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
时局动荡，宋家树一家从湖南到武汉，再到重庆，一路逃难，即使到了重庆也是东躲西藏。尽管如此，父母仍然非常重视对宋家树兄妹的教育和培养，对子女的教育自有一套方法。据宋家树回忆：“母亲一般对我还是比较放任自由的，不太管。我小时候喜欢东拆一些东西，西拆一些东西，把家里的钟表、留声机、收音机等拆得乱七八糟，她也不骂，总是鼓励我去怎么把它弄好。”
父母自幼就教宋家树识文断字、讲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故事，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尽量买一些科普读物给宋家树阅读。宋家树对家庭读书的氛围记忆尤深：“我觉得主要影响还是看书。在家里，大人不告诉你要看什么书，因为大人老在看书，小孩也就学，就觉得一定是很好玩，为什么大人都在看，培养出对书的一种感情。”
宋家珩在访谈时回忆了母亲对她们兄妹二人的影响：
母亲一生都很独立，非常坚强，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沉着应付，而且她勤于劳作，崇尚自力更生。从抗日战争爆发直至解放，我们家的生活都处在社会动乱之中，有几次陷入非常危险和无助的境地，母亲都承受了下来，带着我们两个孩子挺过了那段异常混乱的时期。母亲陪伴我们的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母亲特别重视我们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的生活长期处于动荡和不安定状态，到处逃难，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孩子读书就是个大问题。母亲总是到一个新地方后，首先就是安排我们进学校读书，而且尽量选择最好的学校。所以我们在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期间都没有中断过学习，仍是按部就班地接受了基础教育，没有耽误后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母亲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贡献。
她也很重视对孩子的身心教育，从小注意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培养孩子诚实，不讲假话，做事认真的品格。应该说，母亲对家树哥寄予了厚望，树哥从小就聪明好学，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和钻研的精神。从小母亲就经常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科学家，她也格外重视对树哥的培养和教育，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
她对孩子的身体成长很是注意，讲究食物营养，即使生活艰难，她自己种菜养鸡养鸭，也要让孩子有足够的营养，这些对我们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陈家桥，日军很少来轰炸，父母亲都在内政部工作，又有“陶家菜园子”，一家人基本上衣食无忧，生活总算安定下来。宋家树从小展露出来的天赋让父母亲喜忧参半：喜的是宋家树喜欢看书，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是个可造之材；忧的是宋家树早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应该到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却无校可上。迫不得已，就把宋家树送到附近的一个私塾，主要学习和背诵四书五经、《论语》之类的书籍，晚上，母亲就在家教宋家树读书。
入读高小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大量的政府机关、厂矿企业的职员及家眷以及沦陷区的人民也向西流亡，大批民众迁入重庆，1937-1946年重庆人口由47万剧增至124万。人口的不断增加意味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1940年重庆的学龄儿童约为3.8万人。重庆原有的学校、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造成像宋家树这样的大量学龄儿童上不了学。
国民政府在战争非常时期没有放弃教育，采取了稳定教育的政策。为了减轻战争对教育的破坏，维持教育秩序，确定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指导方针，并采取了新建学校、扩大学校规模、增加教育投入等一些发展初等教育的措施。1939年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大力推行国民教育，“每一保必设一国民学校（即初级小学），每一镇必设一中心国民学校（即高级小学）”，期于短期内“使全国人民普遍受最低限度的国民基础教育”。据1939年统计，重庆市有市立小学5所、中心学校12所、国民基础学校25所、私立小学53所，共计95所，比1936年增加16所，平均每年增加4所。1939年，日机对重庆市区进行大轰炸后，中央政府机关及市区人口疏散至歌乐山、青木关与北碚之间，遂定为“迁建区”。该地区小学教育得以较快发展，至1943年，迁建区中小学移交重庆市教育局管理，共有小学12所，在校学生3375名。白鹤场小学便是其中之一。
