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一些地区已经出现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产生抗药性的问题，尤以东南亚最为严重。随着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抗氯喹恶性疟侵袭不断扩散，威胁着越南军民的健康。196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领导人时，越方谈到越南南方疟疾流行严重，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毛主席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随后，总后勤部下达命令，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两家单位开始研究长效的抗疟药，一个项目，齐头并进。在1967年之前，军队系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广州、昆明和南京军区所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已经为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开展了相应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曾提出，在疟疾流行区，部队无论是在平时演习或是战时军事行动，服药预防是一项重要的抗疟措施。但是常用抗疟药，只有短期效果，必须经常服用，在大规模现场应用时有漏服或拒服情况，从而影响了服药预防效果。因此，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始寻找有效抗疟药和长效预防药，如六所仿制合成了长效抗疟药CI-501并对传统抗疟中药常山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而五所则对CI-501进行了大量的鼠疟、鸡疟的研究。

在1966年5—8月，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出了一大批人员赴越南调查援越部队的卫生状况、各种疾病的发病和防治情况等，其中还重点对疟疾发病和防治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越北军区卫生代表团阮国璋介绍：疟疾为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越南人民军主要疾病系疟疾，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的疟疾发病高达100%。由于出现了抗药性疟原虫，防治疟疾常用的药物大多不能奏效，急需研制出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的药物。

据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计划处处长吴滋霖回忆，1966年6月前后，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桂绍忠通知吴滋霖和他一起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勤部）开会。会议主要是由陈庞参谋长传达毛泽东主席下达一个有关解决越南战争中南方部队的疟疾防治任务，考虑到仅凭军队科研力量太薄弱，就由总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牵头商议进行大协作。从总后勤部开会回来后，吴滋霖开始着手联系国家科委等部门进行大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