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武先生,解放前去美国。1955年,经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与美方严正交涉,被羁留在美的中国学者获准回国。李正武先生热爱新中国,放弃了在美职位与优越的生活条件,偕夫人孙湘先生,携出生仅二个月的幼子,与著名学者钱学森等同船返回祖国。 李正武先生早年从事轻核反应实验研究。在美期间,他解决了直接由核反应循环精密地自洽测定质量数从1至35所有轻原子核质量的问题,并由此得出当时最精确的爱因斯坦质量能量转换系数实验值。爱因斯坦质量能量转换关系被认为是整个物理学中也是自然界最根本的一个规律,同时也是原子能(核能)的基础。在同一时期,他进行了太阳物理方面的研究,成为后来提出热核聚变研究的先导。 李正武先生回国不久,正值我国着手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长期规划”。他积极参与,提出多项建议。1955年末,他倡议在我国开展“可控热核反应”(即“受控核聚变”)的研究,并以“大能量”作为代号。自1958年开始,我国受控核聚变实验研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原二机部401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相继展开。1961年,国家调整科研战线布局,核聚变研究从“元帅”降为“保留种子”。我国理论物理著名学者王承书先生调离原二机部401所14室。李正武先生由高能加速器研究和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岗位调至受控核聚变研究岗位,迄至今日。 李正武先生1916年11月8日生于浙江省东阳县(现已改建为市),1934年浙江省高中毕业会考获第一名,同年在3600名全国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他热心参加,并于1936年冬参加“抗日前线服务团”赴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1938年毕业后,他去贵阳气象所,任技士。之后,他在江苏医学院(重庆)、复旦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和上海)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46年,他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去美国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他的攻读主科为核物理,导师为C.C.劳列生与后来获诺贝尔奖的W.A.福勒;副科为(分子生物物理)噬菌体研究,导师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

M.德尔布鲁克。他先后在该校任研究助理、研究员。1954年,他去美国望城医学中心,创建了一台性能独特的钴射线治疗仪。多年之后,此治疗仪还在使用。

1955年回国后,他协助我国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先驱者赵忠尧先生研制完成了我国第一台2.5MeV质子静电加速器和第一台电子静电加速器。自1958年起,他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高能加速器的筹建工作,提出了我国高能加速器的早期方案。1959年后,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直到1961年转入核聚变研究领域。 自1961年起,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他领导了绝热压缩小型磁镜装置的研究工作及小型仿星器装置的后期筹建工作,在此期间,还在东北503所倡仪建造稳态“多用磁笼”装置。1965年,他负责三线基地,即原二机部585所的筹建工作,1969年底,随三线建设迁至四川乐山原二机部585所,即现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二机部585所所长,任职期间,他指导了中国环流器一号装置的设计建设,领导了这一装置和全所的等离子体物理与聚变工程技术的研究工作。70年代初,他在国内率先提出了聚变裂变共生堆的概念。他高瞻远瞩,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了等离子体的总体性质,提出了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的品质参数空间的概念,并在198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委员会会议上做了特邀报告。在此基础上,他指明了中国环流器一号装置明确可行的物理实验研究方向,为我国环流器一号装置物理实验研究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88年,为了指导我国受控聚变事业的发展,他及时提出了中国环流器二号的概念设计框架,成为中国环流器二号计划的早期基础。 李正武先生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是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倡首人,亲任理事长至今。为推动学术交流,他创办了《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期刊,任主编。他曾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聚变研究理事会首届中国成员,现任该机构《NuclearFusion》期刊编委,并曾多次任国际有关专业会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李正武先生曾列席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正武院士是我们的导师,他一贯治学严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培养年青人。李正武先生一再亲切地教育、告诫年青人,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年青一代学术带头人群体,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应尊重先行的老一辈科学家,相互学习,团结协作,才有可能形成。这对于我院严肃的科学作风的形成和一代学术带头人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三十多年前,当他刚来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14室时,给全室每人发了一支小螺丝刀。至今,这个小小的礼物还在一些同志手中保存着,有时还用它。虽则他并未说明其用意,但显而易见,这是提醒年轻人,亲自动手,实践得真知。他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若到工厂,1—2年可望成为车间的骨干;若做一般成熟的科学研究,可能在3—5年内成为专家;但是,从事受控核聚变研究,要10年以上才可能成才。这极大地增强了年轻人安心钻研的劲头,并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受控核聚变研究是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许多科学技术领域,要求深入而广泛的学科知识,这也是不同专业的人员相互了解与协作的基础。因此,李正武先生安排搞理论的同志参加实验和工程的具体工作,要求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轮流到各组参加短期工作,以期对各方面的工作有一个基本了解。虽则这种做法因十年动乱而中断,但在那一代人中,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却一直存在着。他崇尚实践、团结协作、不仅要作好本职工作还应扩大知识面的精神,促进了一代学术带头人的成长。 李正武先生一贯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当我院第一次出席国际重要学术会议时,李先生亲自对文章反复逐句修改,最后送国外专家及编辑部审定,以致正式发表时只改动了一个标点符号。

当年轻人中间就重要学术问题发生争论时,他只是认真地听,从不轻率发表意见,回家亲自动手计算、分析,然后才个别告知你的意见是对还是错。他还亲自上课,讲解“实验数据与误差分析”,“怎样撰写科学论文”并讲解一些在各个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涉及研究方向的问题。直到七十多岁高龄,对于研究生的论文,他还是从结构、文字各方面仔细推敲,从不轻易放过一个不足之处。在对外开放初期,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李正武先生亲自上课辅导,鼓励大家学好外语为科研工作服务。他对年轻人爱护备至,而对于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人,李先生只是淡然一笑,不屑一顾。因此,李正武先生不仅在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而且在国内一代学术带头人中乃至全国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界都有崇高的威望。李正武先生与国内外科技界都有广泛的接触,有许多朋友,老一辈科学家特别尊重李正武先生的意见,每当向他们汇报工作时,通常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李正武先生什么意见?” 李正武先生一丝不苟的作风还表现在生活细节上,对整理好的书、材料以至一枚书签他都记得,要是别人动过,他就会知道。他有坚强的毅力,三年困难时期众多人身体不好,盛夏时节,大家都在桌、椅上午睡,他独自戴个草帽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区徒步走回三公里外的南区,坐一会,又走回北区,坚持不懈。在外开会期间他和大家同吃同住,每天紧张工作,有时直到深夜。正因为工作和生活能张弛有度,虽八十岁的高龄,他仍是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身体健康。 李正武先生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注意国家的科技体制改革,总是及时、准确地理解与运用中央的精神。年过古稀,他仍注视着我院的受控核聚变研究,不时提出指导性意见;关心我院的民品开发与生产,提出指导原则并努力身体力行,计划开展开发研究的具体工作。 李正武先生是我院的名誉院长,建国初期,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毅然回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研究发展的初期,积极倡导开展受控核聚变研究;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迎着困难上,投身于我国核聚变事业,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以高度的事业心,潜心研究核聚变科学技术。李正武先生严以律已、宽以待人、诲人不倦、甘为人梯,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热情地培养了整整一代学术带头人。他高瞻远瞩、进取创新、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为我国核能与核聚变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无愧为我国受控磁约束核聚变的奠基人。 在此,谨引用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贺电作为本文的结束,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欣逢您八十华诞之际,谨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并感谢您为我国科技事业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