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我国著名农业工程学专家、91岁高龄的陶鼎来的家位于北京市东三环外侧一栋老楼内。淡绿色的墙面已经略显斑驳，电梯是最老的款，启动时会发出“吭哧吭哧”的声响。听老一辈的人说，20多年前，作为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的住宿楼，连农业部的公务员都对它艳羡不已。

转眼间，近30年的时光翩然流逝，一栋栋高大时髦的楼房在它身边拔地而起，陶老一手创立的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现为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事业也越来越红火，可陶鼎来和他的老伴儿却一直没有离开，守着楼里那个简朴的家，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记者的到来打破了老人的平静。陶老一面把记者往客厅里让，一面抱歉地笑着：“家里太‘宽敞’了，站不下。”屋子的确不富裕，客厅即是书房，一张茶几、一张书桌、一张双人沙发，再加两个书柜，就把房间挤得不剩什么地方了。空间狭小，光线不够明亮，倒是窗前那盆剑兰绿意袭人，成为客厅里最亮眼的装饰。采访就在这里进行，言及往昔，老人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声音清亮，极富感染力。仿佛时光机器骤然开启，记者迅速“穿越”回了那段风云汇聚的峥嵘岁月。

踏着苏联老大哥的足印，中国农机化艰难起步

农机化发展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的一项事业。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矛盾论》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在已出版的党的文献中，党的领导人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最早论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机械化被共产党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集中阐明了他的农业机械化思想，成为中国农机化理论的基石。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培训农机手、兴建国营农场和拖拉机厂等一系列工作，在百废待兴的华夏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陶鼎来正是那个时代推动农机化发展的一位重量级人物。1920年10月22日，陶鼎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陶胜六乡一个书香门第，1938年以广西高中学生会考状元的身份被保送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1945年，陶鼎来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被录取，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48年学成归国，恰逢中国农业机械化建设起步，陶鼎来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创业由来百事艰。当时的中国农机化，一方面是先天不足、后天孱弱，事业发展步履维艰，另一方面是受苏联影响，片面追求农业机械的“大、快、重”。在“学苏联，一面倒”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农机化几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客观地说，苏联模式对于我国农机化的奠基、起步和普及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历史贡献的，而且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农机研究、制造、管理和维修的人才。但是其弊端和隐患却更加突出。关于这一点，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懵懂无知，而接受过美国教育、长期思考中国农机化发展的陶鼎来却早有察觉。

1950年至1954年，陶鼎来在江苏负责建设国营东辛机械化农场。期间先是从苏联引进了S6牵引式“康拜因”，后来又进口了一批自走式“康拜因”，这在当时是非常现代化的装备，得之不易，农场上下都十分高兴。考虑到是自走式机械，车站和农场之间的距离也不过50里路，农场便没有安排货车去接应，而是由机手驾驶“康拜因”回场。不料，“康拜因”开到农场就“罢了工”，“我们把机器拆开来一看，整个轴承都已经损坏。而作为‘康拜因’最重要部件的轴承，竟然是由切割机床后剩下的渣滓填充起来的。没办法，我们只能派专人到上海，淘了好几个月才淘到几个美国产的轴承替换。”这让陶鼎来对苏联老大哥生产的农业机械产生了质疑。

1956年，陶鼎来作为农业部首批赴苏联农业技术考察团成员，前往苏联考察国营农场、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农机化科学研究所，期间，陶鼎来进一步发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苏联有家单位从欧美进口了一批农业机械，陶鼎来看到一位苏联工程师围着新机械做测绘，禁不住好奇：“这机器是刚从欧洲进口的，已经很先进了，为什么还要对它重新进行测绘？”苏联工程师答：“这些机器不够结实，不适合苏联用，我们得把它们加厚、加重。”这让陶鼎来意识到，在当时的苏联农机化发展是粗放式的，不讲究精细作业，在机器的使用上片面追求速度，不讲究效益。现场观测也验证了陶鼎来的猜想。收小麦的时候，陶鼎来跟在“康拜因”后头跑，看到大量麦粒遗漏在田间，损失率高达10%甚至是20%，苏联人对此却不以为意，“只要拖拉机跑得快就行。”

