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根 作物遗传学家、农业教育家。原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曾兼任第八、九、十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常委会副主任，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理事会理事等职。长期从事水稻遗传研究。在稻种遗传资源以及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成果卓著，特别是与他的博士研究生张桂权共同提出的“特异亲和基因”新学术观点，被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首次建立原产我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已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合著）两部。曾协助丁颖院士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一名农业科学家，也是一名教育家，还是一名革命工作者。作为农业科学家，他心系“三农”，潜心水稻研究；作为教育家，他视学生为子女，言行身教；作为革命工作者，他热心政治，爱国爱党。无论是献身革命工作，还是投身科研、教学工作，卢永根始终保持一片赤诚的爱国情怀，并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求实的精神，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童年经历孕育农业情怀

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辈以经商为主。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家中的生意被迫停业，当时的卢永根还在香港粤华中学附小读书。由于环境所迫，他被父亲送回了广州花县（现为广州花都区）的罗洞村老家暂时避难。自此，开始了一段长达两年的乡下清苦生活。

回到老家的卢永根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没有鞋穿，他就光着脚板走路，冬天还跟牧童们骑牛到山丘上放牧。家乡两年多的逃难日子使他这个“香港仔”对农村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乐于同农民亲近，深刻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期间父亲曾托人特意捎来亲笔写的两句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在罗洞村的生活让卢永根对农村、农民都产生了纯粹而又真挚的感情。尽管此后又重新回到香港生活，但他对农业这种质朴的情怀却从未改变。这也为他日后心系水稻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青春年华奉献革命事业

1946年至1949年，卢永根正在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那里也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起点。当时国内很多民主进步人士为摆脱国民党迫害而纷纷移居香港。一时间，香港云集了许多知名人士，他们创办了各种民主书刊和书店，宣传中共的进步主张。

培侨中学是一所爱国的进步学校，爱国与民主思想极为活跃，师生中有不少进步分子，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北撤后复员的人员。在他们的引导下，卢永根阅读大量进步书籍，并常常出席一些进步团体举办的时事报告会。经过多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深思熟虑，他于1947年12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随后在1949年8月，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中毕业时，根据党组织安排，卢永根于解放前回到广州岭南大学就读。在岭南大学，卢永根担任了学校党支部书记兼青年团总支书记。广州解放初期的许多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如扫荡地下钱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卢永根都未曾缺席。

卢永根回忆说，“当时革命工作很忙，既要上课，又要应付考试，经常是没有午休，晚上还得工作到深夜。”然而，那段时期的经历使得卢永根的政治敏感性、组织能力、工作魄力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他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带领中华民族发展与振兴，这是至高无上的。他决定一生都服从党的安排，听从党的指挥。就连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也是听从组织安排的。而随后的经历证明，正是因为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卢永根才能够在农业科研的道路上更加深入的走下去。

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卢永根说，“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了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继续把晚年献给这个事业。”

师从丁颖院士潜心研究

1953年8月，卢永根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等待工作的分配。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主动争取到最艰苦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到海南岛发展橡胶种植，广州团市委也想把他调去当学生工作部部长，但组织上最终决定让他留校工作，担任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

在从事农业教育科研工作中，丁颖院士对卢永根的成才和毕生从事水稻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52年11月院系调整时，卢永根就接触到了丁颖院士。在听过丁院士讲的关于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的专业补充课后，卢永根被他慈祥的面孔和渊博的学识深深吸引住了，从此他开始对水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1年8月，卢永根成为丁颖院士的科研助手，从此，他在水稻遗传育种的研究领域走上了“不归路”。

在从事水稻研究的过程中，卢永根跟着丁颖院士跑遍了全国的稻区，也聆听了他的许多教诲，从他身上得到了许多教益：一是具有火一般的学习热情。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对自己的成就永不满足；二是淡泊名利，勤恳敬业，生活俭朴，学农爱农，献身农业。除了一大堆书籍，丁颖院士身后什么财物都没有留下。三是一丝不苟，虚怀若谷。每一篇论文发表前，总要反复修改，逐字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放过。这一切，卢永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努力效仿。

醉心农业教育科研

1978年，卢永根被国家首批派往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和合作研究，1980年11月又被派往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展水稻诱导胞核雄性不育的合作研究。在水稻矮生性的遗传研究方面，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育成并推广了一大批矮杆优良水稻品种，使水稻产量有了突破性的飞跃。但在以后的水稻矮秆良种培育中，由于“矮氏家族”成员太少，不利于良种的优化。卢永根在研究过程中，对早籼稻的四个著名矮源稻做了系统的遗传分析，根据矮生性基因的遗传方式和等位关系，把现有的籼稻矮源划分为二类四群，为我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水稻矮源和人工创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栽培稻杂种不育性的遗传上，突破了过去一直以小穗育性为指标来衡量不育程度的简单方法，改用了花粉育性与小穗育性相结合的方法。

