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机器米厂总店开在汉口府右街，分销店在法租界。在我开始记事的印象中，与父母在总店的时间少，与祖母住分销店的时间多。分销店开在法租界最热闹的地段，即武汉最大的火车站，大智门火车站所在的“车站路”上。商店林立，旅馆接踵，美食绝伦，特别是那耀眼的“汉口大舞台”，热闹至极，全国著名的京剧戏班子都会轮流到这里演出。分销
米店就紧邻“汉口大舞台”。
“大舞台”每散场前的半个多小时，检票员就撤了，米店的伙计就将我扛在肩上去看“白戏”。至今我喜欢听京戏和能哼上几句正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还从京剧里知道不少历史故事与知识。
祖母对我疼爱有加，照顾我的衣食住行和玩耍。我五六岁就陪祖母打二人麻将，大姐来了就打三人麻将，算来我有80多年牌龄了。武汉冬天很冷，祖母说男孩阳气重，让我给她“焐脚”暖被窝，这是一种特殊的疼爱方式。
母亲十分重视我们的学前教育，从小就教我认“字块”。就是一张张一寸半见方的小纸片，一面是图，一面是字，叫认图识字。开始时，母亲许诺认会了100个字就做狮子头吃，认会了500个字就买玩具手枪。有时和我大姐“认字玩”，用字片组词，如“上学”“看戏”“踢球”等。就这样，上小学前我就认识了几百上千字。
武汉沦陷后，法租界小学不足，武汉市商会会长贺衡夫先生的长子贺允年，在巷子里的一座较大民居，为商界同仁子女办了一所小学，叫竟成小学，有高、中、低三个班，学生二三十人。这里像私塾，又像国民小学，国文是主课，也有“自然”和“美术”。大姐元宁在高班，我在低班。
教“国文”的郑老师是一位留八字胡的晚清秀才，低班和中班学《孟子》，高班选读《古文观止》。郑老师个头不高，穿一身长袍马褂，上课时左手拿课本，右手执教鞭，从未见过他的笑脸。当时国文都是要背诵的，老师点到谁，谁就站起来背诵。打一个磕巴就敲一下手心，背完后，打过几个磕巴就敲几下手心，我有过几次这种“宝贵经历”。
我倒是觉得背诵经典课文是个非常好的经验，至今我能用上一句半句的古文与诗词，皆拜小学背诵《孟子》，以后背诵《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经典课文所赐。“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些经典名句我现在还是张口就来，终生不忘。
初中是在法租界法国天主教教会办的法汉中学②念的，离家不远，是当时武汉市最好的中学之一。教会学校管教很严，见到老师要鞠躬，要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课堂发言必须举手，课外两手不许插在裤兜里。一个班有二三十名学生，管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张修士。春夏秋冬他穿的都是盖过鞋面的黑色长袍，胸前有一白色胶板，项上的“十字
架”就垂放在白胶板前，形象端庄严肃。
他中等身材，清瘦，双目有神，善言，训起学生来让人心服口服。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上课时手上总掐捏着一小截粉笔头，若哪个学生听课走神或有小动作，粉笔头马上就会飞砸在身上，从不失手。凡张修士上课，课堂秩序总是极好。法汉中学的课程除了国文与算术，还有自然、常识、法文和体育等，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正规初中教育。
初中时我喜欢打乒乓球，球台少，学生多，要靠下课后“占台子”。上午和下午放学后都是宝贵的打球时间，如果玩晚了，母亲就会找到学校来，回家罚写字或下午不许出去玩。一次自知晚了，拔腿往家里跑，不料小雨路滑，摔了个“大马趴”。站起身一摸，门牙被磕碎了半截。母亲心疼坏了，一面热敷上医院，一面嘱咐我说：“以后我不去学校找你了，球打
晚了回家也不要跑，不罚你就是了。”儿子是妈的心头肉。
1944年，初二开学不久，因武汉大轰炸而学校停课，我们全家迁到武汉乡下“躲轰炸”。这天早晨，全家人带着细软，乘车汉阳马沧湖的一个码头登上木船，两个船工划了三个多小时才登岸，住在姚家岭的车湾。从此开始近一年的乡下生活。
江汉平原湖多、水多、水草多，水草是农村的主要燃料。晒干后的水草堆在院子的棚下，一人手持用粗藤条弯成弓形，后面带有一个能够转动的把手器具;另一人坐在草堆旁，将草捋成碗口粗的草把，挂在弓形器上，随着弓形器手柄的转动，草把就如绳索般地被拧紧。坐在下面的人不断续草，可以拧到一两米长，然后弯结成一个8字形的粗大草麻花，叫“把子”，放在灶膛里很好烧，上火很快。我喜欢干这种活计，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也该帮家里干点活了。我更喜欢在湖水退去后，光着脚，拿着脸盆和布兜，在一汪一汪的浅水洼里摸小鱼小虾。拿回家给母亲腌制，特别好吃下饭。
最不能忘的是农村过年。一进腊月，过年气氛就上来了。腊八开始，家家轮流宰猪，腌肉、做灌肠、磨“吊浆”、打糍粑、蒸年糕、摊豆丝，准备各种吃食;买年画，写春联，贴窗花，掸拂尘，以及腊月廿三摆寸金糖，送灶王爷上天等。孩子们最盼的是除夕夜放鞭炮、磕头拿红包、吃团年饭守岁;过大年时的拜年、串门、看大戏等，比城里过年热闹多了。