从苏联考察回国后，陶鼎来参加了农业部组织的国营农场场长训练班。课上，一位苏联专家自豪地宣布：苏联的驾驶员发明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既能节省时间又能提高效率，那就是把拖拉机的汽缸盖预先拖到田头，一旦拖拉机坏了就临时换上。这让学机械出身的陶鼎来深感震惊，“汽缸盖是拖拉机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必须在干净封闭的修理厂内精细地更换，怎么可以在田间随便更换呢？这说明苏联为了抢收抢种，已经不顾及机器本身的结构和性能。”由此，陶鼎来断定，苏联模式存在缺陷，不符合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规律，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我国发展农机化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

看清这一点后，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是什么导致了苏联的农机化只重速度、不重效益，苏联模式的症结到底在哪里？这也是陶鼎来关于中国农机化发展道路的思考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面对记者，老人揭开了答案：没有处理好农机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苏联农机化发展模式失效的根本内因，这一分析，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同样适用。“在苏联，拖拉机所有权一会收归国有，一会又下放到农村，拖拉机和机手长期不结合。中国也是如此，几经反复，没有定论。”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三次会议接力传递，“山东经验”点燃农机工业热潮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农机也不例外。失去了苏联的指导和援助，中国农机化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陶老举了他当年下乡调查时碰到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湘西某县生产大队有两台“东方红”拖拉机，其中一台的后桥坏了个零件，四处求购皆不可得。大队队长是位老人，几番奔波后干脆一跺脚，直接从湖南赶到了千里之外的洛阳，找到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要买零件。厂里不卖，老人纳闷：“你们造拖拉机的怎么还不给供应零件？”答曰：“我们是制造拖拉机整机的，要给了你一个，我不就缺一个吗？”坚决不给。老人愁得没法，站在厂子门口的毛主席像下痛哭一场。拖拉机厂看老人在门口徘徊数日不肯离去，无奈之下只好“忍痛割爱”,把零件卖给了他。老人很高兴地回去了，还因此被评为全县的劳动模范。再后来，他逢人就说，“连个零件都买不到，这农业机械怎么‘化’得起来！”

没有零配件，有些地方就自己造，各种土办法集体上马，还有人拿着自制的半轴向陶鼎来报喜。陶鼎来接过一看，“材料不对、工艺不对、设备不对，可当时只能用这些土零件凑合，否则农业机械就没法使用。”

当时的情况是：农机制造水平低、零配件供应不上、维修保养成为空谈，农机化机具和技术根本推广不开；可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时限的论述，“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五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时间。”从报告发表的1955年算起，按照5个五年计划计算，即应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今天看来，这压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当时上到中央、下到地方，都充满信心、干劲十足。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陆续召开，便是这一时期农机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曾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同志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有个刘集公社，在使用农业机械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湖北省委将其事迹写成材料汇报至中南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指示有关部门组织推广刘集公社的经验，研究如何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于是就有了1966年7月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召开。会议先是在湖北举行了现场演示，然后移师北京。

整个六十年代，政治风云变幻，一个又一个运动此起彼伏，特别是1966年起，开始了长达10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国内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事业都停滞不前，而农业机械化事业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一贯提倡，所受的冲击相对较轻。“文革”进行当中的1971年8月，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机化会议，明确提出了1980年我国农机化发展需要达到的水平及其衡量指标：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80万台，小型拖拉机150万台，排灌动力6千万千瓦，耕耙播种各项农事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化肥使用量达到每亩60斤。对此，陶老认为，相较其他行业而言，中国的农机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是非常幸运的。

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农机化事业依然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7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出席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一次农机展览会，由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同志负责具体组织。按照中央的意思，展览会必须展出“三个水平”，即：当时我国农机化发展的现实水平、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应该达到的水平以及目前二者之间相差的水平。陶鼎来参与了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也因此有机会亲身见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机化的关怀，“每件展品，华国锋同志都要仔细察看，细细询问机器的价格、使用寿命、操作难易度，这让我非常感动。”参观过程中，华国锋发现参展农机种类少，农具配套水平很低，一台拖拉机平均只配2.7-2.9台农具，当即决定从外国引进农机具，于是紧接着就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大型展览会——十二国农业机械展览会。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分析，十二国农机博览会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但是农机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释放了中国即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可以很自豪地说，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农业机械化是走在前列的！”陶老对此深信不疑。

