊齿植物群的属种鉴定及其时代问题提出质疑。徐仁是我国植物孢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东亚和北美植物间断分布的独到见解科学地回答了140年来植物地理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他通过化石植物的研究论证了青藏高原隆升的时代、原因和幅度他的《地质时期中国各主要地区植物景观》一书开创了中国古景观学研究的先河。面对年龄、资历都比自己深厚的大家，李星学并没有轻易服输。他通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将曲布组舌羊齿植物群已发表的论文、图片和其相关文献进行了重新研究比较，以确凿的证据说明了新属种的建立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并由此带来了其相关时代问题的不确定性。同时，在现存事实依据的基础上，他根据植物分类和地层学划分的理论的支持，将这些属种重新厘定，并归于早二叠世晚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李星学接过了恩师的接力棒，他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对外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1957年起，李星学任南京大学地质系兼职教授。在此后30多年时间里，他数次被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这个国内最重要的古植物学人才培养基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一些听过李星学讲课的学生说起往事，至今还记忆深刻。中科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员、石油地质学家、南京大学校友戴金星著文写道：“他谦虚恭谨、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课堂讲学和英俊帅气、才华横溢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新鲜如初，仿佛昨天刚刚下课”。此外，李星学也不遗余力地辅导生产第一线的地质工作者，给他们答疑，帮他们鉴定，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持。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李星学就跟随斯行健编纂了《中国中生代植物》一书，此书在当时解决了许多生产实际问题，在生产一线部门引起了极大反响。此书作为《中国各门类化石》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获得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和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李星学退出一线研究岗位后，对科普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不断地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科教普及工作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