白鹤场位于歌乐山中的陈家桥附近，是个小山村，树多，白鹤多，故有此名。白鹤场离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总部所在地傅家院子不远，为满足陈家桥附近的学龄儿童特别是内政部职员的子弟上学，同时也是为了推行国民教育的需要，重庆市社会局在白鹤场新建了一所小学，沿用地名，取名白鹤场小学。
白鹤场小学于1940年年初开始动工修建，因陋就简，修建了两排简易砖瓦房，两排房子成直角形排列，一排作为教室，一排作为教师办公室及宿舍。当年秋天正式招生开学。当时附近的适龄儿童有的之前已上过几年学，因战乱失学；有的儿童读过私塾，年龄比较大。考虑到这些情况，为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上学，学校开学伊始，就按照学制的要求，足额开齐了6个年级，其中1-3年级为初小，4-6年级为高小，每个年级1个班，共6个班。
是年，宋家树8岁，妹妹宋家珩4岁，由于之前读过私塾，母亲又教了一些知识，底子比较好，母亲决定让宋家树直接从高小（四年级）读起，妹妹上初小一年级。
学校共有11名教职员工：校长董瑞岚，教导主任是宋家树的十姑母宋竞欧，教员有史麟华、贾克隆、李仝仁、姜贞、刘咏、张清芳、杨培钟，事务员刘志娟。这些教员基本上都是从沦陷区流亡到重庆，有的以前也是教员，普遍都有比较高的学历，而且是通过公开竞聘，择优
录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颁布的《小学课程修订标准》中指出，“注重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国民道德、民族意识及生活所必需之基本知识技能，以期养成修己、善群、爱国之公民为目的”。这样的培养目标，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市各小学校当然是首先贯彻执行，白鹤场小学的方针就是对全国小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在其校章草案总则中规定：“本校为实现三民主义之教育，树立新国民之基础，以适应革命建国之需要，特制定方针如下：健全儿童身心；培养固有道德；启发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灌输科学知识；训练生活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发扬创造精神；增强艺术兴趣。”高小设置的课程有：团体训练、音乐、体育、国语、算术、社会（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劳作、图画等9科。为提高各小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重庆市社会局、教育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培养、提高所属各校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第一，利用假期办训练班，调训小学教员。第二，组织国民教育研究会，促进小学教师交流教育教学经验。第三，实行国民教育视导和辅导制度，加强对各小学执行教育教学方针、课程设置、教育教学质量的督促检查和协助。另外，像白鹤场小学这类新建立的迁建区小学，由教育部直接领导，教师待遇优厚，与国立中学教员相同。
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是内政部职员的子弟，与宋家树同班的同学如路长宏、廖兆暄等的父母都在内政部工作，大人们都比较熟，经常往来，因此小孩们关系也比较好，上学、放学基本上都结伴而行。学校离家要走将近半小时，都是走乡间小路或是田埂，两边都是稻田。宋家树和同学放学后常在田野里玩，特别是油菜花开花季节，但时有疯狗咬人。
宋家树从小天资聪颖，虽然从四年级开始读书，但功课还是非常好，在班上当班长，在学校自治会也干过一些工作。自小父母尤其是母亲就鼓励宋家树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并有意识地培养他向这方面发展。“记得学校里写作文——“我的志愿”，我就写将来要当一个爱迪生一样的发明家。”这期间，经父母的介绍，宋家树还看过《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因学习成绩好，宋家树经常得到父母、父母的同事、邻居们的夸赞。
宋家树在少年时代，亲眼见到国家和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为寻找安全的生存环境，一家人东躲西藏，四处迁移，这些痛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印象里面，有时候敌机在农村、郊区，单架飞机都飞得很低很低，甚至在地面上连驾驶员都能够看见，它有一个仓，单翅膀飞机，还能看见有人从飞机上往地面扔手榴弹，到这种程度，也没有人去打。当时心里很难受，也很无奈，让别人欺负到这种程度，我的感觉就是，国家弱了什么事都不行，国家富强重要，特别是武装很重要。”
科学报国的理想在宋家树幼小的心灵中慢慢萌芽。
1943年，由于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国民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因此父亲被派到河南去当县长，母亲被解雇，家庭经济收入因而不再稳定，生活常陷困境。7月，宋家树从白鹤场小学顺利毕业，母亲权衡再三，决定让宋家树报考位于重庆青木关镇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简称社教附中），一是该校教学质量高，已经很有名气；二是读书不用交学费、生活费，基本上是免费上学。8月，宋家树以优异成绩通过社教附中组织的秋季班招生考试，并被录取。
