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18年10月16日是第38个世界粮食日，主题是“努力实现零饥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科技部、全国妇联等多家组织和部委联合主办，以“端牢国人饭碗，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开展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旨在引导全社会进一步增强粮食安全意识，科学把握粮食安全形势，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推动兴粮强粮，大力倡
导爱粮节粮，合力守护“中国饭碗、中国粮食”。全国首届“粮安之星”的评选发布是其中重要环节，以石元春领衔的7名个人和3个集体获此殊荣。
二
1931年农历正月初二，公历2月18日（身份证上的1931年2月10日是当时估填，有误），石元春出生在湖北汉口汉正街。童年时期，举家搬入黄兴路华实街宝华里一号，经实地探访，宝华里早已被拆除，而与他仅一街之隔的新华里依然存在，似乎能找寻些当初的感觉和繁华。
汉口与汉阳、武昌并称“武汉三镇”，地处武汉市长江西北、汉江以北的地域，东南隔长江与昌相望，西南隔汉江与汉阳相望，是武汉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武汉地区的金融、商贸、对外交往中心和主要交通枢纽。今天的汉口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口以前被叫作江夏，地处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极为方便，有“九省通衢”之称。因古代以水运为主，吸引了周边的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人在此聚集，这里就渐渐繁荣起来，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东方芝加哥”之名驰声于海内外。
我常常讲，一生中遇到四位恩人，第一位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非常聪明、有远见、行善事的人，他不仅生我养我，也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石元春出生的时候，父亲石燧平41岁，经营米店、香烟店和肥皂厂等，家庭殷实。石元春有胞兄妹四人，在家中排行第二，姐姐石元宁、妹妹石元俊和石元纯。父亲很少与子女谈论自己过往的事情，石元春对父亲的事情所知不多。倒是母亲零零散散的一些回忆，一直留在石元春胞姐石元宁的记忆中。据石元宁回忆，父亲1890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生活非常艰苦。不幸的是，在父亲6岁的时候，祖父去世。祖母被生活所迫，携儿子流浪到武汉，在一个基督教会帮佣，做一些帮助牧师洗衣服的杂活，勉强维持生计。后来，经人介绍，与教会办的小学里的一位校工再婚。校工的工作，也就是看大门、上下课摇铃铛等，所以家庭仍是比较贫困。尽管如此，父亲能够有机会去学校读书。只可惜，在教会小学读了几年书后，因石元春的祖母身体不好，父亲便辍学，出去当了三年学徒。其后开始自己摆小摊，从小本买卖开始，生意一点点做大。父亲从小在基督教会环境里成长，也养成了良好的品行。他非常努力积极，诚实经营，有远见，乐善好施。父亲很少抽烟，从不酗酒，也很少打牌，从不赌博。尽管只是小学文化程度，但父亲很好学，文化知识比较丰富。字写得很好，喜欢听京剧、汉剧。对中医、中药很感兴趣，自己学习《本草纲目》，然后给自己家里人开药方，应对小毛病。在她的记忆中父母没有吵过架，兄妹几个也从来没吵过架，斯文有礼的父亲也从来不打孩子。可以看出，石元春是在一个和美温馨的家庭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家庭，给了石元春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塑造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他后来一生成功的基石。
三
石元春的父亲有两个情结：第一个是读书，因为他自己念的书比较少，所以就特别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多读书；第二个是教会教育，父亲受过教会的影响和帮助，对教会的感情很深。因此，石元春兄妹四人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37年是石元春应该上学的年龄，可是日军对武汉的攻占让石元春父亲无法再经营米店，举家搬到汉口法租界内。同在法租界内的时任商会会长的贺姓大企业家，也因自家孩子无学可上苦恼，决定在法租界内办一个小学，叫竟成小学，取有志者事竟成的意思。尽管这所学校类似于半官方半私塾的形式，但是要求非常严格，另外还特意请了高水平的教师来任教。那个特殊时期，算术主要是教加减乘除以及珠算，国文也没有正规的教材，主要讲授的是《孟子》和《古文观止》这样的古文。正是因为严格要求，名篇都要求背诵，时隔70多年后在访谈石元春时，对于很多内容他仍然张口能背，非常流利。
我们小学时开始背的就是《孟子》，第一句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时候已经提出“利”和“义”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背的，而且背的时候还不能打磕巴儿，打一个磕巴儿手心就被柳条打一下，小孩背书也很紧张。那时只有八九岁。
1943年9月，石元春考入汉口法租界里的私立法汉中学。法汉中学是一所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法汉中学以“勤诚”为校训，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教师也认真负责，课堂纪律良好；教师批改了的作业本，须交教务处逐本检查登记，有缺必补。法汉中学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大多比较好，且都能刻苦学习。当时有一份《中学生》杂志，有一期载文评论武汉各中学的情况，提到法汉中学，说是“法汉的学生太用功了，有些像神父”。