我和姊妹们边玩要边帮家里做点事，但是对学校布置的作业，母亲监督得很紧。有时白天玩得太累，晚上还要在小油灯下做作业，常常是做着做着，歪在床上就睡着了。乡下没有城市的繁华和喧嚣，也没有警报声和烦人的战事消息。尽管是战争时期，好在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躲轰炸的农村生活，倒给我留下了“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田园生活记忆。可惜那时太小，尚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1945年日本投降，全家由乡下回汉口不久，法汉中学秋季也要开学了。报到时我交上了老师半年前布置的作业，负责报到的老师仔细看了后说：“你就上初三吧”。回家告诉父母和大姐，他们都很高兴，说我“跳班”了。其实是，三步并成两步走，影响了我初中的学习根底。初三这一年，我还真是扎扎实实地念了一年书。
非常感谢我校人事处副处长张远帆同志，他为了我的“采集工程”，2014年夏到武汉我的旧居和曾就读的两所中学收集到丰富资料，还与家姐元宁访谈三个多小时，整理编写了近两万字的材料。远帆同志在前汉口法汉中学“采集”时，居然找到了我68年前的初三毕业成绩单①.成绩是：公民85分、国文78分、作文80分、英语90分、代数80分、几何82分、三角84、物理60分、历史94分、地理97分、劳作80分、图画75分、音乐75分、体育80分，平均81.4分，全班55人中排第6名。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其实，一个小男孩，对考第几名会全不在意，在意的是及格和不及格。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初二没正规上学，却有较多时间看“闲书”。《精忠岳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看了不少，心中留了许多英雄偶像，诸葛亮、关云长、岳飞、武松等。英雄主义对小男孩是必须的，但是也埋下了“祸根”，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可没少检讨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另外，从表兄和大姐那里也能看到《三字经》《朱子家训》《增广贤现文》《二十四孝》《列女传》等。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皆有恻隐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百善孝为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概念满脑子都是。母亲给我讲故事，我总是会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回想起来，我幼时自
觉和不自觉地深受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对我人生观的形成作用很大。
父亲的机器米厂总店开在汉口府右街，分销店在法租界。在我开始记事的印象中，与父母在总店的时间少，与祖母住分销店的时间多。分销店开在法租界最热闹的地段，即武汉最大的火车站，大智门火车站所在的“车站路”上。商店林立，旅馆接踵，美食绝伦，特别是那耀眼的“汉口大舞台”，热闹至极，全国著名的京剧戏班子都会轮流到这里演出。分销
米店就紧邻“汉口大舞台”。
“大舞台”每散场前的半个多小时，检票员就撤了，米店的伙计就将我扛在肩上去看“白戏”。至今我喜欢听京戏和能哼上几句正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还从京剧里知道不少历史故事与知识。
祖母对我疼爱有加，照顾我的衣食住行和玩耍。我五六岁就陪祖母打二人麻将，大姐来了就打三人麻将，算来我有80多年牌龄了。武汉冬天很冷，祖母说男孩阳气重，让我给她“焐脚”暖被窝，这是一种特殊的疼爱方式。
母亲十分重视我们的学前教育，从小就教我认“字块”。就是一张张一寸半见方的小纸片，一面是图，一面是字，叫认图识字。开始时，母亲许诺认会了100个字就做狮子头吃，认会了500个字就买玩具手枪。有时和我大姐“认字玩”，用字片组词，如“上学”“看戏”“踢球”等。就这样，上小学前我就认识了几百上千字。
武汉沦陷后，法租界小学不足，武汉市商会会长贺衡夫先生的长子贺允年，在巷子里的一座较大民居，为商界同仁子女办了一所小学，叫竟成小学，有高、中、低三个班，学生二三十人。这里像私塾，又像国民小学，国文是主课，也有“自然”和“美术”。大姐元宁在高班，我在低班。
教“国文”的郑老师是一位留八字胡的晚清秀才，低班和中班学《孟子》，高班选读《古文观止》。郑老师个头不高，穿一身长袍马褂，上课时左手拿课本，右手执教鞭，从未见过他的笑脸。当时国文都是要背诵的，老师点到谁，谁就站起来背诵。打一个磕巴就敲一下手心，背完后，打过几个磕巴就敲几下手心，我有过几次这种“宝贵经历”。
我倒是觉得背诵经典课文是个非常好的经验，至今我能用上一句半句的古文与诗词，皆拜小学背诵《孟子》，以后背诵《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经典课文所赐。“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些经典名句我现在还是张口就来，终生不忘。
初中是在法租界法国天主教教会办的法汉中学②念的，离家不远，是当时武汉市最好的中学之一。教会学校管教很严，见到老师要鞠躬，要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课堂发言必须举手，课外两手不许插在裤兜里。一个班有二三十名学生，管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张修士。春夏秋冬他穿的都是盖过鞋面的黑色长袍，胸前有一白色胶板，项上的“十字
