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彭湃牺牲后,彭士禄被国民政府列入搜捕范同,敌人到处搜捕他,成为通缉犯。1930年,七婶杨华把彭士禄从海丰悄悄接到澳门,和祖母周凤三人靠糊火柴盒、黏胶鞋、绣花艰难度日。1931年又到香港的五叔家呆了一段时间。半年后,1931年夏,党组织让彭士禄的七叔彭述将其送到潮安一带,待有机会再送往中央苏区瑞金。然而这条路却并没有那么好走,自此彭士禄便与亲人失散,彭士禄不知住过多少家,过起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的生活。

与家人失散的经过,彭士禄在自述《难忘的少年时千勘②一文里是这样描述的:那时,大概是1931年秋天,我六七岁了,跟祖母住在香港。有一天,我七叔来带我出门,我不知道要往哪里,结果是坐船到了汕头。我没带行李,手里拿着把雨伞,跟着七叔上了岸,步行到庵埠附近一个小村。那时有铁路,这个村距铁路很近。我们进村后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里面聚集着二三十人,有带驳壳枪的,有人躺在床铺上。不久,七叔对我说,他要去“出恭”,但一去就没再回来。我不见七叔,便哭起来。叔叔们哄我,带我住到一户人家里去。住了一个礼拜,又转到另外一家去。因为当时要查户口,我便一家转一家。

到了后期,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到了山顶阿妈那里。那个山上就是她一家人,她就一个人,我叫她叔婆,现在的话叫婶子。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就她一个人,在一个山上的半山腰里面,孤孤单单一个房子,没有别的人,那我们两个在一起。我老是跟她去种菜,种地,去捡蘑菇,爬树,抓鸟蛋,乌的蛋,来吃。我估计在这个地方呆了将近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印象比较深刻,我叫她叔婆,名字、姓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么有一次正好她经常带我下山去,回来的时候在一个爬山的斜坡路上死了一个人,是个男的,她看了之后挺害怕的,怎么搞的,马上就把我就带走了,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就给我带回去了。所以我在那地方有个好处就是学会爬树,去抓鸟蛋,还捡磨菇,帮她种地,这样两个人过得很不错,平安无事的。自从看到死人之后,估计她就不太安心,就感到我不能久呆,这样就把我弄到山下。山下一个村子,比较大,这家人我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是打鱼的。我们那里有,潮州不是有很多池塘嘛,都养鱼,这家人就是养鱼的。那么我就跟着这个爸爸经常出来打鱼,因我别的干不了,可能也就是不到七岁嘛,就跟他来打鱼这样情况。打鱼我也淘气,那旁边种着潮州柑,很大,我看了真好吃,但也不能偷。他一看我这个样子的话,挺馋的,他就把他的鱼拿了一部分到了老太太家里,他说我跟你换几个柑吃吧,你看我这个小孩子,看了你这个广柑非常甜,非常好吃,挺馋的,老是用鱼跟她换几个柑来吃。我这个爸爸不错,老带着我去打鱼,这样我在这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这个人呢我不好意思问他姓什么,到那里就叫爸爸妈妈完了,哥哥、弟弟,就这么个情况,不好意思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们对我都非常的好。

彭士禄当时还不知道,七叔彭述离开后不久就被逮捕,期间遭受敌人的酷刑和虐待,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并秘密掩埋,直到后来尸体也没有找到,牺牲时年仅30岁。在潮安和金砂乡,贫苦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无论到哪一家,彭士禄都认家里人作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在彭士禄的记忆里,有“山顶阿妈”、“船夫父亲”、潘姑妈等20多位“爸爸”、“妈妈”。其中有两件事彭士禄记忆比较深刻:一是去苏区路上经历;二是潘姑妈待自己胜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