法汉中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虽然我觉得自己在学习方面还是比较听话的，但是我没想到，在全班55个学生里面，我能考到第六名。我还真是挺高兴的，这说明我小时候学得不错。
1946年9月，石元春考上了武昌文华中学，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学校在武昌，从他的家汉口到武昌要坐轮船过去，中间隔着长江。两周放假回家一次，平时就住在学校里面。
我上学的高中是文华中学，在武汉地区是最好的。那是美国的基督教教会办的。入学是要考试的，我考上了。
文华中学创办于140多年前，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办学理念的新式学校。学校办学方式多样，根据当时形势，创办了《文华学界》《文华季刊》等杂志，成立了学生军，于1909年首创了第一支中国人演奏西洋铜管乐器的乐队，又于1912年首创了中国童子军，并迅速推广至全国各地。学校既有外籍教师，也有中国教师（包括留学欧美的）。学校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深受学生欢迎。石元春在文华中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让他能同时拿到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传统文化的洗礼和日本侵华惨象，更是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和责任担当。他的一生一直在努力践行“爱我国家、强我民族”的理想信念。
四
1949年10月上旬，石元春随最后一批“武汉大学生北上团”北上清华大学农学院求学。尽管他很遗憾没能亲眼看见“开国大典”，但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的烙印牢牢地刻在他的身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接力跑中，石元春与共和国同向而行整整70年，跑出了不错的成绩。
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入学，社会与政治环境空前绝后······教学计划与内容空前绝后······学习过程空前绝后······这样的大学经历，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说“空前绝后”夸张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大学四年，是在革命意识极度高涨和激情燃烧岁月中度过的。
1949年9月，清华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三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10月17日，石元春由清华园搬到罗道庄，成为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后的第一批学生。随后，在卢沟桥农场进行具革命气息的“农耕劳作实习”，因干活主动积极，获得“拖拉机”美誉，但很快就被外号“石头”取代。伴随着抗美援朝、全国土地改革等系列大事，石元春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毕业鉴定书上的评价是：“工作积极努力，工作能力很强，学习努力，成绩优良，适于技术工作。”
可能是这个“适于技术工作”，破灭了他去基层的理想。1953年石元春留校开始研究生学习，师从李连捷教授。导师的教育方式令石元春耳目一新，李连捷教授给予他的学生足够高的平台、足够宽的视野、足够厚的信任，将石元春引入土壤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听课要听最好老师的课”“学术上要追求高起点和高要求”等老师当年的话语，仍回响在石元春的耳边，
激励他奋进，让他受益终生。1956年，石元春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恰逢国家清查自然资源，李连捷被任命为新疆综合考察队队长，石元春随导师开始了三年的新疆考察，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科学生涯。
自1957年初冬，石元春在新疆考察间隙返校，就受到了“双反”和“交心”运动的波及。随后，1959年在他结束新疆考察，期待以27岁的美好年华，大力发展事业之际，却被批为“白专典型”。“大跃进”“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北京农业大学随着政治运动沉浮，先搬迁陕西清泉沟，再回迁涿县（今涿州市），又复校办学，石元春与学校共命运，同频共振，只是一回首已届“不惑”。在那段动荡的年代，石元春挨过批斗，受过苦；完成了大婚，添了一双儿女，享受着甜；在清泉沟大难不死，玩过命；而在科学这条路上，一直都是追梦人，即使在“吃不饱，腿发软”的年代，仍取土测样，披星戴月，负重前行，做起“水盐运动”的科学梦来······
五
1973年5月，石元春因克山病由清泉沟回北京休养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足以影响他后半生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北京农业大学时任副校长沈其益打来的，是时为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成员的王观澜同志指示北京农大在邯郸地区选一个盐碱地改良的低产点，要他前去看看。这一看，就发生了之后的“十年曲周治碱”，从“十年黄淮海科技攻关”到“十年校长”，再到“十年学术云游”以及十六年的“决胜生物质”。环环相扣，无缝链接，安排了后半生长达45年的科学生涯。
当沈副校长问他看得怎么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应该来”。回校后，就联络了辛德惠、林培、雷浣群、毛达如、陶益寿、黄仁安等教师，于当年9月5日抵达盐碱最严重的曲周县张庄村，抱着“不治好碱就不走”的决心，打响了黄淮海平原治碱战役的第一枪。
