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汉语言文字修养，从幼年就得到很好的训练，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
我出身工人工程师家庭，幼年度过温馨的家庭生活，6岁上小学开始识字，很巧遇的是7岁那年就有机会读大哥拥有的《水浒传》。这“浒”字不认识，就读成“水许传”。我的父亲嘲戏我说：“你看书时，最好手里拿一双筷子，看到你不认识的字，你就把它拈出来就是了，看看你究竟能够认多少字。”这虽是戏言，但确实对我有鼓励作用。在约一年的时间内，终于读完了《水浒传》。在那时小学都读文言语文的时期，我接触到了通俗白话文，可以认为是文字提高的一个有利因素。
读完小学三年级，我从市办小学转学到旅津广东小学，这是一所办学比较优秀的知名学校，我参加了转学考试。人家要考英文，可我在市办小学还没有学英文，结果我英语考了一个零蛋。算术考试结果平平，但是国文考试给我挣来了荣誉。围文考试是作文题“论鸦片的危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读过林文忠公（则徐）的请禁鸦片的疏文，在与转学考试国文作文中，把林公文章中的警句“无可征之丁，无可输之赋”改写进我的作文中。后来听说，广东小学转学考试主考人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国文老教师赵老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连连击节叫好，说：“此子可教也！”尽管我英语没分（这造成我后来的英语先天不足），仍然把我作为转学考试第一名录取。
在广东小学入学以后，这位赵老师教我们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国文课，教的都是古文。他对我特别“关照”，盯我盯得很紧，以批评促进步也批评得特别严。我永远也忘不掉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你吆，你申泮文吆，你是个有天分的吆，可你就是不努力吆，你应该努力好好学习吆！”他的絮烦唠叨，给我造成了逆反心理，我处处想着法去躲避他，出现了许多有趣的顽皮故事，这不在话下。在四年级他给我们讲古文章，五年级给我们讲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我不否言，赵老师的治学风范和教学内容，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青年学生们的祖国传统文化修养。什么是今天要求的“素质教育”？我想这里就有丰富的素质教育。我们非常快乐地听赵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刘邦出席“鸿门宴”的故事，理解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对樊哙的草莽英雄气概也肃然起敬。
我们又读了《史记·项羽本纪》，其中最使我受感染的是项羽观看秦始皇出巡，看到仪仗之盛，毅然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句话是世界历史世代替续的规律，是我永远记得的一句口头禅。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我遭受严重政治迫害最苦难的时刻，我就不忘念诵这句“彼可取代之也”。那一帮极左害人虫，伤害了全国无辜人民，注定没有好下场。人民会推出正确的领导力量，打倒、代替害人虫的统治。在历史上，在腐朽的清朝覆灭前，慈禧太后搞了戊戌政变，杀了改革派，她能阻止历史的改革前进吗？孙中山在旁边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封建统治。我们对项羽的话有不同的理解在于：项羽是要自己取代秦始皇，而我们的理解则是正确的事物将代替错误的东西，先进的力量将代替腐朽的势力，中国不会永远停留在第三世界的贫困小圈子里面。这就是世界历史世代替续的辩证法。
在广小读到六年级，国文课教员王老师也是饱学之士，他给我们讲《孟子》。讲到《孟子见梁襄王》：“孟子见梁襄王，出曰，望之不似人君。”王老师也很会讲，讲得有声有色，引得学生们哈哈笑。课下学生们就组成一条灯谜：“金銮殿上坐着一个猴儿”，扣《孟子》一句。大家说，这些孩子多么聪明！我写作文时也学着套用孟子语气，王老师给作文写的批语是：
“此子文有古风。”我又学会一招，文无优劣，看你会不会投阅卷老师之所好，你懂得这个窍门，你就可以拿到好分。
