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申泮文：不违心，怀斗志，明朗倔强应万事）

他是我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而如今90岁的他还会亲自给本科生上化学基础课。

他80岁开始学电脑，五年后即凭借《化学元素周期系》多媒体教科书软件获国家级奖项。

他已出版专著和教科书70余卷册4000余万字，是中国译著出版物最多的化学家。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见到申泮文之前，南开的一位老师这样跟记者描述：“90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头脑之清楚，反应的敏锐程度，比年轻人还要好。一起吃饭，老先生侃侃而谈，爽朗极了。”

见到申先生之后，感觉到这位老师说的简直半点不虚。老先生身材瘦而硬朗，声音宏亮，记忆极其清晰，讲起往事来条理清楚，反应敏捷，一个停顿都没有。完全和年轻人一样。

在南开大学化学楼的一楼大厅里，悬挂着五位中科院院士的大幅照片，足以用“英俊”形容的申先生是最醒目的一个。可是老人仍然自我调侃：“要不是当年‘文革’中我比别人早一点开始研究工作，放在今天，我那点成果根本评不上院士！”

最值得一提的是，申泮文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大的教师，直到今天，90岁的他还给本科生直接上化学基础课，带着5个博士生、6个硕士生，每年还要为2个本科生修改毕业论文。他80岁开始学电脑，85岁凭借《化学元素周期系》多媒体教科书软件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申泮文对南开感情最深，尤其热心于给大一新生讲解老南开的历史，做爱国爱校的教育。1987年，是这位院士第一个在南开校园的大钟路上挂起历史图片，纪念日军轰炸南开校园50周年“受难日”。1986年南开大学开了一个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此后申泮文就管那天叫“南开学校复兴日”。

至今在南开校园，学生还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瘦高白发的老人，骑着自行车，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地往返于化学楼和北村之间，去给学生上课，去演讲，去指导博士和青年教师做科研。老人性格的明朗倔强表现在他一生的经历里，年轻时为了不违心加入党派，卷铺盖逃离单位；“文革”当中不服被批判，和别人赛写大字报；两次逃出牛棚，两次都被抓回来，还挨了打。至今看着老人讲述往事时高昂的声音，仍然充满了热情的斗志。

投笔从戎，参军抗日

1935年申泮文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他在班上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获得每年300银圆的奖学金，解决了经济困难。但仅上了一年大学，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南开大学校园毁于日军的野蛮轰炸中，申泮文的大学生涯只得中断。

身受国破、校毁、辍学之痛的申泮文，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笔从戎，南下参加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并参与前线战争，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溃败。

南方都市报：你在南开只上了一年学？

申泮文：对，后来战争爆发了嘛。我还记得，是七七事变过了三个礼拜，7月28日，日军在海光寺架起大炮，炮轰南开大学。先是炸图书馆，后是宿舍。那时我家就在学校旁边，我亲眼看到的。好在是暑假期间，学生都疏散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怎么想要去参军呢？

申泮文：因为学校被毁了，不能上学了。那时天津北平都被日本占领了，大量的学生就成了流亡学生。有的学生通过陆路就到陕北去了；有的走海路就到南京去了，因为当时毕竟是国民党在领导抗日嘛。

我去南京呢，是因为当时南开大学有个办事处在南京。我就投奔南开大学办事处去了。到了南京以后正好国民党军官学校在那里招人。军官学校里的一个教导总队，它是专门给国民党军队短期训练士官的，叫“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军官教育队”。它招人的目的是要办防化部队，要学化学的人。我一看正好，就报名去了。参加了以后到南京丽水县紧急训练一个月，由德国军官训练我们。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上了淞沪会战的前线？

申泮文：我才参加训练了一个月，这时候上海的战事紧张了，就派我去前线，在教导总队的队部里做后勤工作。当时上海已经败退到淞江一线。那次上海战争国民党投入的部队是很多的，各个地方的部队也都赶过来，广西的、广东的，四川的，那时有30万大军在上海第一线。

可是我去了只有两个礼拜，日本人就从杭州湾登陆了。登陆以后一包抄我们大军的后路，第一战区就紧急通告全线撤退。当时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带着近30个伤病员，步行退回后方。

南方都市报：30万大军都撤退了？

申泮文：这一退啊就乱了。这一路上到处都是败退下来的散兵啊，没有秩序了。满山遍野的散兵，日本的飞机就在后面追着扫射。有些士兵被打中在路上，还没有死，见到我们就说，长官长官，你给我一枪吧，别让我在这受罪了——就这样惨。而且我们退下来的时候，原来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有一道中国“马其顿防线”，结果都是假的，都被国民党的官员贪污了。有一些假的战壕，根本没用。