1974年，通过布三阵，即“水阵”“盐阵”和“农阵”；用奇兵，即调节地下水位，在村南400亩试验地上首战告捷。
试验区的张庄大队粮食总产由历史最高水平31万斤（1971年）增至60万斤，单产达到463斤。1970年以前，张庄大队平均每年需国家供应商品粮食约4万斤，1974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食11万斤。皮棉也由单产20多斤提高到57斤。试验区的大街大队粮食总产也由历史最高水平的13万斤增至24万斤，单产450斤。这两个大队的粮食产量当年就翻了一番。
尽管经历了自1975年以来不断发酵的“浅井风波”，但全体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推进工作，加强宣传，于1977年年底第一期工程结束时，实现了“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豪言壮语，更是让当地百姓切实受益，其总结的成功经验也于1979年年底获得国务院嘉奖。四年的一期工程，是辛苦栽种的一片“梧桐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
“金凤凰”：“喜碰杯，两个500万”“IFAD与WB争夺曲周项目”以及“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经验交流会”“总理视察”“北戴河休假”“特等奖”“双院士”等。
黄淮海项目由国家四部委主持，204个中央和地方科技单位，1141名科技人员参加，持续了近20年，是一个大型、综合和多学科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显著改变我国第一大平原和重要农区面貌，终止“南粮北运”历史，并由此产生的“黄淮海效应”对全国中低产地区治理和粮食生产的重大影响等，其成效被传为农业领域的“两弹一星”。
六
1985年石元春受任黄淮海科技攻关课题“六五”专家组组长时，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受任“七五”黄淮海科技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时，又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直至1995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
这十年，石元春一直是“双肩挑”和“两头沉”的双线作战。石元春自喻为“草根校长”，自我调侃“曲周试验区23万亩，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农田2亿亩，农大校园才千把亩，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上了个“北京农大转型改革'的新项目吗?”在校长任上，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借势助力结结实实的上任“三把火”，调研总结认认真真地构建新型农业大学框架，推行试点“校长负责制”，大力推进本科生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新型管理系统改革，实施以“五子登科”“百博计划”“推广教授”为重点的人才工程，大力倡导以“农民科技日”“农大春晚”“中国的第一支橄榄球队”为引领的校园文化建设，努力提升国际化水平，将原8系1院重组为8院29系74个专业方向的现代大学构建，获批进入“211工程”建设高校······
石元春是1949年北京农大成立时入学的首届毕业生，34年后任第9任校长，卸任后的北京农业大学成了历史，他也成了“末代校长”。在届满述职报告结尾，他提道：
在这个岗位上一晃8年了，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差都已成过去，但是有两点我是敢说的，一是我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尽了心的，也尽了力的，从无懈怠；二是无愧坦然，即从未做违反法纪规章制度和道德准则的事，没有获取任何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七
1995年，卸下校长与黄淮海项目两副重担，石元春想做一个无职务无项目的“自由人”，似僧人道士，居山修行数年后，可随心所欲地云游四方，访名士，参学悟道。如他所愿，作为国家科委“S-863”高技术计划软课题研究核心工作小组14位专家之一，他转向宏观战略研究，一直延续到“973”“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等科教战略工程。作为“211工程”的预审专家组组长，先后预审了5所大学，并结合战略研究进行“西部开发”的科技考察，为国家的科教战略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达10年之久，正值世纪之交，自喻为“世纪
游学”。
在视野不断拓展中，1996年首次提出“当今正在兴起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是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论点。而在研究“S-863示范工程案例”的选题中，有一种意见认为，“高技术说的是技术，不是某个行业的技术。农业的主要高技术是生物技术，有了生物技术选题就不必设农业高技术选题了”。石元春舌战群儒，有理有据，最终得以认可。以当初选定的6个农业高技术重大项目为源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频频见于报端的有超级稻、抗虫棉、生物农药、基因工程疫苗、控释性专用复合肥、设农业工程、全生物降解塑料、农业专家系统、农情监测预报······
另外，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65岁高龄开始学电脑和学做演示文稿（PPT），从此讲演道具也由“清唱”、幻灯机、投影仪进步到第四代的电脑-多媒体-PPT时代。自1998年6月第一次使用直到现在，所有讲演用的PPT都是自己制作，与讲演内容默契配合得“天衣无缝”。因此，他也获得了一项称心兵器，让他驰骋在建言献策的战场，还不时地向国家和相关部委领导人进行汇报，比如当他考察“退耕还林”后，提出“重视发挥生态自我修复功能”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八
