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高龄的陶诗言在讨论会上

对大多数人来说，陶诗言这个名字非常陌生，而在气象学界，他却是赫赫有名。 他是上世纪40年代中央大学首个气象专业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所成员之一。1949年，他和气象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一起，留在大陆，由此开启了新中国的气象研究。

在艰苦的条件下，陶诗言结合当时的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开创了适合中国的天气预报理论和方法，为上世纪50年代初长江洪灾的“武汉保卫战”以及“两弹”试验提供了精准的气象保障。此后，他还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卫星气象专业人才。直到去世前，他依然在为我国的气象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北极阁气象所没有一人去台湾

1919年8月，陶诗言诞生于浙江省嘉兴县一个教师家庭。1938年，19岁的陶诗言离开家乡，只身到重庆，考入中央大学水利系，经过一年的学习，1939年，转到了地理系气象专业学习。

与他一起转到气象专业的还有三名同学：顾震潮、黄士松以及陈其恭，他们成为中央大学首个气象专业的学生。1942年，陶诗言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的他留校任助教。1944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代所长的赵九章到中央大学向涂长望教授求助人才，涂长望将有着极强钻研精神的学生陶诗言推荐给赵九章。于是陶诗言就来到了设在重庆北碚的气象研究所工作，在赵九章的指导下开始了气象科学研究。陶诗言也与气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胜利后，气象研究所搬回南京北极阁。1947年1月，赵九章任所长，此时的陶诗言已是助理研究员。

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接到了国民政府下达的命令：全所迁往台湾。在所长赵九章的领导下，气象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一个都没有迁往台湾，陶诗言还将气象研究所宝贵资料和图书完好无缺地运抵上海。

这时，竺可桢也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邀请，并辞去浙江大学校长的职务来到了上海。关于这一段历史，晚年的陶诗言曾作过如下回忆：

“当时中央研究院所有研究所中，只有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是跟国民党走的。赵九章所长为避开战乱，把我们所从南京搬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我们做研究持续了大约半年左右，一直到南京解放……国民党把上海、南京的图书都运到了台湾，但是气象所所有的资料、人员都留在了大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部队急需提供气象上的保障。这种形势下，中央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简称“联心”)于1950年12月正式成立。

从瑞典回国的顾震潮与陶诗言分别被任命为“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陶诗言回忆说：“那个时候气象工作的条件很差，没有气象卫星，没有数值预报，没有computer(电子计算机)，没有气象雷达……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这边的条件比在南京工作的条件还要差，工作比较艰苦……”

尽管如此，陶诗言带着他精心绘制的芝加哥学派高空图和天气图，投入到 “联心”的工作中。

精确预测天气 取得“武汉保卫战”胜利

在“联心”工作时，由于基础薄弱，气象资料缺乏，我国的天气预报工作准确率还很差。陶诗言意识到，虽然自己一直在研读国外最前沿的理论，但中国的天气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把国外的一些预报方法完全照搬使用，必须做开创性的工作，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为了亲身实践总结经验，陶诗言与顾震潮在刻苦钻研的同时，不仅为“联心”建立了完整的规章制度，还担当起天气预报员的工作。为此，陶诗言和顾震潮每天往返通信室、预报室和会商室之间，预报天气。虽然工作量大，但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预报天气的水平一天天提高，还在不断总结中，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天气预报方法。

1954年7月，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让武汉处在最危险的地位。8月，洪水水位上升到29.73米，比1931年的最高水位高出1.45米，而且这个水位持续6天。如果水势继续恶化，就要采取荆江分洪的办法，以保护工业重镇武汉。但这将会让大片农田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不分洪，很可能会造成长江决堤，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天气预报无疑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必然承担着风险。当时谁也不敢贸然作出预报。关键时刻，陶诗言果断地判定说：“洪水即将终止，长江水位不会再涨了!”8月18日，暴雨果然停止了，工业重镇武汉成功脱险。