这样子我就跋山涉水，步行回到了南京。回去以后我去问我的长官，我还能不能学习做防化兵啊，他说不行了，那我就只好走。回学校去继续读书。那是我一生中情绪最低沉丧失信心的时候。

西南联大恢复学籍

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又感到个人和国家前途都一片黯然，申泮文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变成了濒临精神崩溃的孤鸿。

他辗转至长沙，进入临时大学化学系继续学业。由于中途插班和身心交瘁，他的多门选课都没有成绩，被学校宣告退学。这时临时大学奉命内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在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的帮助下，申泮文随团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主任杨石先特许他恢复学籍。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去找到学校的？

申泮文：我离开南京的时候，离南京陷落和南京大屠杀只有半个月。我去长沙找我的老师杨石先。当时南开、清华、北大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也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杨石先老师在做长沙临时大学的化学系主任，我就找到他，他准许我复学了。

南方都市报：杨石先后来也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

申泮文：对，他后来还任过南开大学校长，是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杨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这一生多次受过他的直接帮助。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而正直、处事公道的人。在西南联大那么多名教授里，别的系都换了很多次系主任，只有化学系8年一直由他担任系主任，就是因为他不仅专业强，而且能将那些知名教授都团结得好，一碗水端平。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随学校到了昆明？

申泮文：在长沙临时大学，我因为退下来的时候跋山涉水，两个腿感染了，情绪也很低落。我就在宿舍里病着，到卫生室打针，没有参加学习，也没有参加考试。第二年学期考试我没参加，就没有成绩。学校就出了布告，把我除名了。所以到了1938年2月底，长沙临时大学要迁昆明，我没地方去了，就去找我们学校的黄钰生先生。黄先生说，那你就跟着走吧。我那时已经不算临时大学的人了，黄先生和他夫人梅美德资助我按自费参加旅行团去昆明的。到了昆明后，杨石先老师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他特许我恢复学籍。老师们给我机会，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后来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学业。

南方都市报：到昆明以后生活如何？

申泮文：开始还是不错的。那时云南用老滇票，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有一个兑换率，滇票是不值钱的。我们每个月伙食费六块钱就够了，所以到那里去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舒服的。到后来就困难了，物价飞涨，国民党钱币贬值，老师们都出去卖东西。我那时经常出去给昆明当地考大学的高中生做家教，谋些生活费。

南方都市报：当时联大的氛围如何？你好像写信批评过一个讲西南联大的纪录片？

申泮文：对，这个纪录片第一个对整个西南联大历史不了解。只是找了几个老教授谈谈，很多著名人物他们没有涉及。特别是光谈文科，理科没谈，尤其没谈到工学院。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对国家后来的贡献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政治上它特别夸大“一二一”运动。其实这是个很混乱的东西。西南联大前面8年没有外边的政治干扰，学校内部是非常和平的。学生能够自由思考，自由讨论，自由选择。所以大家能够一心一意地学习，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可等到最后的一年，抗战胜利，要回北方了。当时兵荒马乱，路途遥远，回来不容易，就停了一年。

这停了一年就发生了问题。一个是外部，重庆政府派人颠覆了云南龙云的政权。他们也带了一个特务队伍迫害联大。为什么迫害联大呢，因为联大内部也有一批陕北派来的学生。这批学生呢，也是左派幼稚病吧，冒险主义，在里面鼓动，挟持了全校师生，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其实外部情况改变了，抵抗它没有必要，还有一年就完了。等于是拉全校师生做他们极左的人质。结果就出人命了。闻一多被打死了，学生被打死了。

我的观点啊，那是没必要的。现在强调说西南联大是当时民主的堡垒，那时是什么样的民主概念，那是大轰大嗡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对现在来说没有任何可以启示的价值。

押送西南联大公物北归

1940年申泮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在川甘滇等地从事了5年的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申泮文才在黄钰生和邱宗岳两位老师的推荐下回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

就在当年秋天，他受命承担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迁的公物押运工作，一路上历经波折。1947年7月，申泮文和他的同伴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跨越3500公里的押运任务，将300多吨公物完整无缺地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合大学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