2003年，石元春受邀担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农业专项组组长。当一直在琢磨“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中国农民为什么这么穷”的他，发现“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产品”后，感觉像在茫茫大海航行中看见了远远的一片陆地。如果说农产品加工是将现成的一节车厢，从工业列车换挂到农业列车上的话，而“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产品”则是农业自产的一列
新型、高速和大马力的绿色列车。时年73岁的石元春，痴迷于此而不能自拔。尽管他刚做完癌症手术，尽管他借助“云游”的显著成效可以继续做专家，但还是决定再披挂，又上阵，“决胜生物质”16年。
2004年，尽管“农林生物质工程”未能入选“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大专项，但因为参与竞争而走进了国家最高层领导视野。次年，石元春上半年主导的“五次大亮相”，全年在全国讲演了15场，让“生物质”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通过“四院士建议”，向国家喊出了“种出一个大庆”，直至我国生物质产业在国家层面上全面启动。2006年6月，
北京召开了“全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工作会议”；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生物质能位居榜首。中国生物质事业可谓顺风顺水，茁壮成长。
2008年，年初“世界粮食风暴”，年尾“全球金融海啸”；2009年“风电三峡”和生物质能被边缘化；2011年策划“惊蛰崛起”；2012年成立中国生物质专业委员会；2013年雾霾爆发与生物质固体燃料临危受命；2014年生物质液体燃料柳暗花明；2016年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国家需求与生物天然气喷薄而出；2017年成立中国生物质能联盟·····所有这些，石元春处奔走呐喊，孕育呵护着生物质事业在中国由寂寥荒凉的原野到绿意盎然的花园，由小菜一碟到国之重器，已经成长为能够自立的棒小伙。“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随着阵阵的回忆来袭，他似乎觉得应该为这个16岁小伙以后的发展谋划点什么，比如理论性基础建设再夯实一些，生物质工程能够屹立在国家战略层面，生物质工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石元春坐在书桌前，轻问：“白发无凭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
九
2014年7月，通过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遴选，“石元春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获得立项。采集小组负责人是张海涛，负责项目整体实施；主要成员张远帆，负责外围资料采集、研究报告、书稿等相关工作；王崧以石元春助手的身份进入采集小组，负责资料的采集、整理和口述访谈录制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很多老师的帮助，
才得以顺利结题。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张藜老师对项目情况了如指掌，及时予以指导，为了拓展“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系列，结合我们小组的实际，尤其是先生良好的身体状态和优秀的文字功底，她建议可以考虑请先生写自传，随着本书进展及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2015年10月，《石元春文集》全五卷中的最后两卷出版后，先生投身到自传写作中，因身体、其他工作等多方面原因，到2019年5月6日完稿，每个字、每张插图都由先生亲自完成。85岁的院士能够动笔完成自传，实属珍贵。
本书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源于先生平时的积累。无论是黄淮海，还是校长十年，再到之后的宏观战略和生物质，在那些岁月中所使用的资料，绝大部分都由先生自己完成，储备了丰厚的资料。二是在这次采集期间对先生的访谈，经过整理后，供他调用。三是结合采集工程所得的大量成果，相关历史资料，梳理的一些佐证材料、图片等，供他参考。关于本
书写作，在丛书系列中开辟了有别于他转、自述之外的新文本-自传；在叙述方式上选用了报告文学的方式；在行文中，采用了精心编辑的组图，与文字呼应，相得益彰；在内容上，尽可能突出细节，在宏观背景下讲述先生的故事。在与先生讨论文稿时，他每每提到这些形式的变化可能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不习惯，令他感到不安。
因采集工程的缘分，我们得以与先生有过很多次的沟通和交流，除了钦佩先生的风范、谦虚、认真、细致之外，更是感受到了他“一团火”的工作热情，就像游泳健将听令入水后，奋力前行；又如皮球被拍之后，反弹更足。先生一心为了事业，心不设防，心直口快，难免会有些不愉快事。现在回忆起来，他将这些都融入了岁月长河，始终怀着善良中正的心，爱国爱校爱家，感谢伟大的时代，凭着平平天资、尚可的性格、勤奋有加和机缘眷顾，感恩社会，回报社会，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事，尽了一个时运较好的知识分子的力量。
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一位与新中国共成长70年的谦谦君子，将追求真善美，追求尊道、崇德、精业的故事，向你娓娓道来。
石元春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张远帆
2019年仲夏
