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是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本可过着既风光又轻松的官太太生活，她却毅然说不，而是选择了艰辛的科研之路，成为国内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的第一位博导、第一位博士后导师；她的病人，多是那种难缠的神经症病人、蛮横的吸毒病人、充满戒备敌意的精神病患者，她却微笑慈祥，努力让精神病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节约时间，留苏五年，没有进过一次理发店。节省津贴，留苏结束，买《医学百科全书》送母校

1924年，沈渔邨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父亲为邮政职员，“七七事变”不久，杭州附近硝烟弥漫，父亲随机关迁往浙东。作为初中一年级学生，她随母亲去上海法租界，借住在父亲的朋友家。生活条件虽差，但仍能上学。沈渔邨刚进入高三，“八·一三事件”就爆发了，日寇进入租界，她就读的公立扬州中学被迫关闭。为了继续上学，不当亡国奴，沈渔邨跟随母亲在杭州老乡的帮助下，越过日寇的封锁线，随着逃难的人群，跋山涉水抵达云南昆明。1943年就读西南联大先修班。1944年进入西南联大生物系。1946年夏天，西南联大返回北平后，沈渔邨志愿学医，她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1947年秋经地下党组织决定，沈渔邨撤至华北解放区，次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继续完成医学院的学业。1949年10月1日，游行队伍中的沈渔邨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心情无比兴奋和喜悦——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更光荣和自豪。

1951年沈渔邨获得留学苏联的机会，本来填报志愿时选的专业是“抗生素”，但组织说中国缺乏专门的精神卫生人才，于是她服从安排，攻读精神病学。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图书馆像一个巨大的宝库，吸引了她的全部精力，每天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是生活中的享受。留学之初是艰苦的：俄语是从头学起，功课是从半截补起。没有中文教科书，又没有给中国同学的专门辅导。她所选择的精神病学专业在语言基础和文化理解上又不同于躯体医学专业，困难可想而知。为了节约时间，在五年的学习期间她甚至没有进过一次理发店，总是将头发洗干净后编一条很长的粗辫子。在回国前，她和几位北医的同学商量，用节省下来的津贴，买了一整套俄语的《医学百科全书》，送给北医。

中国同学的勤奋和适应力是惊人的，经过四年的学习，沈渔邨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学院，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这位中国女学生给苏联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颁予她斯坦汉塔夫奖，褒奖她的勤奋和优秀。她的照片还登在了苏联《火箭》杂志的封面上。

在留学期间，她与当时留学生的队长、后来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志从相识到相恋，在1955年6月回国前夕结为伉俪，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生活。

家居化装饰病房，让精神病人尽量过正常人的生活。创立人工冬眠疗法，有效控制了病人精神病性兴奋

回国后，沈渔邨来到北医精神科，开始和同道们一起忘我地工作。她们一起翻译苏联专业书籍，写讲义、编教材，还自学英语和德语。为进一步探讨精神疾病的机理，上世纪60年代初，沈渔邨在充分阅读英、俄、德三国文献的基础上筹建了神经生化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临床工作上，她深切地体会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因而十分注重病人的医疗环境、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主张精神病人要尽量过正常人的生活，废除约束病人，封闭式的旧管理模式。她以女同志特有的细腻，提出病房的被褥不必像综合医院病房那样掖在床垫下，可以像家里那样叠:病房要安装窗帘，注意布置些既无危险性，又能使环境家庭化的装饰，如墙上的画，桌上的花……

为尽快控制精神病人的病情，沈渔邨带头创立了人工冬眠疗法。人工冬眠，特别是低温人工冬眠，是有相当危

险性的，要把病人的体温降到34摄氏度，不能再低，再低有生命危险，而高了效果也不好。维持体温是麻烦而有风险的，但只要对病人有利，沈大夫就敢于承担风险。为摸准规律，她可以一直守在病人身边，废寝忘食。这种疗法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精神病性兴奋，为病房开放管理、减少对病人的约束创造了条件。

