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山西的工作成果，包括《国外科技动态》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文，以及出版的几本译作《无机合成》，引起了杨石先先生、袁翰青先生等老科学家的注意。大家见到了，在大家都不动手的时候，申泮文还在努力做工作。正因为这一点，杨先生才亲自到山西把我要回南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才当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这是我连想都没想到的事情。

1980年那次申报学部委员的时候，杨石先先生是很谦虚的。早年我们南开大学化学系从国外聘请了一批人回来，阵容很强。但因为杨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的创办人，所以他就说，申报学部委员，南开大学不应该占的名额太多，我们只报三个人。别人呢，杨先生都给打招呼，说你等一等，下一次再报，应该让别的学校，别的单位都能有人上来。所以南开大学就报了三个人，是高振衡、陈茹玉、何柄林。

由单位申报学部委员候选人这个事情，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几位都是从国外回来的，都有高学位，都有系统的研究工作。而我没有出过国，又没有拿高级学位。我自己的科研虽然做了一点，但还没有完成有系统的工作，因此我根本没有注意这个事情。1981年春，我被《化学通报》聘作编委，在无锡开编委会。我还记得当时正值南方的梅雨季节，天天下雨，感觉无锡比天津还冷。在开会的时候，一个编委王治浩跟我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评选的结果发布了，你们学校有好几个人上了榜了。我说都是谁呢，他说不记得，你回去就知道了。

等回来以后呢，才知道我们上了五个人，除了高振衡、陈茹玉、何炳林之外，还有陈荣悌、申泮文。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上北京见到袁翰青先就问袁先生怎么回事。他说你们杨先生没跟你讲？你们杨先生应该告诉你啊！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回去问问杨先生就知道了。他也不讲怎么回事，实际上我是他推荐的。他推荐以后，经张青莲先生等人的复议，我进入了候选人名单。再一投票，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取得一定的知名度，而且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说，当初他们讨论时，学部委员的候选人里边无机化学学科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人，所以就把我补上去了。杨先生跟我说，他那时候不是很高兴，因为他跟我们学校别的人说了，你别着急，我们这次报三个人，你下次再报。可是现在我和陈荣悌出来了，杨先生人都不好处了。而且外边有的人说，南开大学上了五个人，一定是杨先生有私心了，把他几个学生都弄上去了。实际上没有，杨先生只推荐了三个人，我是袁先生推荐的，后来知道陈荣悌是当时化学所所长柳大纲推荐的。

我就这样非常意外地当上了学部委员，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当选的。但是，正因为我突然当上了学部委员，我感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压力。我必须在工作方面给自己增加压力，加紧地去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我的工作这时候有一个很艰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