南方都市报：毕业后你在昆明工作，好像有个不愿入国民党的事情？

申泮文：当时杨石先和朱汝华两位老师介绍我到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室任助理员。进去工作了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研究室属于军事部门，要求全部工作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我认为学自然科学的没必要参加党派，就借口说当初聘我来的时候没有说明，就拒绝了。因为这个原因我跟单位领导的关系越来越僵，后来我就趁全所的人去茶馆的时候，卷铺盖跑了。跑到兰州去找我哥哥，经历了一段动荡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黄钰生和邱宗岳先生介绍，我才进入南开大学化学系工作。

南方都市报：才刚进入南开，就交给你一个押送公物的任务是吗？

申泮文：对。抗战胜利了，西南联大结束了，三校要迁回北方。这个过程很长，因为旅途遥远，从1946年5月到1947年7月才全部完成。一共有两次公物运输，我就负责后面一批三校公物复员北上的联合迁运。

那是1946年7月，委派我当主任押运员，北大的王大纯和清华的黄胜涛当副主任押运员，我们一共有七个人，负责300吨公物北迁。

南方都市报：这些公物都是什么东西？

申泮文：北大和南开的主要是图书，清华的主要是工科的仪器。还有少量的是三校教职员的行李衣物。公物都装在精工制造的一定大小的木箱里。我们的路线是从昆明用汽车运到长沙，长沙用船运到上海，上海用船运到天津，最后清华北大的公物用火车运回北京。原来预计是三个半月完成，但是一路上出了好些意外，前后用了足足一年的时间，让我们这些天真的年轻知识分子深受教育啊。

南方都市报：遇到什么困难了？

申泮文：很多阻碍。最严重的一个事情，是当时运公物的汽车有一百部，司机很杂，其中就有两个司机私运鸦片从昆明到长沙。他们把鸦片藏在公物的箱子里。我们后来才听人说，原来在昆明贩卖鸦片的人与长沙的“缉毒”人员之间是互通信息的，有“警察和小偷”之间的联盟。司机一出发，告密信立刻就传到了长沙，汽车牌号，烟土在哪个箱子里都有很具体的情报。所以我们的车一到长沙就被扣住了，很快就搜出了鸦片。这一下就麻烦了，我们每来一车公物都要接受搜查，在长沙足足扣了大半年。

南方都市报：那就一直在长沙等着？

申泮文：是啊。冬天长沙多雨，很冷，我们只好在宿舍里烤炭火聊天，我和王大纯都因为烤火一氧化碳中毒昏倒过。这还不算什么，还出了人命。清华的一个押运员叫王树才，因为半夜宪兵突击搜查他们住的小旅馆，反复盘查他，吓坏了导致精神失常。我们让他随船先回北方，但在路上他就跳江自杀了。

在长沙的时候还来了两个《湖南晚报》的记者，想敲竹杠，我没理他们。结果第二天《湖南晚报》就用头版头条登消息，说三校复员公物私运鸦片被扣押。消息出来就被《中央日报》转载，到处议论纷纷，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邱宗岳先生写信来追问我，措辞很严厉。后来我们马上去《中央日报》等几家报社，用大号字刊登启事，说明私运鸦片纯粹是司机做的，和我们无关。这样长沙的谣言才平息了。

南方都市报：那最后有没有损失公物？

申泮文：我们这一路上一共就损失了两箱东西。被查出鸦片的，一个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的箱子，里面原来都是手抄的藏经；还有一箱是清华大学工学院的仪器设备，全部设备都被拿空了，里面被司机装上了满满的鸦片。其余的物品都完好无损。等我们1947年7月终于回到天津的时候，三个学校都已经在北京和天津分别上课一年了。

援建山西大学化学系

解放后，申泮文筹建了南开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并任主任。1959年，他主动要求参加援建山西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为“申家村反党集团”。他只有关起门来搞译著，走遍山西对风化煤腐植酸资源进行普查并绘制了一张分布图。这些工作，使1977年赴太原参观访问的杨石先为之叹息和动容，并于1978年把申泮文二度调回南开大学工作。1980年，申泮文被选为中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

申泮文还是中国译著出版物最多的化学家，已经出版专著和教科书70余卷册4000余万字，其中两部教材荣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怎么去了山西大学？

申泮文：那时是我炒南开的鱿鱼。那时的南开已经不是原来的南开了，左得太厉害了：思想改造运动，杨石先先生居然两次检查通不过；三反运动，黄钰生先生被污蔑为南开大学贪污集团总头目，被调离南开大学，还有人说是“清理了老南开”。黄先生的冤案足足30多年，我后来一直帮他奔走，1986年才平反了。坦白说，我1982年入党，就是为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