1927年秋，我考取天津南开中学，进入这所学校，我的人和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广阔领域，一片好玩的天地。首先是爱好上体育，球类如足、篮、排，田径中长跑和跳高，以及溜冰、武术等，无所不好。课后回家，家庭作业不多，仍然可以玩家中的爱好，养蟋蟀、养鸟、读小说。谈到读小说一段，我得多谈一点。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早已失业，靠我的大哥供我上学。我大哥申郁文南开大学商科毕业，是张伯苓校长钟爱的学生之一。在外国公司里工作，收入比较丰厚。他很开明，每个月给我4元钱的零用钱。那时钱是值钱的，1元钱可以买一袋50斤的面粉。所以每月的4元零花钱足够我花销的。就看小说来说，几乎地摊上的和书店里的那种“大字足本”的“演义”、“传奇”类的今古小说，几乎无不涉猎。当然这些书内容上也会有毒素，有些会有害于身心健康，我也经历过这类伤害。但是权衡利弊，我仍然认为利大二弊，因为它们主要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人的脑子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你向它输入许许多多文字素材，在脑子里就建成一座资源库。资料素材积累多了，也会自发形成人工智能。当你在外面看见新鲜事物、触景生情，需要发挥文思风采的时候，你脑里的文采资源库就会自发地向你输送组合好的精句文章。古人传说的所谓“七步成章”、“过目不忘”，也就是这么来的。多读书，开卷有益，也是这个意思。
我在中学里胡玩、胡看小说，每年学习成绩各科大都维持在70分线上，只有英语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年年不及格、年年补考之外（下面再谈），总算学业过得去。到了高中二年级，才真正懂得勤奋学习，要争取后来居上了。
在高二，国文课有了特殊培养，第一是有名师（叶石甫、孟志荪等大师），有加选课，我们学了《诗经》、《离骚》、《古文观止》、《文心雕龙》等古籍，也学近代文学（赖天缦老师），加上自己原有基础，我那个班上的同学个个才华横溢，我说我的那个1935班是南开中学首屈一指的人才大班，绝不是吹牛。
就我自己的汉语文水平来说，粗通古汉语，敢写文言文文章，甚至敢写四六排比的骈体文。写白话文文章绝对通俗流利。那时天津《大公报》还有一类特有的政论文章体裁“语录体”，文言白话并用，白话文中杂着文言词汇，文言串句中带有白话风情，朗读起来娓娓动听，以社论主笔张季鸾的文笔最为脍炙人口。我对这类文章也是十分倾倒，也会模仿着写小品文。既能文、又能白，也能文白杂文，这就为做翻译家打下了“信，达，雅”的达标基础。我的汉语根底是在小学和中学就夯实了的。
我的汉语言文字修养，从幼年就得到很好的训练，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
我出身工人工程师家庭，幼年度过温馨的家庭生活，6岁上小学开始识字，很巧遇的是7岁那年就有机会读大哥拥有的《水浒传》。这“浒”字不认识，就读成“水许传”。我的父亲嘲戏我说：“你看书时，最好手里拿一双筷子，看到你不认识的字，你就把它拈出来就是了，看看你究竟能够认多少字。”这虽是戏言，但确实对我有鼓励作用。在约一年的时间内，终于读完了《水浒传》。在那时小学都读文言语文的时期，我接触到了通俗白话文，可以认为是文字提高的一个有利因素。
读完小学三年级，我从市办小学转学到旅津广东小学，这是一所办学比较优秀的知名学校，我参加了转学考试。人家要考英文，可我在市办小学还没有学英文，结果我英语考了一个零蛋。算术考试结果平平，但是国文考试给我挣来了荣誉。围文考试是作文题“论鸦片的危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读过林文忠公（则徐）的请禁鸦片的疏文，在与转学考试国文作文中，把林公文章中的警句“无可征之丁，无可输之赋”改写进我的作文中。后来听说，广东小学转学考试主考人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国文老教师赵老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连连击节叫好，说：“此子可教也！”尽管我英语没分（这造成我后来的英语先天不足），仍然把我作为转学考试第一名录取。
在广东小学入学以后，这位赵老师教我们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国文课，教的都是古文。他对我特别“关照”，盯我盯得很紧，以批评促进步也批评得特别严。我永远也忘不掉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你吆，你申泮文吆，你是个有天分的吆，可你就是不努力吆，你应该努力好好学习吆！”他的絮烦唠叨，给我造成了逆反心理，我处处想着法去躲避他，出现了许多有趣的顽皮故事，这不在话下。在四年级他给我们讲古文章，五年级给我们讲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我不否言，赵老师的治学风范和教学内容，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青年学生们的祖国传统文化修养。什么是今天要求的“素质教育”？我想这里就有丰富的素质教育。我们非常快乐地听赵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刘邦出席“鸿门宴”的故事，理解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对樊哙的草莽英雄气概也肃然起敬。
