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至少从更新纪起，无数代人类祖先都一直遭受疟原虫的侵袭。罗马帝国时期，疟疾流行猖獗、极具破坏力，被认为是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后，把疟疾带给了西半球，而西半球的回赠却是治疗疟疾的药物。17世纪30年代，一位西班牙牧师发现秘鲁当地土著以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发热。后来，他将这些树皮作为草药带回欧洲，成为治疗发热疾病的良药。到17世纪末，金鸡纳树皮已成为秘鲁的一种重要出口产品，它对间歇热的疗效也得到了确切的验证。1693年，康熙帝罹患疟疾，太医束手无策，广征良方，均未得愈。有来华传教士获知后向朝廷进贡金鸡纳皮一磅，康熙服后病愈。康熙由此对西方医学发生兴趣，令人用满文翻译西方解剖学书，亲自审校并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
19世纪初，用化学方法提取植物药有效成分的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J.Pelletier)和药物学家卡文图(J.B.Caventou)合作，从金鸡纳皮中提取出了奎宁(quinine)。19世纪晚期，英国医生曼松(P.Manson)来华任海关医生，期间对丝虫病和疟疾开展了深入研究，后来又与罗斯(R.Ross)合作确定了蚊子是疟原虫的宿主，疟疾由蚊子叮咬而传播。罗斯因此荣获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曼松因在寄生虫病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誉为“热带医学”之父。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人工合成抗疟药物进一步增强了对疟疾的控制能力，这些药物不仅可以用于治疗还可以作预防用。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P.Müller)合成了杀虫剂DDT。40年代，DDT在疟疾防治计划中派上用场。1948年，米勒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使用长效喷雾方法在消灭局部地区的疟原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开展灭疟运动。世界卫生组织促使很多国家大力开展灭疟行动，并为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数目可观的资金以及顾问支持。到70年代初，已有相当多国家成功消灭地方性疟疾，但遗憾的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疟疾仍旧肆虐。尤其是按蚊对杀虫剂的抗药性和疟原虫对抗疟药物的抗药性都使疟疾控制与治疗工作越发复杂。时至今日，疟疾依然是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疟疾的流行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疟疾也曾是严重危害我国人口健康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疾病之一。新中国诞生之前，我国缺少系统的疫情统计报告资料，从现有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疟疾流行范围很广，华南、华中、华北乃至东北、新疆等地都有相关的疟疾发病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其中疟疾等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防治成为当时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达1829个，占当时县市数的70%—80%。据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河南等8省疫情不完全统计，1955年疟疾的发病人数占19种传染病患者总数的60%左右。1956年，我国颁布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包括疟疾在内的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疾病。同年8月卫生部召开全国疟疾防治会议，制定了防治疟疾规划。通过综合防治措施，我国的疟疾发病率由1955年的102.8/万下降至21.6/万。
与此同时，中医药学研究成为国家卫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55年中医研究院的建立，使得中医药研究成为国家卫生发展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抗氯喹恶性疟在东南亚流行，也延及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国家虽然采取多种防治措施，但也时有反复。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疟疾病人，1970年甚至达到近3000万病人的记录。为此，寻找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成为全球棘手的热点和难点，各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国各地医疗卫生机构及科研单位除了研制新的化学药物之外，也积极开展收集、整理民间治疗疟疾的偏方验方，主要涉及常山、胡椒粉、小柴胡、青蒿等，不过，此时尚未明确青蒿的治疗价值。
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至少从更新纪起，无数代人类祖先都一直遭受疟原虫的侵袭。罗马帝国时期，疟疾流行猖獗、极具破坏力，被认为是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后，把疟疾带给了西半球，而西半球的回赠却是治疗疟疾的药物。17世纪30年代，一位西班牙牧师发现秘鲁当地土著以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发热。后来，他将这些树皮作为草药带回欧洲，成为治疗发热疾病的良药。到17世纪末，金鸡纳树皮已成为秘鲁的一种重要出口产品，它对间歇热的疗效也得到了确切的验证。1693年，康熙帝罹患疟疾，太医束手无策，广征良方，均未得愈。有来华传教士获知后向朝廷进贡金鸡纳皮一磅，康熙服后病愈。康熙由此对西方医学发生兴趣，令人用满文翻译西方解剖学书，亲自审校并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
19世纪初，用化学方法提取植物药有效成分的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J.Pelletier)和药物学家卡文图(J.B.Caventou)合作，从金鸡纳皮中提取出了奎宁(quinine)。19世纪晚期，英国医生曼松(P.Manson)来华任海关医生，期间对丝虫病和疟疾开展了深入研究，后来又与罗斯(R.Ross)合作确定了蚊子是疟原虫的宿主，疟疾由蚊子叮咬而传播。罗斯因此荣获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曼松因在寄生虫病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誉为“热带医学”之父。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人工合成抗疟药物进一步增强了对疟疾的控制能力，这些药物不仅可以用于治疗还可以作预防用。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P.Müller)合成了杀虫剂DDT。40年代，DDT在疟疾防治计划中派上用场。1948年，米勒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使用长效喷雾方法在消灭局部地区的疟原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开展灭疟运动。世界卫生组织促使很多国家大力开展灭疟行动，并为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数目可观的资金以及顾问支持。到70年代初，已有相当多国家成功消灭地方性疟疾，但遗憾的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疟疾仍旧肆虐。尤其是按蚊对杀虫剂的抗药性和疟原虫对抗疟药物的抗药性都使疟疾控制与治疗工作越发复杂。时至今日，疟疾依然是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疟疾的流行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疟疾也曾是严重危害我国人口健康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疾病之一。新中国诞生之前，我国缺少系统的疫情统计报告资料，从现有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疟疾流行范围很广，华南、华中、华北乃至东北、新疆等地都有相关的疟疾发病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其中疟疾等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防治成为当时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达1829个，占当时县市数的70%—80%。据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河南等8省疫情不完全统计，1955年疟疾的发病人数占19种传染病患者总数的60%左右。1956年，我国颁布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包括疟疾在内的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疾病。同年8月卫生部召开全国疟疾防治会议，制定了防治疟疾规划。通过综合防治措施，我国的疟疾发病率由1955年的102.8/万下降至21.6/万。
与此同时，中医药学研究成为国家卫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55年中医研究院的建立，使得中医药研究成为国家卫生发展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抗氯喹恶性疟在东南亚流行，也延及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国家虽然采取多种防治措施，但也时有反复。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疟疾病人，1970年甚至达到近3000万病人的记录。为此，寻找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成为全球棘手的热点和难点，各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国各地医疗卫生机构及科研单位除了研制新的化学药物之外，也积极开展收集、整理民间治疗疟疾的偏方验方，主要涉及常山、胡椒粉、小柴胡、青蒿等，不过，此时尚未明确青蒿的治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