架”就垂放在白胶板前，形象端庄严肃。
他中等身材，清瘦，双目有神，善言，训起学生来让人心服口服。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上课时手上总掐捏着一小截粉笔头，若哪个学生听课走神或有小动作，粉笔头马上就会飞砸在身上，从不失手。凡张修士上课，课堂秩序总是极好。法汉中学的课程除了国文与算术，还有自然、常识、法文和体育等，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正规初中教育。
初中时我喜欢打乒乓球，球台少，学生多，要靠下课后“占台子”。上午和下午放学后都是宝贵的打球时间，如果玩晚了，母亲就会找到学校来，回家罚写字或下午不许出去玩。一次自知晚了，拔腿往家里跑，不料小雨路滑，摔了个“大马趴”。站起身一摸，门牙被磕碎了半截。母亲心疼坏了，一面热敷上医院，一面嘱咐我说：“以后我不去学校找你了，球打
晚了回家也不要跑，不罚你就是了。”儿子是妈的心头肉。
1944年，初二开学不久，因武汉大轰炸而学校停课，我们全家迁到武汉乡下“躲轰炸”。这天早晨，全家人带着细软，乘车汉阳马沧湖的一个码头登上木船，两个船工划了三个多小时才登岸，住在姚家岭的车湾。从此开始近一年的乡下生活。
江汉平原湖多、水多、水草多，水草是农村的主要燃料。晒干后的水草堆在院子的棚下，一人手持用粗藤条弯成弓形，后面带有一个能够转动的把手器具;另一人坐在草堆旁，将草捋成碗口粗的草把，挂在弓形器上，随着弓形器手柄的转动，草把就如绳索般地被拧紧。坐在下面的人不断续草，可以拧到一两米长，然后弯结成一个8字形的粗大草麻花，叫“把子”，放在灶膛里很好烧，上火很快。我喜欢干这种活计，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也该帮家里干点活了。我更喜欢在湖水退去后，光着脚，拿着脸盆和布兜，在一汪一汪的浅水洼里摸小鱼小虾。拿回家给母亲腌制，特别好吃下饭。
最不能忘的是农村过年。一进腊月，过年气氛就上来了。腊八开始，家家轮流宰猪，腌肉、做灌肠、磨“吊浆”、打糍粑、蒸年糕、摊豆丝，准备各种吃食;买年画，写春联，贴窗花，掸拂尘，以及腊月廿三摆寸金糖，送灶王爷上天等。孩子们最盼的是除夕夜放鞭炮、磕头拿红包、吃团年饭守岁;过大年时的拜年、串门、看大戏等，比城里过年热闹多了。
我和姊妹们边玩要边帮家里做点事，但是对学校布置的作业，母亲监督得很紧。有时白天玩得太累，晚上还要在小油灯下做作业，常常是做着做着，歪在床上就睡着了。乡下没有城市的繁华和喧嚣，也没有警报声和烦人的战事消息。尽管是战争时期，好在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躲轰炸的农村生活，倒给我留下了“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田园生活记忆。可惜那时太小，尚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1945年日本投降，全家由乡下回汉口不久，法汉中学秋季也要开学了。报到时我交上了老师半年前布置的作业，负责报到的老师仔细看了后说：“你就上初三吧”。回家告诉父母和大姐，他们都很高兴，说我“跳班”了。其实是，三步并成两步走，影响了我初中的学习根底。初三这一年，我还真是扎扎实实地念了一年书。
非常感谢我校人事处副处长张远帆同志，他为了我的“采集工程”，2014年夏到武汉我的旧居和曾就读的两所中学收集到丰富资料，还与家姐元宁访谈三个多小时，整理编写了近两万字的材料。远帆同志在前汉口法汉中学“采集”时，居然找到了我68年前的初三毕业成绩单①.成绩是：公民85分、国文78分、作文80分、英语90分、代数80分、几何82分、三角84、物理60分、历史94分、地理97分、劳作80分、图画75分、音乐75分、体育80分，平均81.4分，全班55人中排第6名。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其实，一个小男孩，对考第几名会全不在意，在意的是及格和不及格。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初二没正规上学，却有较多时间看“闲书”。《精忠岳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看了不少，心中留了许多英雄偶像，诸葛亮、关云长、岳飞、武松等。英雄主义对小男孩是必须的，但是也埋下了“祸根”，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可没少检讨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另外，从表兄和大姐那里也能看到《三字经》《朱子家训》《增广贤现文》《二十四孝》《列女传》等。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皆有恻隐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百善孝为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概念满脑子都是。母亲给我讲故事，我总是会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回想起来，我幼时自
觉和不自觉地深受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对我人生观的形成作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