导言
2018年10月16日是第38个世界粮食日，主题是“努力实现零饥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科技部、全国妇联等多家组织和部委联合主办，以“端牢国人饭碗，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开展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旨在引导全社会进一步增强粮食安全意识，科学把握粮食安全形势，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推动兴粮强粮，大力倡
导爱粮节粮，合力守护“中国饭碗、中国粮食”。全国首届“粮安之星”的评选发布是其中重要环节，以石元春领衔的7名个人和3个集体获此殊荣。
二
1931年农历正月初二，公历2月18日（身份证上的1931年2月10日是当时估填，有误），石元春出生在湖北汉口汉正街。童年时期，举家搬入黄兴路华实街宝华里一号，经实地探访，宝华里早已被拆除，而与他仅一街之隔的新华里依然存在，似乎能找寻些当初的感觉和繁华。
汉口与汉阳、武昌并称“武汉三镇”，地处武汉市长江西北、汉江以北的地域，东南隔长江与昌相望，西南隔汉江与汉阳相望，是武汉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武汉地区的金融、商贸、对外交往中心和主要交通枢纽。今天的汉口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口以前被叫作江夏，地处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极为方便，有“九省通衢”之称。因古代以水运为主，吸引了周边的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人在此聚集，这里就渐渐繁荣起来，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东方芝加哥”之名驰声于海内外。
我常常讲，一生中遇到四位恩人，第一位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非常聪明、有远见、行善事的人，他不仅生我养我，也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石元春出生的时候，父亲石燧平41岁，经营米店、香烟店和肥皂厂等，家庭殷实。石元春有胞兄妹四人，在家中排行第二，姐姐石元宁、妹妹石元俊和石元纯。父亲很少与子女谈论自己过往的事情，石元春对父亲的事情所知不多。倒是母亲零零散散的一些回忆，一直留在石元春胞姐石元宁的记忆中。据石元宁回忆，父亲1890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生活非常艰苦。不幸的是，在父亲6岁的时候，祖父去世。祖母被生活所迫，携儿子流浪到武汉，在一个基督教会帮佣，做一些帮助牧师洗衣服的杂活，勉强维持生计。后来，经人介绍，与教会办的小学里的一位校工再婚。校工的工作，也就是看大门、上下课摇铃铛等，所以家庭仍是比较贫困。尽管如此，父亲能够有机会去学校读书。只可惜，在教会小学读了几年书后，因石元春的祖母身体不好，父亲便辍学，出去当了三年学徒。其后开始自己摆小摊，从小本买卖开始，生意一点点做大。父亲从小在基督教会环境里成长，也养成了良好的品行。他非常努力积极，诚实经营，有远见，乐善好施。父亲很少抽烟，从不酗酒，也很少打牌，从不赌博。尽管只是小学文化程度，但父亲很好学，文化知识比较丰富。字写得很好，喜欢听京剧、汉剧。对中医、中药很感兴趣，自己学习《本草纲目》，然后给自己家里人开药方，应对小毛病。在她的记忆中父母没有吵过架，兄妹几个也从来没吵过架，斯文有礼的父亲也从来不打孩子。可以看出，石元春是在一个和美温馨的家庭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家庭，给了石元春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塑造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他后来一生成功的基石。
三
石元春的父亲有两个情结：第一个是读书，因为他自己念的书比较少，所以就特别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多读书；第二个是教会教育，父亲受过教会的影响和帮助，对教会的感情很深。因此，石元春兄妹四人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37年是石元春应该上学的年龄，可是日军对武汉的攻占让石元春父亲无法再经营米店，举家搬到汉口法租界内。同在法租界内的时任商会会长的贺姓大企业家，也因自家孩子无学可上苦恼，决定在法租界内办一个小学，叫竟成小学，取有志者事竟成的意思。尽管这所学校类似于半官方半私塾的形式，但是要求非常严格，另外还特意请了高水平的教师来任教。那个特殊时期，算术主要是教加减乘除以及珠算，国文也没有正规的教材，主要讲授的是《孟子》和《古文观止》这样的古文。正是因为严格要求，名篇都要求背诵，时隔70多年后在访谈石元春时，对于很多内容他仍然张口能背，非常流利。
我们小学时开始背的就是《孟子》，第一句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时候已经提出“利”和“义”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背的，而且背的时候还不能打磕巴儿，打一个磕巴儿手心就被柳条打一下，小孩背书也很紧张。那时只有八九岁。
1943年9月，石元春考入汉口法租界里的私立法汉中学。法汉中学是一所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法汉中学以“勤诚”为校训，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教师也认真负责，课堂纪律良好；教师批改了的作业本，须交教务处逐本检查登记，有缺必补。法汉中学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大多比较好，且都能刻苦学习。当时有一份《中学生》杂志，有一期载文评论武汉各中学的情况，提到法汉中学，说是“法汉的学生太用功了，有些像神父”。