我们又读了《史记·项羽本纪》，其中最使我受感染的是项羽观看秦始皇出巡，看到仪仗之盛，毅然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句话是世界历史世代替续的规律，是我永远记得的一句口头禅。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我遭受严重政治迫害最苦难的时刻，我就不忘念诵这句“彼可取代之也”。那一帮极左害人虫，伤害了全国无辜人民，注定没有好下场。人民会推出正确的领导力量，打倒、代替害人虫的统治。在历史上，在腐朽的清朝覆灭前，慈禧太后搞了戊戌政变，杀了改革派，她能阻止历史的改革前进吗？孙中山在旁边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封建统治。我们对项羽的话有不同的理解在于：项羽是要自己取代秦始皇，而我们的理解则是正确的事物将代替错误的东西，先进的力量将代替腐朽的势力，中国不会永远停留在第三世界的贫困小圈子里面。这就是世界历史世代替续的辩证法。
在广小读到六年级，国文课教员王老师也是饱学之士，他给我们讲《孟子》。讲到《孟子见梁襄王》：“孟子见梁襄王，出曰，望之不似人君。”王老师也很会讲，讲得有声有色，引得学生们哈哈笑。课下学生们就组成一条灯谜：“金銮殿上坐着一个猴儿”，扣《孟子》一句。大家说，这些孩子多么聪明！我写作文时也学着套用孟子语气，王老师给作文写的批语是：
“此子文有古风。”我又学会一招，文无优劣，看你会不会投阅卷老师之所好，你懂得这个窍门，你就可以拿到好分。
1927年秋，我考取天津南开中学，进入这所学校，我的人和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广阔领域，一片好玩的天地。首先是爱好上体育，球类如足、篮、排，田径中长跑和跳高，以及溜冰、武术等，无所不好。课后回家，家庭作业不多，仍然可以玩家中的爱好，养蟋蟀、养鸟、读小说。谈到读小说一段，我得多谈一点。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早已失业，靠我的大哥供我上学。我大哥申郁文南开大学商科毕业，是张伯苓校长钟爱的学生之一。在外国公司里工作，收入比较丰厚。他很开明，每个月给我4元钱的零用钱。那时钱是值钱的，1元钱可以买一袋50斤的面粉。所以每月的4元零花钱足够我花销的。就看小说来说，几乎地摊上的和书店里的那种“大字足本”的“演义”、“传奇”类的今古小说，几乎无不涉猎。当然这些书内容上也会有毒素，有些会有害于身心健康，我也经历过这类伤害。但是权衡利弊，我仍然认为利大二弊，因为它们主要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人的脑子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你向它输入许许多多文字素材，在脑子里就建成一座资源库。资料素材积累多了，也会自发形成人工智能。当你在外面看见新鲜事物、触景生情，需要发挥文思风采的时候，你脑里的文采资源库就会自发地向你输送组合好的精句文章。古人传说的所谓“七步成章”、“过目不忘”，也就是这么来的。多读书，开卷有益，也是这个意思。
我在中学里胡玩、胡看小说，每年学习成绩各科大都维持在70分线上，只有英语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年年不及格、年年补考之外（下面再谈），总算学业过得去。到了高中二年级，才真正懂得勤奋学习，要争取后来居上了。
在高二，国文课有了特殊培养，第一是有名师（叶石甫、孟志荪等大师），有加选课，我们学了《诗经》、《离骚》、《古文观止》、《文心雕龙》等古籍，也学近代文学（赖天缦老师），加上自己原有基础，我那个班上的同学个个才华横溢，我说我的那个1935班是南开中学首屈一指的人才大班，绝不是吹牛。
就我自己的汉语文水平来说，粗通古汉语，敢写文言文文章，甚至敢写四六排比的骈体文。写白话文文章绝对通俗流利。那时天津《大公报》还有一类特有的政论文章体裁“语录体”，文言白话并用，白话文中杂着文言词汇，文言串句中带有白话风情，朗读起来娓娓动听，以社论主笔张季鸾的文笔最为脍炙人口。我对这类文章也是十分倾倒，也会模仿着写小品文。既能文、又能白，也能文白杂文，这就为做翻译家打下了“信，达，雅”的达标基础。我的汉语根底是在小学和中学就夯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