三次农机化会议的召开和十二国农机展览会的举办，足以显示党中央发展农机化的决心和力度，可是到了1980年，苹果却没有落地，“按照第二次全国农机化会议确定的指标，80万台大中拖、150万台小拖和6千万千瓦排灌动力的目标已经达成，但是农机化作业水平70%的目标却远远达不到，机耕不足40%，机播是百分之十几，机收只有1%-2%。”1980年4月，农业机械部部长杨立功不得不向新闻界宣布不宜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

巨大的落差，引起了陶鼎来对第二个核心问题的思考：为什么我们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仍然以失败而告终？结论是，我国的农机化片面追求数量，却将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排除在外，其结果是工厂把机器造出来了，农民却不愿意用，即使用了也用不好。这个如今看来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在当时却困扰了整整一代农机人。

山东省便是一个典型例子。陶老回忆称，20世纪70年代，山东省的工业已经位居全国前列，省里把工业资源集中起来生产农机具，很快形成了强大的产能。在第三次全国农机化会议上，山东省展出了多款本土农机产品，并打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等不要、自己最可靠”的标语，成为展览会上的一大亮点。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参观山东展台后由衷赞叹：“全国要都像山东省这样，农业机械化就实现了！”受山东经验的影响，会后各地掀起了大办农机工业的热潮，结果是“搞了很多、浪费很大”。

“那种状况其实是农业工业化，而不是农业机械化。”对于那段历史，陶鼎来这样评价。

中小型机具“临危受命”，农机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让农机人震惊的是这一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给前进中的农机化事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过去土地归集体所有，田块很大，适宜农机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被分割成了很多的小块，而且每一块和另一块都不相同：有的肥沃，有的贫瘠；有的在山上，有的在山下；有的灌溉条件好，有的灌溉条件差。公平起见，只能是每家分点儿好田再分点儿次田，结果就是田块极度分散、细小，即便是同一家的土地也不在一处。”谈及过往，陶鼎来依然心有余悸，“对农机化的冲击太大了！农业机械珍惜向导了用武之地：有的被变卖成钱分给农户；有的被拆开，东家分一个发动机西家分一个底座。真可谓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

陶老分析，当时农村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和主要目标并不是发展农业机械化，而是解决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出被长期束缚住的生产力，用很短时间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人口吃不饱饭的问题，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农机化事业却成为了农村改革关节点上相对而言最倒霉的一环，历史和农机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当时的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陶鼎来说，大批农机制造企业遭受冲击，最具代表性的洛阳拖拉机厂索性卖起了自行车和饭锅。眼看农机化的火种就要熄灭，关键时刻，一路援军杀入了人们的视线，那就是小型农机具。

“大家很快发现，大型机械卖不出去，但中小型机具能够适应包产到户后的家庭经营规模，还有一定市场，于是制造企业纷纷转型开始生产小型农机。依靠小型农机具，农机工业逐步恢复了元气，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业也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陶鼎来笃定地认为，小农机对中国农机化的发展称得上是居功至伟。在那个时期集中发展小型农机具，适应国情、顺应民意，是农机化逆境求生的不二选择——这是陶鼎来长期观察后悟出的第三个命题。

其实，早在20多年前，陶鼎来就窥见到了小型农机的潜力。1957年，陶鼎来参加了由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率领的赴日本农业技术考察团，重点考察农业机械的制造和使用情况。同行的还有农垦部的王云波同志和农机部的王万钧同志。考察中，陶鼎来发现日本的收割机处于研发阶段，尚不成熟，但是手扶拖拉机、脱粒机、喷雾机等小型机具技术先进、性能稳定，非常适合中国使用。等不及回国，陶鼎来在日本便给农业部去信，提出应对小型农业机械予以重视，建议被农业部所采纳，并吸收陶鼎来参与引进日本小型农机的决策活动，对日后我国小型农业机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小岗村村民签下责任状的同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影响到了包括农机在内的方方面面，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机化发展的“使用者和所有者关系的问题”，确立了农民在农机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解开了建国以来长期捆绑农机化发展的绳索。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农机化终于挨过了漫长冬夜，走进了温暖和煦的春天。