法汉中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虽然我觉得自己在学习方面还是比较听话的，但是我没想到，在全班55个学生里面，我能考到第六名。我还真是挺高兴的，这说明我小时候学得不错。
1946年9月，石元春考上了武昌文华中学，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学校在武昌，从他的家汉口到武昌要坐轮船过去，中间隔着长江。两周放假回家一次，平时就住在学校里面。
我上学的高中是文华中学，在武汉地区是最好的。那是美国的基督教教会办的。入学是要考试的，我考上了。
文华中学创办于140多年前，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办学理念的新式学校。学校办学方式多样，根据当时形势，创办了《文华学界》《文华季刊》等杂志，成立了学生军，于1909年首创了第一支中国人演奏西洋铜管乐器的乐队，又于1912年首创了中国童子军，并迅速推广至全国各地。学校既有外籍教师，也有中国教师（包括留学欧美的）。学校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深受学生欢迎。石元春在文华中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让他能同时拿到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传统文化的洗礼和日本侵华惨象，更是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和责任担当。他的一生一直在努力践行“爱我国家、强我民族”的理想信念。
四
1949年10月上旬，石元春随最后一批“武汉大学生北上团”北上清华大学农学院求学。尽管他很遗憾没能亲眼看见“开国大典”，但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的烙印牢牢地刻在他的身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接力跑中，石元春与共和国同向而行整整70年，跑出了不错的成绩。
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入学，社会与政治环境空前绝后······教学计划与内容空前绝后······学习过程空前绝后······这样的大学经历，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说“空前绝后”夸张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大学四年，是在革命意识极度高涨和激情燃烧岁月中度过的。
1949年9月，清华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三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10月17日，石元春由清华园搬到罗道庄，成为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后的第一批学生。随后，在卢沟桥农场进行具革命气息的“农耕劳作实习”，因干活主动积极，获得“拖拉机”美誉，但很快就被外号“石头”取代。伴随着抗美援朝、全国土地改革等系列大事，石元春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毕业鉴定书上的评价是：“工作积极努力，工作能力很强，学习努力，成绩优良，适于技术工作。”
可能是这个“适于技术工作”，破灭了他去基层的理想。1953年石元春留校开始研究生学习，师从李连捷教授。导师的教育方式令石元春耳目一新，李连捷教授给予他的学生足够高的平台、足够宽的视野、足够厚的信任，将石元春引入土壤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听课要听最好老师的课”“学术上要追求高起点和高要求”等老师当年的话语，仍回响在石元春的耳边，
激励他奋进，让他受益终生。1956年，石元春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恰逢国家清查自然资源，李连捷被任命为新疆综合考察队队长，石元春随导师开始了三年的新疆考察，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科学生涯。
自1957年初冬，石元春在新疆考察间隙返校，就受到了“双反”和“交心”运动的波及。随后，1959年在他结束新疆考察，期待以27岁的美好年华，大力发展事业之际，却被批为“白专典型”。“大跃进”“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北京农业大学随着政治运动沉浮，先搬迁陕西清泉沟，再回迁涿县（今涿州市），又复校办学，石元春与学校共命运，同频共振，只是一回首已届“不惑”。在那段动荡的年代，石元春挨过批斗，受过苦；完成了大婚，添了一双儿女，享受着甜；在清泉沟大难不死，玩过命；而在科学这条路上，一直都是追梦人，即使在“吃不饱，腿发软”的年代，仍取土测样，披星戴月，负重前行，做起“水盐运动”的科学梦来······
五
1973年5月，石元春因克山病由清泉沟回北京休养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足以影响他后半生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北京农业大学时任副校长沈其益打来的，是时为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成员的王观澜同志指示北京农大在邯郸地区选一个盐碱地改良的低产点，要他前去看看。这一看，就发生了之后的“十年曲周治碱”，从“十年黄淮海科技攻关”到“十年校长”，再到“十年学术云游”以及十六年的“决胜生物质”。环环相扣，无缝链接，安排了后半生长达45年的科学生涯。
当沈副校长问他看得怎么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应该来”。回校后，就联络了辛德惠、林培、雷浣群、毛达如、陶益寿、黄仁安等教师，于当年9月5日抵达盐碱最严重的曲周县张庄村，抱着“不治好碱就不走”的决心，打响了黄淮海平原治碱战役的第一枪。
1974年，通过布三阵，即“水阵”“盐阵”和“农阵”；用奇兵，即调节地下水位，在村南400亩试验地上首战告捷。