此后，在对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细胞学和遗传基础的研究中，卢永根成功地培育了等基因恢复系“珍汕97A”，并与他的博士研究生张桂权共同提出了“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概念，同时还提出了应用“特异亲和基因”以克服籼粳杂种不育性的设想。这些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

由于在水稻遗传育种科研领域的卓著成效，卢永根赢得了业界、学界的好评和尊重。也正是如此，众望所归的他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于院士荣誉，他格外珍惜，并以此鞭策自己在水稻遗传育种领域中不断前行。

自述

念师恩：“丁老师对我成才起决定性作用”

丁颖院士对我成才和毕生从事水稻研究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1964年10月他在北京逝世前，我都一直在他身边工作。我跟他出差各地，跑遍了全国的稻区，亲聆了他的许多教诲，从他身上得到了许多教益：一要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不满足现有成绩；二是他勤恳敬业，学农爱农；三是一丝不苟，虚怀若谷。

谈教育：“教师不能像商人逐利”

高校应该培养各类专才和通才、培养科学创新的领头人、培养推动社会进步的精英力量，这种定位决定了学校不能像个商场、教师也不能像商人，道德建设非常重要。加强师德建设，一方面国家和政府要努力创造良好的育人大环境，另一方面高校这个小环境也要坚持操守，以独特而不媚俗的精神反作用于大环境。我不赞成现行的某些奖励制度，过度同物质、金钱挂钩，容易形成攀比之风，也使教师和学校的心态愈加浮躁。

讲政治：“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我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不可能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学习政治理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不能只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趋炎附势，敢讲真话，不讲过头话，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绝不能跟风。

论名利：“真正的名是人民给的”

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下，以及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一些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急功近利，为图虚名，不惜弄虚作假或剽窃别人成果，这不仅导致个人身败名裂，而且对年轻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制度虽还不完善，但科研工作者也应淡泊名利。真正的名，不是自封的、不是伸手要来的，也不是通过媒体炒作而来的，而是人民给的，是大家公认的，只可遇而不可求。淡泊名利就能心理平衡，沉得住气，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躁动。不搞一窝蜂，不争抢头功。

敢于提拔年轻人的校长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现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战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骆世明、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泰岭……这些在政界、学界叫得响的人物都是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时一次性破格提拔的。

卢永根坦言,当时提拔年轻人的压力很大。1987年的华南农业大学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困局,论资排辈的风气又很重。此时,校长卢永根受命选拔年轻人才。他回忆说,当时很多四五十岁的老教师都等着被提拔,提拔年轻人反对的声音很多,一旦失败,闲言碎语就会纷至沓来。

为了提拔年轻人，卢永根把工作做到了最细致。他仔细阅读了每个人的档案,并找每个人谈话,以进一步考察个人品质。同时他让这些年轻人在100多人的全校副教授以上的会议上进行述职演讲，参加系、校两级学术委员会不记名投票,并将材料寄到校外进行专家评审。

如今,当年破格提拔起来的8个年轻学者已经成长为各自领域中响当当的大人物,被称为“华农八大金刚”，他们被提拔的故事成为了华农校史上的一段佳话。

淡泊名利的教育家

2004年,卢永根主动停招学生,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协助。谈到现在的工作状态,这位水稻遗传学专家一脸轻松地表示,自己虽然没有退休,但考虑到年龄问题,已经从一线淡出了。

如今,卢永根仍坚持每天工作,给学生做报告,去实验室看看,并不断有新的论文发表。此外,他还主动帮助学生辈的年轻教师们带学生,参加学生论文开题答辩,修改论文,虽然没有挂名,但依然忙得不亦乐乎。

有报道说,有人九十岁了还在第一线,这不应提倡。”卢永根说,毕竟年纪大了,眼睛、手脚都慢了,应该主动淡出,老人家的长处是经验多。事实上,卢永根的身体状况在同龄人中是很不错的。虽然已年过80,但身板硬朗,谈吐稳健,也没有重大慢性疾病。

不越位、不错位,这是卢永根给自己定下的原则。他表示,定位找准了,个人考虑少了,心情也开朗了很多。

平凡的慈祥外公

“我的外公名字叫卢永根，他的身材在南方人里算较高的。他原来是一位大学校长，现在退休了，但他仍然做研究工作和带博士生。他现在还很忙，常常要出差或开会。”

“外公虽然这样忙，但他依然每天抽时间和我一起玩。周末的清晨，他都带我出去散步，边散步边给我讲故事，我很喜欢他。有时他还特意带我去鸡场或兔场参观。为了让我开心，外公在兔场买了一只小灰兔送给我饲养。他每天都抽出时间帮我拔草喂兔子，或帮我清洗兔笼。”

卢永根外孙女许励勤早年的一篇中文习作用稚嫩文字展现了卢永根的另一面：一个平凡慈祥的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