在权属问题没有明晰之前，农机是严格禁止搞运输的。有一次陶鼎来和某省农机局局长一起下乡检查工作，看到拖拉机带着拖车跑运输，局长当即把驾驶员喊住，问“你是哪个公社的，居然敢用拖拉机跑运输？”语气相当严厉。当时管理部门的思维是：农机只能用来农田作业，如果用来跑运输，田里就没有机器可用了。对此，陶鼎来认为大可不必，“农机化应该是农民需要的机械化，是以农民为主的机械化，应不应该跑运输、应该怎么发展机械化，应该由农民自己说了算。按照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来发展农机化，肯定行不通。”

在这方面，中国走了不少弯路。过去生产队需要什么农业机械，都是从村到乡、到县、到市再到省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中央，由中央召开“订货会”确定生产任务和分配指标。结果大家都不敢申报新的机具，怕使用效果不好，所以订货会开来开去都是五华犁等‘老五样’，“中国的幅员如此辽阔，农业生产条件多变，农作物种类多样，靠有限的几款机具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灵敏地反映农民需求，适应各个地区的环境差异，才能把农业机械和农机化技术推广应用开来。今天看来，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机械化，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机械化。”陶鼎来这样说道。

农业工程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是那一叶扁舟

1945年经考试录取赴美国进修的中国学子共有20人。这批青年英才归国后，有的从事教学、有的开展科研，均取得了不凡的成就。陶鼎来则一直致力于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是一名实干家。然而陶老在理论建设上的成就同样不容小觑，正是他，把发端于欧美的农业工程学科移植到了中国。“生物质能源”“设施农业”“农牧产品后期加工”……这些在今天非常热门的事物，最初都是由陶鼎来一手培育起来的。在他的苦心孤诣下，我国农业工程的科学研究和业务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回顾与农业工程结缘之始，陶老清晰地记得那是1945年，抗日战争尚未结束。陶鼎来自重庆辗转来到昆明，乘机飞抵印度，然后再从印度乘坐美国军舰抵达美国的西海岸，“当时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交火，我们只能走大西洋，整整走了31天。”同行的20个人中，有10个学农业的进了爱荷华州立大学，包括陶鼎来在内的10个学机械的学生则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系，“我很不理解，不是让我来学习机械制造的吗，怎么跑到农业工程系去了？后来才知道，农业工程就是农业上所需要的工程，农机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此外还包括水利建设、农业建筑、农业电气等等，范围十分广泛。”

           首批赴美学习农业工程的20名中国留学生   资料图片

最初，陶鼎来觉得农业工程算不上什么学问，在美国待得久了才渐渐明白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美国的农业经营规模很大，一个普通的家庭农场就能拥有几百公顷土地。这么大的一个农场应该用什么样的机器、盖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水渠……是一门大学问。农业工程专门研究这些，培训合格的称为农业工程师。农业工程师在美国很受欢迎，能帮农民做很多事情。” 

明白农业工程学科的内涵后，一个问号也随之在陶鼎来脑中成形：中国是否也需要农业工程呢？答案是肯定的。当时正值二战结束，美国迎来了又一个繁荣发展期，人民生活非常富裕。陶鼎来和同学调研发现，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但是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足够1000个人吃，农业成为美国超强国力的坚实支撑，而农业工程在推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也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认识到这一点后，陶鼎来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农业工程带到中国，让它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然而，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农业工程仅仅是一个概念。把这个概念输入到国内后，如何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呢？陶鼎来与其他7名留美学生经过反复研究，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兴建农场上头，并联名起草了一份计划书。彼时，被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位女战士”的陈衡哲教授也在美国，偶然与陶鼎来等人相识，在得知对方的想法后深表赞赏，“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不愿意到农村去，办农场尤其艰苦。你们能有此心愿，真是再好也没有了！”遂把陶鼎来等人的计划书推荐给了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储安平。文章最终发表在了由后者担任社长和总编的《观察》杂志上，成为一时佳话。