试验区的张庄大队粮食总产由历史最高水平31万斤（1971年）增至60万斤，单产达到463斤。1970年以前，张庄大队平均每年需国家供应商品粮食约4万斤，1974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食11万斤。皮棉也由单产20多斤提高到57斤。试验区的大街大队粮食总产也由历史最高水平的13万斤增至24万斤，单产450斤。这两个大队的粮食产量当年就翻了一番。
尽管经历了自1975年以来不断发酵的“浅井风波”，但全体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推进工作，加强宣传，于1977年年底第一期工程结束时，实现了“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豪言壮语，更是让当地百姓切实受益，其总结的成功经验也于1979年年底获得国务院嘉奖。四年的一期工程，是辛苦栽种的一片“梧桐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
“金凤凰”：“喜碰杯，两个500万”“IFAD与WB争夺曲周项目”以及“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经验交流会”“总理视察”“北戴河休假”“特等奖”“双院士”等。
黄淮海项目由国家四部委主持，204个中央和地方科技单位，1141名科技人员参加，持续了近20年，是一个大型、综合和多学科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显著改变我国第一大平原和重要农区面貌，终止“南粮北运”历史，并由此产生的“黄淮海效应”对全国中低产地区治理和粮食生产的重大影响等，其成效被传为农业领域的“两弹一星”。
六
1985年石元春受任黄淮海科技攻关课题“六五”专家组组长时，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受任“七五”黄淮海科技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时，又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直至1995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
这十年，石元春一直是“双肩挑”和“两头沉”的双线作战。石元春自喻为“草根校长”，自我调侃“曲周试验区23万亩，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农田2亿亩，农大校园才千把亩，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上了个“北京农大转型改革'的新项目吗?”在校长任上，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借势助力结结实实的上任“三把火”，调研总结认认真真地构建新型农业大学框架，推行试点“校长负责制”，大力推进本科生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新型管理系统改革，实施以“五子登科”“百博计划”“推广教授”为重点的人才工程，大力倡导以“农民科技日”“农大春晚”“中国的第一支橄榄球队”为引领的校园文化建设，努力提升国际化水平，将原8系1院重组为8院29系74个专业方向的现代大学构建，获批进入“211工程”建设高校······
石元春是1949年北京农大成立时入学的首届毕业生，34年后任第9任校长，卸任后的北京农业大学成了历史，他也成了“末代校长”。在届满述职报告结尾，他提道：
在这个岗位上一晃8年了，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差都已成过去，但是有两点我是敢说的，一是我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尽了心的，也尽了力的，从无懈怠；二是无愧坦然，即从未做违反法纪规章制度和道德准则的事，没有获取任何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七
1995年，卸下校长与黄淮海项目两副重担，石元春想做一个无职务无项目的“自由人”，似僧人道士，居山修行数年后，可随心所欲地云游四方，访名士，参学悟道。如他所愿，作为国家科委“S-863”高技术计划软课题研究核心工作小组14位专家之一，他转向宏观战略研究，一直延续到“973”“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等科教战略工程。作为“211工程”的预审专家组组长，先后预审了5所大学，并结合战略研究进行“西部开发”的科技考察，为国家的科教战略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达10年之久，正值世纪之交，自喻为“世纪
游学”。
在视野不断拓展中，1996年首次提出“当今正在兴起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是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论点。而在研究“S-863示范工程案例”的选题中，有一种意见认为，“高技术说的是技术，不是某个行业的技术。农业的主要高技术是生物技术，有了生物技术选题就不必设农业高技术选题了”。石元春舌战群儒，有理有据，最终得以认可。以当初选定的6个农业高技术重大项目为源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频频见于报端的有超级稻、抗虫棉、生物农药、基因工程疫苗、控释性专用复合肥、设农业工程、全生物降解塑料、农业专家系统、农情监测预报······
另外，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65岁高龄开始学电脑和学做演示文稿（PPT），从此讲演道具也由“清唱”、幻灯机、投影仪进步到第四代的电脑-多媒体-PPT时代。自1998年6月第一次使用直到现在，所有讲演用的PPT都是自己制作，与讲演内容默契配合得“天衣无缝”。因此，他也获得了一项称心兵器，让他驰骋在建言献策的战场，还不时地向国家和相关部委领导人进行汇报，比如当他考察“退耕还林”后，提出“重视发挥生态自我修复功能”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八
