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化学界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晶体化学和结构化学的奠基人，世界化学泰斗莱纳斯·鲍林的得意门生；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历经艰险，辗转回国效力；他为中国化学学科人才的培养倾尽心血，桃李满天下。他就是唐有祺，一位拥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历程评述：

唐有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南汇县，194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美国留学，195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学部哲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职1年。1951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相继开设了结晶化学、统计力学、物质结构、物理化学等课程，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5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物质结构研究室主任、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物理化学学报》主编、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职，多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项。

唐有祺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教学、研讨和开拓新的学术方向上。从科学到教学，91岁高龄的唐有祺走过了六十多年的科教人生。作为中国化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仍然精神矍铄，精力非凡，还会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去同济大学和北大走走看看，给年轻人讲授自己的人生历程。

少怀壮志 浸身墨香

1920年夏天，唐有祺出生在上海新场镇一户普通商人家庭，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了他的童年。初中时唐有祺在数理化以及英文学科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他认为自己记忆力并不差，但不太喜欢背书。而对那些需要理解后掌握的知识，学起来就比较来劲。在学到电磁效应和化学反应以及电子、原子和分子时开始颇感神秘，后来他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不能一目了然的微观世界却变得非常着迷。

1937年唐有祺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化学系。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日寇南侵，山河破碎，天下虽大，却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唐有祺在同济大学的五年，正是同济历史上异常艰苦的五年。为了坚持文化抗战，同济大学走上了内迁办学之路。同济大学从1937年9月开始，从上海到江西再到云南，三年辗转，历经漂泊，行程逾万里，足迹遍九省，最后终于在宜宾李庄找到了一张安静的课桌。

其间虽然饱经旅途颠簸之苦，但是唐有祺始终没有放松学习。当时的西南，日寇虽未染指，但也频频遭遇空袭。唐有祺随同化学系，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上课，做实验。用他诙谐的说法，就是“天上飞机扔zhadan，地上坚持做实验，zhadan扔个不止，实验仍当坚持。”

抗战胜利后，唐有祺应邀回到上海，在当时已被同济大学接收的德国医学院教授化学。在医学院短期任教期间，唐有祺静下心来细细地回想自己这几年来走过的道路。结合毕业后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深深地感到，如果将来想在应用化学方面做些不循常规的事情，还需要较高的学历和前沿知识，特别是在涉及固态问题时，原有的知识和技术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于是1946年秋，唐有祺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他决定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他离开祖国，远赴异邦，开始了对他人生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另一段征程。

海外求学 携艺还乡

1946年秋，时年26岁的唐有祺远赴美国求学，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进行深造。唐有祺师从世界著名化学家，两届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教授，主攻X射线晶体学和化学键本质，旁及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鲍林对这个聪明又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人偏爱有加。五年的加州时光，唐有祺从鲍林那里学到了结构化学的前沿知识和精髓，也受到了创新意识和社会意识教育。在各种场合，唐有祺不止一次地说过：“师从鲍林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1950年，唐有祺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所研究的是当时化学界最前沿的生物大分子结构理论，极有可能获得重大突破。虽然国外的前程似锦，但是充满生机的新中国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的吸引着他的心。

此时也正值朝鲜半岛上战火越烧越旺，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新中国，极力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1年春，回国的正常途径已被堵塞。唐有祺非常焦急，他预感到将来归国的路会更加艰难。他当机立断，决定中断只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提前回国。导师鲍林知道后，极力挽留他，但是唐有祺真诚地说：“虽然中国的条件要比这里艰苦，但毕竟是我的祖国。中国的化学研究水平和美国存在很大差距，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回去，争取弥补这些差距。”

得知唐有祺决心已定后，鲍林决定伸出援手。在导师的帮助下，借助国际晶体学联合会7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二届大会，唐有祺从已经和新中国建交的瑞典获得签证。在欧洲短暂逗留后，唐有祺冲破重重障碍，绕道瑞典、英国、荷兰、法国等地，历经一个多月，终于在1951年8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学科奠基 一派之长

在唐有祺回国之前，晶体化学和大分子结构研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唐有祺在资金缺乏、仪器设备不到位、人才稀缺的条件下，硬是建立起晶体结构研究和生物大分子研究的体系，把中国化学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

1955年，受我国X射线晶体学研究前辈陆学善先生的邀请，唐有祺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兼职，筹组单晶结构分析工作。随后，他们将北京大学、中科院应用物理所、中科院化学所的人力和物力结合在一起，建成了X射线衍射实验室，开始研究化学中涉及固态的很多问题，并测定了我国第一批晶体结构。晶体化学和结构化学，这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高深莫测的科学词汇，但是很多人都不陌生的是，在我们的自然教科书上，写过这样一项科学世界纪录：1965年9月，中国超过美国、联邦德国等竞争者，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人工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这项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来自北大和中科院等单位的科研队伍，而唐有祺的奠基工作功不可没。

文革期间，唐有祺作为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学者，受到了种种怀疑和不公正待遇，批斗大会上，他成了“反革命”、“卖国贼”、“美国派来的特务”。面对汹涌而来的政治浪潮，唐有祺始终保持着一位学者的淡定与从容。白天被批斗，晚上还照样争取时间创作学术著作。“我相信，任何困难都不是不能克服的，动荡的日子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十年文革期间，唐有祺竟还编纂了三部学术著作，其中《统计力学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在世界化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

严寒过后，终于等到春天。粉碎“四人帮”后，唐有祺以其卓越的成就，于1980年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80年代末，唐有祺筹划以“生命过程中的重要化学问题研究”为题，申请国家攀登计划项目，这个课题最后成为“八五计划”重点基础项目，唐有祺被聘为首席科学家。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唐有祺兴致勃勃地说：“这个项目只是一粒种子，我们只是播种者，我们期待的是在墙内墙外开花结果。”

授业传道 广塑栋梁

几十年来，唐有祺似乎只有两件永远做不完的事，一是科学研究，另一个就是培养人才。他常常说：“学者就是学者，应该恪守为学之道和为师之道。”

唐有祺关心正在启动的项目成败，更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作为项目的主持人，他的目光放得很远，“五年里希望做出成果，应该是令国际瞩目的成果。并且通过这个项目在化学界培养一个比较有组织的核心队伍，把一部分人分到分子水平以上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去”。注意成果，更注重人才的培养，表现了这位科学家的忧国忧民和远见卓识。

在教学中，唐有祺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为给石油化工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准备教材，唐有祺亲自到石油化工厂了解情况，获得对生产流程及一些关键的化工问题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实例阐述了流动型式、传热和传质等环节对工业反应器中化学反应进程的影响，编著了《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后来又在充分体验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编著了《相平衡、化学平衡和热力学平衡》。

为人师，唐有祺几十年来教给学生的不仅是晶体学概念和知识，更是治学风范。他重视年轻后备人才的培养，而这其中，更看重学生的人品。他常说，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应该是无德之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追求，就必须首先有健康的动力和抱负。科研人员在特定的时期就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脚踏实地，不能急功近利。

唐有祺和夫人张丽珠堪称是珠联璧合，比翼齐飞。这位被誉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院士夫人，如今也已经90岁高龄，他们半个多世纪一直不离不弃，携手到今天，成就了一段佳话。唐有祺，这位永葆一颗赤子之心的老科学家，一如他当年义无反顾回国时那样，把全部的学识和热情，都投入到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无怨无悔。

《中国国门时报》