1948年，陶鼎来回国，几位在美期间共商建场大计的同学们大都有了新去向，而他依然不改初衷。与他一样坚守信念的还有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的水新元及就读于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徐明光。1950年初，华东农林水利部决定在江苏、山东、安徽分别建立一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陶鼎来欣然领命，前往江苏灌云县，率领棉垦训练班部分学员和仅有的一小批农业机械，运用农业工程的理论，科学规划、精心布局，创办起了国营东辛机械化农场。这是我国在华东建设的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当年就播种了小麦，次年获得丰收，影响很好。

1954年，陶鼎来离开东辛农场，此后岗位屡经变更，主要从事农机化研究和推广工作。当他再次牵手农业工程时，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那一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前夕，部分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学者向国家领导人建议“加强农业工程学的研究和应用”，为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所采纳，并最终写进了大会报告。在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农业工程被列为25门技术科学之一，其学术地位首次获得官方认可。

陶鼎来当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兼北方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所长，参加了大会，并受何康等领导的委托，负责主抓农业工程学的研究和建设。会后，陶鼎来邀请有关专家对世界农业工程科技发展情况和趋势进行调研，结合我国具体条件，起草了《农业工程学科发展规划》，建议国家成立农业工程的研究设计机构，并决定在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内设立农业工程研究室，开展农村能源和农业环境工程问题的研究。

197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陶鼎来任院长；当年11月，国家科委成立了农业工程学科组，陶鼎来任副组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陶鼎来被选为副理事长。成立至今，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通过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咨询活动为农业各个领域服务，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奠基作用。1992年8月，该院更名为“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时仍保留“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的名称，时至今日，依然是我国农业工程领域的第一块招牌。

                       2009年11月30日  张桃英/摄影

采访手记

九十一载时光，十来个听上去或熟悉或陌生的工作单位，一段难以用三言两语简单概括的人生——这便是陶鼎来履历表带给记者的第一感受。

自1947年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系毕业，到1986年退居二线，几乎每一两年间陶鼎来都能琢磨出点事儿来，而这些事儿，对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工程学科建设乃至农业生产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们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相契合，与中国推进农村改革的步调相呼应，与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及改革开放的鼓点相唱和，成为共产党治国经验的一个缩影。即便是1986年陶老退居二线，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他的研究指针也丝毫没有慢下来。强健的思维在他瘦小的身躯内不断生长，以一把看不见刻度的标尺丈量着中国农村那片广袤的土地。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陶鼎来始终带着理性思考来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下的农机化发展。这让他成为一位智者，看到了时人看不到的问题。更难得的是，在那个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清醒的陶鼎来并没有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坐视时代的错误，而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积极探索农机化发展的可行性途径，并最终得出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正确结论，于是就有了本文的标题“置身潮流之中，超越时代之外”。

为了保重老人家的身体，我们的采访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尚不足以完全走进老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所记录下来的也只是陶老人生经历中几个零星的片段，以及他思想河流中的几朵浪花。但是这些，已足够珍藏，足够让我们在喧嚣浮躁的时代静下心来，回顾我国农机化走过的艰辛道路，然后抬头看看远方的世界。一回首、一眺望间，或许，就能更加清晰地知道，眼下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陶鼎来简历

1920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陶胜六乡；

1938年：毕业于广西省桂林高级中学；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

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1947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系，获农业工程学硕士学位；

1948年：由美回国，在上海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机械农垦管理处工作，从事农业机械配件管理；

1949年：上海解放后，在华东农林水利部华东棉垦训练班任农业机械教师；

1959年：任江苏省国营东辛机械化农场技术副场长，被评为苏北行署劳动模范和被选为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任江苏省农林厅农垦管理局工程师；

1956—1962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北方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业机械应用修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

1962—1978年：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978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兼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所长；

1979—1986年：任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国家科委农业工程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华北平原农业项目办公室主任及协调员；

1986年：退居二线，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1963年开始：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水利学会三、四届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一、二、三届副理事长及四、五届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