上世纪50年代末，对治疗好转的病人，沈大夫关注着他们的进一步康复。她注意到出院病人因缺乏照顾复发率很高，老病人像出入旋转门似的频频出现在医生面前，那医生工作的效果又体现在哪里呢？为此，她组织医务人员，带队走出医院，对出院病人开展家庭访视，与地段治保委员联系，推广精神病学知识，要求街道工作人员正确对待精神病人，督促病人治疗，并建立门诊定期复查制度，做到门诊、病房、地段一条龙。这为巩固住院疗效、防止疾病复发作出了贡献。至今，北大六院病历的完整性还是走在国内前列的，特别让综合医院的同行羡慕。

第一个“吃螃蟹”，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试点。二十年全国推广，众多病人回归正常生活

为了使广大农村精神病人获得治疗的机会，从1974年6月至1977年2月，沈渔邨在北京市海淀区11个公社，19万农业人口中，开展了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从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开始，向他们讲解精神病的基本知识和主要症状表现，由医生下乡一起检查病人，确定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并带领他们定期访视，进行检查，指导用药，风雨无阻。从医院搭乘郊区公共汽车到公社，再从公社骑自行车到大队，一次就需要三个小时。每天早晨搭第一班郊区公共汽车出发，晚上搭乘末班车返回。为了获得可靠的科学资料，她访问、检查了五个公社的每个精神病人。她多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左膝曾受伤，仍坚持走到病人家中进行访视。最终使256名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得到了系统的药物治疗，其近期疗效与精神卫生研究所住院病人相接近。由于鼓励病人及早参加社会劳动，病人复发率低，社会功能康复较好。

1977年2月试点工作结束时，沈大夫带领大家下完成了海淀区11个公社、在19万农村人口中建立精神病人家庭防治网的工作，并在国内推广。她曾受卫生部委托，在山东烟台卫生局领导和莱阳精神病院院长的支持下，在2至3年内完成了16个县、600万农业人口精神病家庭社会防治的建网工作，使2500多名农村精神病人获得治疗的机会。这种郊区精神卫生保健模式在国内是一个创举，在世界也是先例。1984年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20年后，沈教授在《自述》中欣慰地写道：“1996年我应中残联康复部的邀请去广东汕头市参加精神残疾的康复总结工作，我被愉快地告知：汕头的分裂症病人90%以上在‘八五’期间获得了治疗。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除市残联的社会发动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外，大量医疗工作是由汕头大学精神科医师负责的。我向他们了解是如何开展医疗工作的，医生告诉我是按照我们在海淀区试点的工作方法一点一点做的。当我在一个海岛上看到一名病程l0年的慢性分裂症病人经治疗后明显好转，已在作我们的向导，能为家人做饭，他的哥哥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从内心也分享到他们的快乐。”

两度组织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成果被世卫组织译成英文推广

为了获得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精神疾病患病率和分布特点的科学资料，1982年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和卫生部领导的支持下，沈渔邨积极引进当前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最新的调查方法和先进工具，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设计，开展了全国12个地区城乡各500户的入户调查。

参加调查的精神科医生均接受了严格的方法学培训和现场测试，调查获得了设计有特色、科学性较高的科学资料，为国家制定精神卫生政策，获得了科学依据，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学术水平。1985年，应美国138届美国精神病学年会的邀请，沈渔邨就此项调查在Dallas大会上作特邀报告，同台做报告的还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她是第一个登上如此高规格讲台的亚裔血统的精神病学家。

1993年，沈渔邨等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和工具，用同样的样本，进行了第二次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以便了解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因素对我国精神疾病谱的影响。此外，为适应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形势，沈渔邨和社会研究室的同道一起，在北京西城区开展了老年人口中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和发病率的调查。并组织了阿尔采默性痴呆(AD)的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的研究。这些调查研究都获得了卫生部的表彰，相关调查报告也先后在国外核心期刊发表，或被世界卫生组织翻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推广。