后来的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各种事情都已经让我灰心了。1959年山西要复建山西大学，教育部指定南开大学理科四个系每系要抽调三位教师。化学系指定了王继彰副教授，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又拖家带小的，根本不应该去。我想来想去，觉得南开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所以就主动要求去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学校里的运动是怎么样的？

申泮文：举个例子。1955年学校里搞肃反运动，各单位组织学习政策。大家围成一圈坐着讨论问题。突然就有预先布置好的人大喝一声，某某人，你站起来，交代你的历史和罪行！大家没有心理准备的，就一下子惊呆了。那个被点名的也被吓得脸刷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严！我没被点名都被吓得心惊肉跳。我们无机化学教研室就有一个同志无辜受审，后来发现是搞错了，但人也已经被下放到外单位去了。

南方都市报：“申家村”反动集团是怎么回事？

申泮文：山西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1966年6月份化学系打出“申家村”反动集团开始的，把一群青年教师和我拉在一起说是反动集团，我是“村长”。其实内幕我很清楚，是校党委两套班子之间矛盾的激化。所以我是不怕的，别人贴我的大字报，我也去贴，一张一张地回击，还在报头注明“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你一张，我一张”。

后来工宣队来了，我们就进了牛棚，经常遭到体罚虐待。我从牛棚逃跑了两次，两次都被抓回来挨打。他们审问我，说你要跑到哪里去？我说：“我要到北京找毛主席告状，我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不能这样对我！”其实我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但那时候只能这样说，不然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南方都市报：但那段时间你还是做了不少研究工作？

申泮文：那是后来了，工宣队查明我出身好，历史清白，所以让我恢复了正常生活。我就带着一些老师学生到乡下支援农村，推广腐植酸肥料。我们创造了从山西的风化煤里提取腐植酸的方法，培养了很多年轻技术员。这期间我游遍了山西，调查各地的腐植酸资源，绘制了一张分布图。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泡在图书馆书库里查阅期刊，1975年在《国外科技动态》发表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化学元素周期系理论的发展》和《国际原子量的变迁》等文章。那时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在做研究，我比别人都早了一步。这些文章就被老一辈的科学家注意到了，我后来听说，钱学森先生看到了我的文章后说：“现在大家都不写文章了，写点这样的文章不是很好吗？”后来钱学森来山西，还专门召我去谈论国防科研方面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这些研究也是后来你能回到南开的原因吧？

申泮文：1977年的时候，杨石先先生到山西，顺道来看我们。他到了我家里，看到墙上挂着山西风化煤腐植酸资源分布地图，地上堆着我刚刚出版的《无机合成》，他是很感叹的。因为那时候谁都没法做研究工作了。到了8月我就听到消息说教育部要调我回南开。后来知道是杨先生向国务院打了报告，以恢复重组南开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名义，要求调我回去。

后来1980年评选国家第一批中科院院士的时候，南开大学化学系一下就产生了5个院士，当时很轰动。我也能列入其中，其实跟“文革”那些年里我比较早地恢复研究工作有很大关系，当时就引起了前辈科学家的注意。不然现在看来，我那时做的研究，跟现在的研究者做的根本没法比。

南方都市报：你是译著最多的化学家？

申泮文：翻译和编教材我都是做得很多的。1964年毛主席发表讲话，说学生学知识越多越愚蠢，要求精简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教育部就指定我和山东大学的尹敬执主编了一部《无机化学简明教程》，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不过这本书只用了一年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教育部又组织编纂《无机化学》教材，还是我和尹敬执统稿定稿，这本书由高教社出版，后来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通用的教科书。

南方都市报：你也翻译了很多国外化学类书籍？

申泮文：翻译工作占了我工作生命的近三分之一。1988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里称我是“有能力的集体翻译组织者，以快速和文字流畅著称”。我第一次翻译是1952年，当时全面学习苏联，全体化学系老师突击18天学俄语，然后集体翻译苏联教材。那时正是我胃病最严重的时候，瘦得屁股上没有肉，坐不住。我就抱个垫子天天去组织翻译。1978年高教社征求翻译100万字的英美化学教材，其他学校认为翻译要两年，我根据经验提出4个月可以完成，大家都吓了一跳。那时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翻译经验，而且手上有好几支训练有素的翻译队伍。把所有稿子分下去翻译，最后回到我这里一个人修改整理，我们最后用了4个半月。

申泮文小传

申泮文，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申泮文生于1916年9月，广东省从化县人。幼年时父亲即为谋生携全家北上。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此后历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山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长等职。目前为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储氢材料专题组顾问。申泮文同时还是知名的翻译家，是我国化学家中著译出版物最多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