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所有留学生的待遇一样，标准很高，每月的生活费加上津贴是500卢布、折合人民币250多元，相当于国内高级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的工资标准。

在国内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接受培训期间，留学生们就被反复告知，培训一个留苏预备生每个月的费用，需要几十个农民辛勤劳作一年，而支付一个在苏联学习留学生每个月的费用，是10倍于北京培训费的一个巨大开销。因此，这些留学生对于这种优厚的待遇都有一种感恩深情。50年代，在中国大城市里的家庭，每月人均10元人民币就算小康家庭了，相比之下，这些非常了解国情的年轻人，每个月在领取生活费的时候，都会从心底感受到压力，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有辱使命。

东华大学教授、留苏研究生，也是梅自强的同一届同学周启澄说：“当时能够被选派到苏联去，是优秀青年里的优秀分子，经过反复几轮考察，非常严格。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才能够供应我们一个人的学费，所以，我们感觉很对不起人民，在那里就拼命地学习，尽量把更多的东西带回来，再报答国家、报答人民。”

梅自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是对我今后发展很重要的一段。当时觉得国家派我到苏联学习，对自己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机遇，我应该好好地珍惜，努力学习，将来能对祖国建设有所贡献。到了苏联，首先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语言的障碍。第一年我们学俄语，学哲学，学马列主义。苏联老师强调看原著，给我们指定必看的章节。我们为了学好俄文，可真是下了苦功，废寝忘食地边看原著边做笔记。班上的苏联学生显得较为轻松、活跃，一到周末的晚上就聚在阅览室里跳舞，而我们中国学生就聚到图书馆看书。我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集中时间学习，终于在老师的指导下，用一年的时间学会了俄文。在苏联的四年很辛苦，基本上都是争分夺秒地学习。”

中国留学生为了尽快突破语言障碍、掌握专业技能而废寝忘食。很多人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下课后在教室接着自习;教室锁门了就回宿舍继续看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接着学习;凌晨一两点才上床，躺在床上还要再背一篇课文。周末，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结伴出去跳舞、游玩，却几乎看不到中国留学生去玩。

当时教室第一排坐的永远是中国留学生，每次上课，苏联学生总是自动将第一排的位置留出来让给中国学生。课堂上最复杂的问题总是留给中国学生回答，而中国学生的反应则成了教师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尺。如果中国学生能够回答出，教师就说：“你们看，一个外国学生都听懂了，你们还不明白。”否则，教师就会说：看来我没有讲清楚，现在再讲一遍。”

一次，莫斯科苏联海军高级军官学校召集中国、朝鲜、东欧等国家的留学生干部开会，郑重要求考试成绩不合格的朝鲜、东欧学生周末一律不许出去玩，否则严肃处理；而所有中国学生每个周末不许再看书，必须休息，学院将指定专门的教员陪同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