国内精神病学的首位博导，曾当众批评得意门生不认真。病人面前的慈祥大夫，从无与人有任何个人恩怨

“文革”时期，从干校返回学校后，当军宣队刚刚解除对她的审查不久，被选举为精神科主任的她，就决心先做两件事。除了已经试点成功的“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便是筹备编写《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介绍国际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的进展，尽快缩短和弥补中国精神病学在十年“文革”造成的差距。1980年，该书推出第一版之后，到2009年已经出至第五版，其发行量是全国同行书籍中最高的。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沈渔邨是中国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后来又成为第一位博士后导师。她先后指导硕士生11名，博士生19名，博士后1名，并与澳大利亚联合培养1名。

她亲自培养的博士生、也是她最得意的弟子——于欣教授在一篇回忆文中写道：沈大夫的特殊身份，完全可以令她作一个官太太，既轻松又风光。可沈大夫毅然选择了一条艰辛的学者之路。作为一名学者，沈大夫不仅严谨到改研究生论文时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而且她永远是一位创新者。

我做住院医时，所里的药理室请了几位国外专家，做GCP相关培训。因为当时我正在舒良大夫的病房，属于敢跟老外撇Chinglish（中式英语——编者注）不脸红的，就被派去当翻译。自以为翻得还不错，中途沈大夫坐进来，听着听着就发起火来。有一个词，Investigation New Drug（研究中新药），缩写为IND，我图省事，在翻译中就一口一个IND。沈大夫气我偷工减料，当着外宾和众多学员的面数落我一顿。很多话都忘了，只有一句现在还记着“翻译是件很严肃的事，怎么能随便对付？这样对听众是不负责任的！”2006年底，沈大夫的老友 Norman Sartorius 来北京做讲座，沈大夫担任主席。一个多钟头下来，萨氏的克罗地亚英语把小翻译彻底听糊涂了。沈大夫就一气充当了二十多分钟的现场口译，又准确又传神。这不单反映沈大夫依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也反映出她一贯的治学态度：严谨，认真。

只有在病人面前，沈大夫才一直是慈祥的。难缠的神经症病人，蛮横的吸毒病人，充满戒备敌意的精神病患者，永远是沈大夫微笑关心的对象。

沈大夫为人非常单纯，她好强、争胜，却从无与人有任何个人的恩怨。她做所长17年，所里的骨干没走一个人。

年事已高，依旧没有忘记她曾经的患者。老骥伏枥，做精神卫生事业火车头

1997年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沈渔邨还在身体条件允许时继续参加一些医、教、研活动；定期门诊和不定期查房；参加精神病学专著和教材的编写，指导研究生工作，参加组织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些活动。获得新知识的渴求和新中国知识分子不甘心蒙受祖国在科技上的落后，是她工作力量的源泉。

近几年，沈院士年事已高，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她继续从事她一心热爱的精神病学事业了，她的个人生活也需要由他人照顾。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依旧没有忘记她曾经的患者。

发生在2012年的一段小插曲，无不让知道的人为之热泪盈眶：那年，曾于1980年在北医精研所进修的陈一鸣老师（曾担任苏州广济医院的院长）在精研所的老专家崔玉华教授（曾任北医精研所所长）和方明昭教授的带领下探访了患病初愈的沈老，寒暄之后，沈老特别对着崔玉华教授大声说：“崔玉华，我原来门诊上的病人都转给你了，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这一句话，她反复讲了好几遍。随后，沈教授想站起来，要家里的保姆王阿姨扶她到书房，王阿姨说：“沈老，您坐着，我会把书给他们的。”王阿姨把我们引进沈老的书房，书房有二十多平方米，靠墙全是书柜，摆满了各种书籍，非常整齐，有两张宽大的写字台，桌面上有笔纸，还有展开的杂志。王阿姨说：“沈老最喜欢坐在书房里，一坐就要几个小时……”并从书桌上拿起包装好的书说：“沈老要将这本书送给你们，你们一人一本。”那是紫色绒布面的精装书《钱信忠(1911—2009)纪念册》，由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原党委书记张茅主编。

探望结束时，大家与沈老合影留念，拍完照，沈老知道大家要走了，轮椅上的她又一次条件反射般地对着崔教授说：“崔玉华，我原来门诊上的病人都转给你了，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沈老为祖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一生，她的精神和事迹像一个充满动力的火车头，引导着我们这些晚辈为精神卫生事业，为北京大学，为医学部，为精研所的明天，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