陶诗言果断正确的预报，让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务院也向陶诗言发布了嘉奖令。

几十年后，陶诗言对当年“武汉保卫战”中自己的“首功”只用“那次预报的不错”几个字一带而过。

1957年，陶诗言与叶笃正、顾震潮3个人共同完成的《东亚的大气环流》3篇英文论文在瑞典著名的《大气科学学报》分期登载，让世界气象科学界了解到中国气象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他们在论文中提出的东亚大气环流的季节突变观点在国际上比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早了20多年，因此该论文一刊出，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他们的这一季节突变的观点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始终受到气象界的重视。后来国内外的大气环流数值试验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并广泛地为国内外学者引用。

多年后，随着我国气象科研资料的积累，气象界很多科学家又重新研究这个问题。陶诗言与叶笃正、顾震潮的这3篇论文再次引起了国际气象同行的兴趣和注意，也让中国的气象科研产生了国际影响。因此晚年的陶诗言回忆起当年这一段往事时，仍然充满了愉快和自豪：

“为提高当时我们预报员的水平，也为研究大气环流，1957年，叶笃正、顾震潮和我3个人联合起来写了3篇论文，用英文在外国杂志上面发表，阐述了东亚大气环流的特点，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搞了什么东西。当时在科学界、气象界影响很大，中国科学界说赵九章手下有3员大将。当时西方气象学界对中国不了解，文章一发，外国人很惊动，他们称苏联为‘铁幕’，称我们为‘竹幕’，认为这3篇文章拉开了中国气象学的‘竹幕’。我们在西方的名气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这个研究同西方水平比较接近，建立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声望，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气象不错……”

 

94岁高龄研究天气图 为治理房山“7·21”大雨提建议

1965年和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三部队政治部颁发的立功喜报两次送到了陶诗言家中。陶诗言为“两弹”试验担任气象保障工作的经历才广为人知。

20世纪60年代，陶诗言与顾震潮被中国两弹试验总负责人张爱萍将军亲自点将为两弹试验现场担任气象保障工作。 基地气象保障工作不仅严格而且标准高，对此，当年陶诗言曾经问过两弹试验基地主要负责人钱学森：“你为什么不用雷达来追踪?”钱学森说：“我要看到导弹升空的过程，当初东风一号导弹发射的时候，从酒泉到新疆，落地时就是要求上空没云，是为了便于观测……”

陶诗言的日记

晚年的陶诗言回忆说：“发射场上空不能有云，这个云很难预报。我到部队里去做气象保障，就是保障导弹附近不能有云，要用肉眼目测看它的姿态……那个条件很苦，我现在想，我当年是怎么完成任务的呢?”

“两弹”试验气象保障工作任务艰巨，条件艰苦，但是陶诗言以极强的业务能力和极大的责任心，一次又一次顺利完成。后来，一直到1974年，陶诗言先后十多次亲身到酒泉试验基地工作，每次一干就是几个月，陶诗言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多次为导弹试验提供气象保障。

1969年初，中国南方遭遇自然灾害，导致通讯交通中断，大范围农田作物被毁，周恩来总理立即对气象界提出，一定要搞我们国家自己的气象卫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陶诗言和他的科研组首先研制出了卫星云图接收设备，紧接着，他们开始了对卫星云图在我国天气分析和天气预报中的应用，填补了中国在卫星气象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没过几年，他们不仅设计和制造出了接收美国气象卫星的全套设备，还在全国建立了120个气象卫星接收站。与此同时，中国第一批卫星气象专业人才的队伍也在他们的培养下成长起来。

虽然在气象科学领域功勋卓著，但在平时的生活中，陶诗言是一个非常恬淡的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听音乐。他的书架里收藏了众多音乐家的传记以及整箱音乐唱片，他非常喜欢贝多芬，贝多芬的第一交响乐到第九交响乐，他都成套收藏。工作之余，陶诗言最大的享受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这些古典音乐中，物我两忘。

晚年的陶诗言依然勤奋学习，活到老学到老。20世纪90年代，他把重点放在了灾害性气候的研究上，2000年之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到了气候变化上。

2012年7月21日，房山下起特大暴雨，给当地人们带来了极大损失。此时，已是94岁高龄的陶诗言，天天观察天气图，并向专家提出了建议。12月17日，陶诗言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