学前教育
时局动荡，宋家树一家从湖南到武汉，再到重庆，一路逃难，即使到了重庆也是东躲西藏。尽管如此，父母仍然非常重视对宋家树兄妹的教育和培养，对子女的教育自有一套方法。据宋家树回忆：“母亲一般对我还是比较放任自由的，不太管。我小时候喜欢东拆一些东西，西拆一些东西，把家里的钟表、留声机、收音机等拆得乱七八糟，她也不骂，总是鼓励我去怎么把它弄好。”
父母自幼就教宋家树识文断字、讲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故事，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尽量买一些科普读物给宋家树阅读。宋家树对家庭读书的氛围记忆尤深：“我觉得主要影响还是看书。在家里，大人不告诉你要看什么书，因为大人老在看书，小孩也就学，就觉得一定是很好玩，为什么大人都在看，培养出对书的一种感情。”
宋家珩在访谈时回忆了母亲对她们兄妹二人的影响：
母亲一生都很独立，非常坚强，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沉着应付，而且她勤于劳作，崇尚自力更生。从抗日战争爆发直至解放，我们家的生活都处在社会动乱之中，有几次陷入非常危险和无助的境地，母亲都承受了下来，带着我们两个孩子挺过了那段异常混乱的时期。母亲陪伴我们的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母亲特别重视我们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的生活长期处于动荡和不安定状态，到处逃难，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孩子读书就是个大问题。母亲总是到一个新地方后，首先就是安排我们进学校读书，而且尽量选择最好的学校。所以我们在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期间都没有中断过学习，仍是按部就班地接受了基础教育，没有耽误后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母亲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贡献。
她也很重视对孩子的身心教育，从小注意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培养孩子诚实，不讲假话，做事认真的品格。应该说，母亲对家树哥寄予了厚望，树哥从小就聪明好学，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和钻研的精神。从小母亲就经常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科学家，她也格外重视对树哥的培养和教育，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
她对孩子的身体成长很是注意，讲究食物营养，即使生活艰难，她自己种菜养鸡养鸭，也要让孩子有足够的营养，这些对我们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陈家桥，日军很少来轰炸，父母亲都在内政部工作，又有“陶家菜园子”，一家人基本上衣食无忧，生活总算安定下来。宋家树从小展露出来的天赋让父母亲喜忧参半：喜的是宋家树喜欢看书，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是个可造之材；忧的是宋家树早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应该到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却无校可上。迫不得已，就把宋家树送到附近的一个私塾，主要学习和背诵四书五经、《论语》之类的书籍，晚上，母亲就在家教宋家树读书。
入读高小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大量的政府机关、厂矿企业的职员及家眷以及沦陷区的人民也向西流亡，大批民众迁入重庆，1937-1946年重庆人口由47万剧增至124万。人口的不断增加意味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1940年重庆的学龄儿童约为3.8万人。重庆原有的学校、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造成像宋家树这样的大量学龄儿童上不了学。
国民政府在战争非常时期没有放弃教育，采取了稳定教育的政策。为了减轻战争对教育的破坏，维持教育秩序，确定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指导方针，并采取了新建学校、扩大学校规模、增加教育投入等一些发展初等教育的措施。1939年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大力推行国民教育，“每一保必设一国民学校（即初级小学），每一镇必设一中心国民学校（即高级小学）”，期于短期内“使全国人民普遍受最低限度的国民基础教育”。据1939年统计，重庆市有市立小学5所、中心学校12所、国民基础学校25所、私立小学53所，共计95所，比1936年增加16所，平均每年增加4所。1939年，日机对重庆市区进行大轰炸后，中央政府机关及市区人口疏散至歌乐山、青木关与北碚之间，遂定为“迁建区”。该地区小学教育得以较快发展，至1943年，迁建区中小学移交重庆市教育局管理，共有小学12所，在校学生3375名。白鹤场小学便是其中之一。
白鹤场位于歌乐山中的陈家桥附近，是个小山村，树多，白鹤多，故有此名。白鹤场离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总部所在地傅家院子不远，为满足陈家桥附近的学龄儿童特别是内政部职员的子弟上学，同时也是为了推行国民教育的需要，重庆市社会局在白鹤场新建了一所小学，沿用地名，取名白鹤场小学。