2003年，石元春受邀担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农业专项组组长。当一直在琢磨“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中国农民为什么这么穷”的他，发现“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产品”后，感觉像在茫茫大海航行中看见了远远的一片陆地。如果说农产品加工是将现成的一节车厢，从工业列车换挂到农业列车上的话，而“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产品”则是农业自产的一列
新型、高速和大马力的绿色列车。时年73岁的石元春，痴迷于此而不能自拔。尽管他刚做完癌症手术，尽管他借助“云游”的显著成效可以继续做专家，但还是决定再披挂，又上阵，“决胜生物质”16年。
2004年，尽管“农林生物质工程”未能入选“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大专项，但因为参与竞争而走进了国家最高层领导视野。次年，石元春上半年主导的“五次大亮相”，全年在全国讲演了15场，让“生物质”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通过“四院士建议”，向国家喊出了“种出一个大庆”，直至我国生物质产业在国家层面上全面启动。2006年6月，
北京召开了“全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工作会议”；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生物质能位居榜首。中国生物质事业可谓顺风顺水，茁壮成长。
2008年，年初“世界粮食风暴”，年尾“全球金融海啸”；2009年“风电三峡”和生物质能被边缘化；2011年策划“惊蛰崛起”；2012年成立中国生物质专业委员会；2013年雾霾爆发与生物质固体燃料临危受命；2014年生物质液体燃料柳暗花明；2016年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国家需求与生物天然气喷薄而出；2017年成立中国生物质能联盟·····所有这些，石元春处奔走呐喊，孕育呵护着生物质事业在中国由寂寥荒凉的原野到绿意盎然的花园，由小菜一碟到国之重器，已经成长为能够自立的棒小伙。“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随着阵阵的回忆来袭，他似乎觉得应该为这个16岁小伙以后的发展谋划点什么，比如理论性基础建设再夯实一些，生物质工程能够屹立在国家战略层面，生物质工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石元春坐在书桌前，轻问：“白发无凭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
九
2014年7月，通过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遴选，“石元春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获得立项。采集小组负责人是张海涛，负责项目整体实施；主要成员张远帆，负责外围资料采集、研究报告、书稿等相关工作；王崧以石元春助手的身份进入采集小组，负责资料的采集、整理和口述访谈录制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很多老师的帮助，
才得以顺利结题。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张藜老师对项目情况了如指掌，及时予以指导，为了拓展“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系列，结合我们小组的实际，尤其是先生良好的身体状态和优秀的文字功底，她建议可以考虑请先生写自传，随着本书进展及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2015年10月，《石元春文集》全五卷中的最后两卷出版后，先生投身到自传写作中，因身体、其他工作等多方面原因，到2019年5月6日完稿，每个字、每张插图都由先生亲自完成。85岁的院士能够动笔完成自传，实属珍贵。
本书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源于先生平时的积累。无论是黄淮海，还是校长十年，再到之后的宏观战略和生物质，在那些岁月中所使用的资料，绝大部分都由先生自己完成，储备了丰厚的资料。二是在这次采集期间对先生的访谈，经过整理后，供他调用。三是结合采集工程所得的大量成果，相关历史资料，梳理的一些佐证材料、图片等，供他参考。关于本
书写作，在丛书系列中开辟了有别于他转、自述之外的新文本-自传；在叙述方式上选用了报告文学的方式；在行文中，采用了精心编辑的组图，与文字呼应，相得益彰；在内容上，尽可能突出细节，在宏观背景下讲述先生的故事。在与先生讨论文稿时，他每每提到这些形式的变化可能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不习惯，令他感到不安。
因采集工程的缘分，我们得以与先生有过很多次的沟通和交流，除了钦佩先生的风范、谦虚、认真、细致之外，更是感受到了他“一团火”的工作热情，就像游泳健将听令入水后，奋力前行；又如皮球被拍之后，反弹更足。先生一心为了事业，心不设防，心直口快，难免会有些不愉快事。现在回忆起来，他将这些都融入了岁月长河，始终怀着善良中正的心，爱国爱校爱家，感谢伟大的时代，凭着平平天资、尚可的性格、勤奋有加和机缘眷顾，感恩社会，回报社会，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事，尽了一个时运较好的知识分子的力量。
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一位与新中国共成长70年的谦谦君子，将追求真善美，追求尊道、崇德、精业的故事，向你娓娓道来。
石元春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张远帆
2019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