白鹤场小学于1940年年初开始动工修建，因陋就简，修建了两排简易砖瓦房，两排房子成直角形排列，一排作为教室，一排作为教师办公室及宿舍。当年秋天正式招生开学。当时附近的适龄儿童有的之前已上过几年学，因战乱失学；有的儿童读过私塾，年龄比较大。考虑到这些情况，为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上学，学校开学伊始，就按照学制的要求，足额开齐了6个年级，其中1-3年级为初小，4-6年级为高小，每个年级1个班，共6个班。
是年，宋家树8岁，妹妹宋家珩4岁，由于之前读过私塾，母亲又教了一些知识，底子比较好，母亲决定让宋家树直接从高小（四年级）读起，妹妹上初小一年级。
学校共有11名教职员工：校长董瑞岚，教导主任是宋家树的十姑母宋竞欧，教员有史麟华、贾克隆、李仝仁、姜贞、刘咏、张清芳、杨培钟，事务员刘志娟。这些教员基本上都是从沦陷区流亡到重庆，有的以前也是教员，普遍都有比较高的学历，而且是通过公开竞聘，择优
录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颁布的《小学课程修订标准》中指出，“注重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国民道德、民族意识及生活所必需之基本知识技能，以期养成修己、善群、爱国之公民为目的”。这样的培养目标，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市各小学校当然是首先贯彻执行，白鹤场小学的方针就是对全国小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在其校章草案总则中规定：“本校为实现三民主义之教育，树立新国民之基础，以适应革命建国之需要，特制定方针如下：健全儿童身心；培养固有道德；启发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灌输科学知识；训练生活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发扬创造精神；增强艺术兴趣。”高小设置的课程有：团体训练、音乐、体育、国语、算术、社会（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劳作、图画等9科。为提高各小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重庆市社会局、教育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培养、提高所属各校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第一，利用假期办训练班，调训小学教员。第二，组织国民教育研究会，促进小学教师交流教育教学经验。第三，实行国民教育视导和辅导制度，加强对各小学执行教育教学方针、课程设置、教育教学质量的督促检查和协助。另外，像白鹤场小学这类新建立的迁建区小学，由教育部直接领导，教师待遇优厚，与国立中学教员相同。
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是内政部职员的子弟，与宋家树同班的同学如路长宏、廖兆暄等的父母都在内政部工作，大人们都比较熟，经常往来，因此小孩们关系也比较好，上学、放学基本上都结伴而行。学校离家要走将近半小时，都是走乡间小路或是田埂，两边都是稻田。宋家树和同学放学后常在田野里玩，特别是油菜花开花季节，但时有疯狗咬人。
宋家树从小天资聪颖，虽然从四年级开始读书，但功课还是非常好，在班上当班长，在学校自治会也干过一些工作。自小父母尤其是母亲就鼓励宋家树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并有意识地培养他向这方面发展。“记得学校里写作文——“我的志愿”，我就写将来要当一个爱迪生一样的发明家。”这期间，经父母的介绍，宋家树还看过《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因学习成绩好，宋家树经常得到父母、父母的同事、邻居们的夸赞。
宋家树在少年时代，亲眼见到国家和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为寻找安全的生存环境，一家人东躲西藏，四处迁移，这些痛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印象里面，有时候敌机在农村、郊区，单架飞机都飞得很低很低，甚至在地面上连驾驶员都能够看见，它有一个仓，单翅膀飞机，还能看见有人从飞机上往地面扔手榴弹，到这种程度，也没有人去打。当时心里很难受，也很无奈，让别人欺负到这种程度，我的感觉就是，国家弱了什么事都不行，国家富强重要，特别是武装很重要。”
科学报国的理想在宋家树幼小的心灵中慢慢萌芽。
1943年，由于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国民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因此父亲被派到河南去当县长，母亲被解雇，家庭经济收入因而不再稳定，生活常陷困境。7月，宋家树从白鹤场小学顺利毕业，母亲权衡再三，决定让宋家树报考位于重庆青木关镇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简称社教附中），一是该校教学质量高，已经很有名气；二是读书不用交学费、生活费，基本上是免费上学。8月，宋家树以优异成绩通过社教附中组织的秋季班招生考试，并被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